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过后常常是瘟疫流行。《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有“洪水袭击天津”一节。其中说道：“当洪水终于退去时，咪哆士道（今泰安道）已经被臭烘烘的泥浆和垃圾覆盖。一两只死狗躺在地沟里。天气又变得酷热难当，那种臭味也更大了。头几例霍乱在报纸上报道出来，然后是更多的病例。霍乱如火一般蔓延，整个天津都被它点燃了。街上已经有人死去。妈妈带着我们到法租界的巴斯德化验所打霍乱预防针。化验所外面，许多中国人排着长队站在那里，而外国人有一个专门的入口，所以不用等很久。”该书作者为英国人布莱恩·鲍尔，他从1918年出生到1936年去伦敦读大学一直生活在天津。从布莱恩在天津的时间来推断，书中记述的应当是1924年的那次大水。可以想象，租界地尚且如此，“中国地”的老百姓又会面临怎样的惨状呢？
令人不解的是，天津仅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经历过一次防洪抗灾之后，便成了“旱鸭子”，别说是发大水，有些年月连老百姓吃水都成了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引滦入津、引黄入津，最后又引汉水入津。天津与“水”的缘分越来越浅了。当年在和平路路东两座楼房的墙上嵌着两块瓷制的长方形的小标志牌，每块距地面都有一人多高，上面写道：“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最高洪水位，永久纪念标志，建设总署。”牌的中间有一道横线，上部为白色，下部为蓝色，这是告诫世人1939年的那次大洪水已经漫到这个高度，人们得从二楼的窗户上船啦，让人们永远记住天津历史上那悲惨的一页。以前我每年也都去看看那标志牌，为的是警示自己，不忘过去。可如今天津人却被缺水所困扰，这无疑是对今天人们的一种挑战。
鼓楼建于明弘治二年（1491年），是改天津城的土城为砖城之际同时修建的。初名钟鼓楼，后以钟代鼓，晨昏叩一百零八响。清末学人张焘在其所著《津门杂记》中说：“楼居城中，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砖穴最古。一悬大钟，晨昏各撞一百八杵。城门早晚启闭，以钟鸣为准，历有年所，声闻十余里。”
炮台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总共建了七座，分布在天津四周，即所谓“七台环向”。清初诗人张志奇把“七台环向”列为“津门八景”之一，且做诗曰：“畿辅岩疆有驻师，七台棋布自崔嵬。时清无复惊烽火，尽日灵风卷画旗。”三岔河口处的那座炮台，是天津七座炮台中的一座。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名镇总兵徐道奎将其改建。炮台围墙高2丈，周围长2.3丈，并建了一座高达5丈的瞭望塔。这在当时的天津，也甚是雄伟了。
铃铛阁建于明万历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七年（1579年），是城西稽古寺内的一座藏经阁。楼高二层，画栋雕梁，飞檐漫卷，高大雄伟，气势不凡。在阁的飞檐下，密密麻麻地悬吊着小巧精致的铜铃铛。每当微风吹来，铜铃摇曳，便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声音悠扬悦耳，忽高忽低，像一曲美妙动听的乐章，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需要说明的是，天津人将铃铛阁的“阁”字念做gǎo，而不念做gé，其他如水阁、北阁等也一律念做gǎo。我小时候住在锦衣卫桥附近，锦衣卫桥大街的西端旧时建有一阁，阁下有一水会，人们说“水会在阁底下”，这里的“阁”也念做gǎo。阁字如用在别的地方则另当别论。比如华七爷是阁丞，这就得念做gé了。
旧时天津人只要一提起鼓楼、炮台、铃铛阁无不津津乐道，这“三宗宝”甚至挂在老年人的嘴边上。有人曾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说道：“似乎全世界的城市，就为了没有这三宗宝，全不敢和天津媲美似的。”遗憾的是，老天好像成心与天津人作对，“三宗宝”居然全都遭到厄运。光绪十八年（1892年），铃铛阁因附近木厂失火而被殃及，最终被大火吞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仅存的三岔河口炮台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被拆毁。如今天津还有一处地方叫炮台庄，炮台的遗迹不见了，仅仅留下一个地名。鼓楼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民国时有人登上鼓楼，记述了当时的惨状：“鼓楼上面的屋宇已经都破得不像个样子，走道上长满了蒿草，屋顶上筑着燕子窝，窗子上没有玻璃，风来风过，满楼一片萧条凄凉，看着真让人有点‘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觉。”我生也晚，未能一窥鼓楼的“尊容”。等到我成年时，天津的这一宝也已不见踪影，鼓楼的位置是一片平地。
