为了缓和与J乱禊集团的矛盾，雍正先是将这位“八爷党”的魁首封为亲王，后又任命他为四大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四大重臣中，除胤禊外，十三爷怡亲王胤祥、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都是雍正的心腹悍将。以胤禊之机智，自能悟出其中的禅机，故当追随者到他的府邸庆贺时，胤禊却一脸忧色，心虑重重地叹道：“何喜之有，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领耳！”历经了痛失皇位的巨大痛楚后，胤禊遂将一腔无名怨恨转嫁到雍正身上，并始终把自己放在与雍正势不两立的位置上，处处给雍正以难堪。为了发泄内心的仇恨，胤禊无故杖毙护军九十六人，引起举朝震惊和公愤。这一悖逆的丑行，终于为他圈定了既定的坟墓。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胤禊以四十条弥天大罪，被革去黄带子并除宗室籍，令其自改名“阿其那”，休其福晋并将他永远圈禁。处于此等凄惨境地的胤禊，在狱中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狂妄地叫嚣“活一天干一天，一直干到死了算”。可惜豪言壮语毕竟不是死神的对手，几招过后，阿其那终于突患呕哕病，不明不白暴死狱中。随着阿其那的死去，屹立于朝中二十多年的八爷党终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八爷党的骨干成员，后又改投胤褪的皇九子胤禧，最终也没有逃过既定的劫数。雍正即位不久，按“行军必派王公前往”的祖制，令时为贝子的胤禧驻守西宁。这种变相的充军，使胤禧大为光火，竟有抗旨不遵之意，及至去西宁任职，更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俨然以九王爷自居。雍正闻讯，勃然震怒，下令夺其爵位，就地圈禁。不久，又从胤秸回复胤截的信中，查到当初篡位不力，“事机已失，悔之无及”等大逆不道的字样。雍正一怒之下削其宗室籍，革去皇室成员标志黄带子，令其自改名“塞思黑”，开列大罪二十八条，并派亲信侍卫胡什礼把塞思黑用三条铁链锁拿回京。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八月，塞思黑突患腹泻，暴死于归京途中。至于胤禧的死因是否像野史稗闻中所渲染的那样光怪陆离、神秘莫测，恐怕又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了。
胤硪因参与八爷党密谋夺嫡而痛遭康熙叱责，后来稍稍有所收敛。康熙驾崩后，泽卜尊丹巴胡图士克图千里迢迢来京叩谒圣祖高梓，不幸染疾死去。雍正委派胤硪护送其灵龛回喀尔喀。行至张家口，胤硪突然托病不行，又私与胤禧飞骑传书，泄露朝廷秘密。事情败露后，胤硪被革去王爵，锁拿京师，永远圈禁。
胤褪比雍正小十岁，虽然是一母同胞，却形同路人。当年胤禊因谋嫡而被锁拿时，胤褪曾舍命力保，康熙一怒之下，竟要手刃此等不肖之子。雍正登基后，胤褪不仅处处与雍正为敌，而且公然怀疑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对雍正横加指责，肆意诋毁。在极度失望和实在不能容忍的情况下，雍正一咬牙把他发往东陵，让他守着死人骨头打发时光。不久，又念及骨肉亲情，晋升他为郡王，但胤褪压根儿不理会这份虚情假意，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五月，蔡柩玺投逆书于胤褪，书中狂妄地宣称：“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公然拥立在马兰峪守陵的胤褪为皇帝。此等惊天大事，胤褪竟然儿戏般压住。雍正闻知后，天威震怒，下令将胤褪锁拿，一囚就是十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敌对的皇子们或被充军圈禁，或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从而完全失去反抗能力后，雍正的剑锋，终于无可避免地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既然他们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本不该知道的秘密又知道得太多，让他们继续活下去，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了。