平心而论，天津人将鼓楼、炮台、铃铛阁视为珍宝并引以为荣也并非毫无道理。“三宗宝”均建于明代，且如此美轮美奂，高大雄伟，又具深厚的人文积淀，对于建城几百年的天津卫来说的确算是标志性的名胜古迹了。假如它们能“活”到现在，说它们是代表天津地方文化的“国宝”级建筑一点也不夸张。今天，炮台和铃铛阁看来是不会再恢复了；新建的鼓楼也不是旧迹的复原，而只是一座仿古建筑，并不具备文物价值。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有人说：“无论在哪一国，得风气之先的总是临海的城市，这就叫得天独厚。”北京作为封建古都，其王府、四合院之类的传统建筑，天津无法与之比肩；但天津是个“洋气”十足的城市，除了那密布的租界，超前的理念，西化的生活外，最直观表达这种洋气风格的，就是异彩纷呈的小洋楼。漫步在小洋楼集中的五大道、中心花园、意式风情区，能够领略到英国建筑、意国建筑、法国建筑、德国建筑、西班牙建筑的风情，真像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从建筑流派和风格上看，天津的洋楼包括：西洋古典复兴式、西洋古典折中主义式、哥特式、罗马风式、英国都铎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浪漫主义式、简化古典主义建筑及“维也纳分离派”式、尼德兰式、西班牙式、英国半木料式、象征主义建筑、第二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式、带有孟莎屋顶的法式建筑、俄罗斯式建筑、现代建筑式、中西合璧式，等等。有统计资料显示，北洋政府时期的5位总统、1位执政、6位总理、21位总长、16位督军、4位省长、清朝遗老遗少19位、旧军政要员15人都曾在天津小洋楼居住，这还不包括一些工商巨子、学界名流。
今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南京路以西的地区共有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五条重要的道路，天津人俗称“五大道”。这里在历史上曾是英租界的“墙外推广界”。从1920年到1926年，英租界工程部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洼修路，决定在此建筑高规格的住宅区。英商先农公司、比商仪品公司以及一些中资公司纷纷抢滩，承建房屋。仿佛一夜之间，这里便冒出了两千多座不同风格的花园式楼房宅邸。别看这里的建筑都是小洋楼，但20世纪前半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部分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又是旧租界所在，所以，许多北洋政府的政客们在下野后都选择在这里购置房屋，置一些不动产。“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于是，冒险家的乐园竟成了许多人争相猎奇的场所。虽然在这个地方很少能够听到枪声，但在这片区域的洋楼中密谋好的事情，却可以让近代中国硝烟滚滚。天津有“北京前台，天津后台”一说，小洋楼里的一声响动，一次密谋，居然能改变中国的局势。
意租界在天津市区的海河北岸，属于今天的河北区，这是一片具有鲜明意大利风格的庞大建筑群，现在人们称之为“意式风情区”。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那独特的建筑、优美的景观和深厚的文化所折服。专家们评论：“这里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作为‘世界建筑博览会’一道亮丽的风景，其观赏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不言而喻。”一些外地游客惊叹：“真没想到，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片完全是西方异国情调的神奇土地！”从建筑上看，这里几乎囊括了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构，其中有反映文艺复兴思潮的巴洛克、罗可可式建筑，也有在“新建筑”运动期间出现的强调功能、净化造型、注重经济的欧美现代化式建筑。马可·波罗广场周围的房屋则更具典型的罗马风格——凉亭圆拱并饰以爱奥尼克式柱廊。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该地区现存各类小洋楼76栋，建筑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是近代意大利在境外保留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也是构成天津“世界建筑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往往将天津与其他带有“洋味”的大城市作比较，以为天津小洋楼不一定是中国“最高级”的。其实这是误解。天津有英、法、德、美、日、意、奥、俄、比九国租界，租界地的数量在全国第一，各国建筑各具特色，小洋楼千姿百态，这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与上海滩比起来，天津小洋楼多数是民居，体量未必很大，但风格别致，数量多，这正是天津的特点。我曾读过清末浙江籍学者孙宝瑄（1874—1924）的《忘山庐日记》，因其兄孙宝琦晚清时供职于天津，孙宝瑄常往来于京津间，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天津的小洋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与友人一同信步于天津租界之街市，目睹那一幢幢充满浓郁异国情调的颇有气势的西式洋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说：“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他还将天津的洋楼与上海的洋楼作了比较，感到天津的洋楼较上海的更为整洁、集中和多样。他说：“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又说：“盖上海惟黄浦滩及律师路一带稍洁净，此外则阗嚣庞杂，不免厌人，但道路略平坦耳。”从《忘山庐日记》来看，孙宝瑄也曾多年寓居上海，他对津、沪洋楼的评价恐非信口胡言，想必当时也是通过对两地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京油子，卫嘴子
说北京人是“京油子”，北京人会非常反感，说天津人是“卫嘴子”，天津人反倒露出几分自豪，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天津人的这一“别称”——“卫嘴子”颇能勾画出天津人的性格特点，打开天津人的心灵之窗。
“卫嘴子”有两个意思，有人认为这是说天津人爱吃、讲吃、会吃。但多数人认为“卫嘴子”是说天津人爱说、能说、会说。
天津卫依水而建，依水而兴，漕运发达，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语言的交流必不可少。同时，天津作为北方的重要码头和商埠，商人们为了解信息，招揽生意，大都练就了能说会道的真功夫。时间长了，便形成民俗，老少爷们凑在一起就说天道地，这当是“卫嘴子”的由来。
说话，可说是天津人的一大乐趣。没有指定的话题，没有预定的议程，衣食住行，亲朋近况，往年旧账，山南海北，说起来没完。过去天津大杂院的妇女，提条板凳，坐在大院里，也不必有人开头，见面就聊起来，一直聊到该做饭了。午饭后稍事休息又出来，再一直聊到黄昏，边聊边随手干点家务活。其实这种“聊”也是邻里之间联络感情的纽带：以前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一家有事情，全院帮忙，这种“热乎”的感情，就是在聊天儿中建立起来的。
天津人说话干脆利落，很少“弯弯绕”，且又诙谐、幽默、逗人。其中最典型、最活跃的要素是幽默。例如“赵老二扛房檩——顶这儿了”，“刘二爷剥蒜——两耽误”，“茶壶煮元宵——肚子里有吐不出来”，“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子”，“蹲在茅房敲堂锣———臭美一铛铛”，等等，都体现出天津人敞快而幽默的性格。天津人说话还常带点儿“自我调侃”的成分。走路跌倒了，又是跌倒在泥泞里，天津人不往别扭上想，“老头儿钻被窝”，哈哈一笑，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赶路是正事，冲着泥坑犯凶，没用。世代相传，天津人磨合了一种活法，高高兴兴，乐乐和和，不说不笑不热闹，说说笑笑度时光。有位外地朋友说，天津话本身就有趣，一篇文章，用普通话朗读并不觉得好笑，但用天津话来读，就觉得很好笑。天津人说话“倍儿哏儿”。
“卫嘴子”极少“正经八百”，而多是一些“没正行”、“没正文儿”的话，有时甚至“水分”多多。天津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哪儿说，哪儿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津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从来不负任何责任。说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说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谁也别和天津人“较真儿”。这样，天津人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有些外地人认为天津人说话不牢靠；但对于天津人来说，语言的含金量并不很重要，语言自身的价值在于它的能量。说得明白些，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死人说活，就是语言的力量，说不活，语言就毫无意义。有人说，天津人的能说，说的尽是“闲白儿”，真正关乎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话题，天津人一概谈不来。过去天津有一种职业叫“跑合儿”，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经纪人；牵线搭桥，拉纤撮合，干此行当者，乃天津人的长项。“卫嘴子”还能活跃气氛，沟通感情。与“卫嘴子”在一起，特别开心，长途旅行，无论多远的路，只要天津人一“白话”（“话”读轻声，胡说、乱讲的意思），不知不觉地就到地方了。
清朝老码头，混混乱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