隆科多是满洲镶黄旗人，为佟佳氏、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康熙临终时，担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兵统领，掌管京师的卫戍部队，曾为雍正即位立下赫赫功勋。雍正继位后，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官至吏部尚书，成为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向以慎重著称的隆科多，初时尚能自律不贪，秉公执法，但随着权势和地位的日渐巩固，其独断、专横、贪婪、暴虐的秉性终于不可遏止地进发出来。在吏部，大小官员对他莫敢仰视，公事唯其命是从，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私下称之为“佟选”。就在他自恃皇亲贵戚而忘乎所以、腾云驾雾之时，雍正冰冷的剑锋，正无声无息向他逼来。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以其子玉柱行止恶劣为由，夺官由隆科多管束，与此同时，雍正又以谕旨的形式申饬隆科多“结交专擅，诸事欺隐”，命他交回御赐四团龙补服，拔掉双眼花翎、黄带、紫辔。后又以扰乱政事为由，削夺隆科多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贬往阿兰善等地修城垦地。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隆科多唆使家奴牛伦挟势索财，事发后，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免吏部尚书之职，发往阿尔泰充军。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以罪四十一款被召回，囚禁在畅春园边临时搭建的三间小房内。
自畅春园不幸卷入皇位争斗的漩涡后，尚以诸葛孔明自居的隆科多，曾心怀不安地对他的心腹半隐半明地说过：“白帝城托孤之日，便是死无葬身之时。”他的预感，不幸得以应验。雍正选择畅春园圈禁隆科多，并最终使他不明不白地死去，是有意刺激还是偶然巧合，恐怕永远是埋藏在两人心中的秘密了。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朝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总督。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封定西将军，戡平西藏叛乱后，加封川陕总督。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出任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后至西宁督师，与岳钟琪共讨罗卜藏丹津叛乱，一战功成。像隆科多一样，年羹尧也是皇亲国戚，他的妹妹年氏在雍亲王府时为侧妃，雍正即位后册封为贵妃。
年羹尧虽然战功赫赫，但喜怒无常，性喜杀戮。在西宁时曾强占蒙古贝勒七信之女，斩杀提督、参将、兵丁不计其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赴京面圣时，竟强迫山西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迎跪送，到京师后，王公大臣奉迎郊外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傲然策马而过。更有甚者，在雍正面前大模大样地坐下，无人臣礼。不仅如此，年羹尧还结党营私，挟功僭上，将心腹胡期恒荐为陕西布政使和甘肃巡抚，把家奴桑成鼎堂而皇之地提升为布政使，魏之耀晋为副将。经年羹尧铨选的官吏，人们私下称之为“年选”。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召见胡期恒后，雍正直气得浑身发抖，胡子根根倒竖，缓过劲儿来，切齿咬牙地说道：“此鸟人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其属卑鄙！”发泄一通后，又在年羹尧奏折上恶狠狠地批注道：“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般东西，岂是你年羹尧在朕前保荐巡抚之人，岂有此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雍正已在心中埋下了对年羹尧仇恨的种子。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雍正以“怠玩昏聩”为由，罢免年羹尧川陕总督之职，改授杭州将军。年羹尧移驻杭州后，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耀武扬威，欺男霸女，无恶不为。雍正闻讯，一怒之下罢其杭州将军职位，贬为闲散章京，让他去看守城门。年羹尧虎死不落架，黄马褂一套，挎刀在城门一站，市民百姓皆鼹于年大将军虎威，不敢出入。同年十二月，年羹尧被锁拿京师，经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定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忌刻罪六、残忍罪四、贪黩罪十八、侵蚀罪十五，共九十二款大罪。雍正命令年羹尧自裁，父兄罢官，亲属充军，妻子儿女给披甲人为奴。
功勋赫赫、风云一时的一代枭雄，就这样从肉体上永远消失了。
按照传统惯例，新君即位后首先颁布登基恩诏，大赦天下并豁免官员“亏空”，从而使各级官员感恩戴德、倾心向主，但“豁免亏空”这一条却被雍正死死卡住。他对身边的大学士们说道：“豁免亏空，只能助长贪婪之辈的侥幸心理，他们不会自知警戒的，还会一如既往地侵吞钱粮，若不治他们个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他们是不知马王爷三只眼的！”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初一日，正当举国上下沉浸于新年的欢庆吉祥时，紫禁城却一连发出十一道措词严厉的谕旨，雍正历数官场种种积弊后，发誓“整纲饬纪，澄清吏治”，誓与贪官污吏周旋到底。没过几天，又借着这股狠劲儿，正式下令全面彻底清查全国钱粮亏空，并言辞咄咄地宣称：“各省凡有亏空，务必在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不补足，定当从重惩处。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天语纶音一出，清查大军迅速出动。十三爷胤祥以亲王身份接管户部，全线协调清查事宜，但雍正还有些不放心，临行之时，再次为胤祥壮胆：无论是王公亲贵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查到底绝不手软，天塌下来由我替你顶着！胤祥领命后，坐镇户部，昼夜突击清查账目，严令自尚书以下司官及所有办事人员不准跨出户部大门半步。几天下来，仅蜡烛就用去了几箩筐。最后查实，户部库银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闻讯大怒，严旨斥责户部历任官员，命他们砸锅卖铁也要补足亏空，否则将予以严惩！户部首战告捷，胤祥又移师各部院衙门，清查的结果越来越令人惊奇：几乎所有的皇亲国戚均与亏空案件有直接的关联！雍正再次震怒，令他们悉数赔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随着清查的继续深入，又查出胤掏掌管的内务府亏空严重。雍正丝毫不念及手足之情，让他一文不缺地予以补足。胤构欲补无银，求告无门，无奈只好将家中值钱的古玩珍宝统统搬到大街上变卖。但毕竟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雍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派人抄了他的家，以家产抵补亏空。
看到皇帝动了真格，地方上的大小贪官自知祸不能免，立即把家产分散埋藏，妄想躲过这场来势凶猛的劫难。已经晚了，清查大军不惜掘地三尺，上查祖宗三代，“令赃银无处匿藏”。这一招可苦了大小贪官，一听“抄家”二字，禁不住浑身惊悚，眼前发黑。一番穷追猛打，功绩赫赫，而雍正也由此赚了个“抄家皇帝”的美号。
火耗，是贪官污吏们借机生财的又一途径。因百姓交纳赋税多用碎银，熔铸加工银锭的过程中免不了自然损耗，于是贪官们以火耗为借口，每两加收四至五钱，心黑的竟然一两正税加收一两火耗，使穷苦无助的百姓不堪重负、苦不堪言。雍正察知后，将所谓的“火耗”悉数充入国库，以此支领公事开销，填补亏空并作为官员们的补贴——此为雍正首创的“高薪养廉”制度。
有清一代，官吏们的俸禄极低，一品总督的年薪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县令们则更低，只有四十五两银子。仅凭这一寒酸的收入，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雍正当然也不愿看到臣子们捧腹办公，必要的体面还是需要维持的。于是独创“高薪养廉”之制，以养廉的名义补贴给他们大笔的银两，希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不要再生什么非分之想。养廉之银远远高出官员们的年薪俸禄，像总督一年可领取三万两，超出正俸的百倍以上。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皇权承袭一直备受瞩目，除了偶有例外，都是公开建储，预立太子。康熙也效仿汉制公开立储，不料却引发了几近半个世纪的争储风波，自己也被折腾得心力交瘁，死去活来。
雍正继位后或者更早些时候，就立誓革除这一流弊。为避免因争夺储位而可能引发的同室操戈，骨肉相残，雍正独创出秘密立储法，即不公开宣布皇太子，而是将太子的名字放在密匣之内，等皇帝辞世后，由遗诏中指定的大臣当众开启密匣宣读，然后嗣立为君——这一招数可以使所有的皇子不敢过于放纵，又使所有的大臣欲投无门，不至于像康熙朝那样围绕“太子党”而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满朝文武聚集一堂。在几百双惊奇目光的注视下，雍正将储君之名密封于匣内，然后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十三年后，当雍正驾崩的次日，这一密匣才由当朝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共同开启——储君是皇四子弘历，即日后赫赫威名的乾隆大帝。这一秘密立储之制，一直延续到道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