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以后，部分明末遗民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宁甘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他们中间有不少的著名诗人，其中顾炎武等，诗歌创作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他的诗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表现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这一时期王夫之、黄宗羲、屈大均的作品也反映出这一思想。乾嘉时期，对诗坛有很大影响的主要有沈德潜、厉鄂、郑燮、袁枚等人。鸦片战争之后，许多诗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立场，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散文
我国散文的真正开端是《尚书》，它是有关商周时期历史的文献纪录，已有了一定的文学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春秋》、《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和《论语》、《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散文。此外，《荀子》、《韩非子》等也是中国早期论说散文的重要代表。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西汉末年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但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中期，适应时代政治与思想斗争的需要，韩愈、柳宗元等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革新运动，刘禹锡、白居易、樊宗师等也为之摇旗呐喊。韩愈等人极力主张“文以载道”，强调创作的政治目的。韩愈的代表作有《师说》、《柳子厚墓志铭》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较有名气，《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就是其代表性。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康有为、梁启超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小说
我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依据，也往往被涂上神话色彩。他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比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就明显的反映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做斗争的意志。
《史记》开创了我国记传体文学的先河。是一部具有浓烈色彩的传记文学名著，如《廉颇褛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的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英雄勇敢的性格和高贵品质。《史记》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造有一定影响。《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千百年来在人们中间流传，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提供良好的借鉴。特别是他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的优秀小说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我国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才具规模，开始繁盛。这时，写作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盛况。这个时期的小说，就其内容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异闻琐事的“轶事小说”。
这时期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魏曹丕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旬氏的《灵鬼志》，甘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焱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学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甘宝《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轶事小说的集大成者是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是其代表作。《世说新语》是写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轶事琐语的笔记小说。此书不仅保留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而且语言简炼、文字生动鲜活，又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便得到历史文士阶层的喜爱和重视，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在这段时期的轶事小说中，还有记述诙谐言行而富有讽刺意味的《笑林》、《解颐》、《启颜录》等。可惜大部分已经失传。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小说称为“传奇”，今存唐代传奇小说，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90篇，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宋初李昉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其它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中也收载了一些。
唐代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传奇创作的作家，促进了小说在艺术上的丰富和提高，对后来宋元戏曲、白话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
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到宋元时期才渐趋成熟。在宋汴京、杭州等工商业繁盛的城市里，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他的出现，说明各种伎艺的交流和它们的艺术水平的不段提高。比之唐传记和变文，话本的体裁有它的特色。说话人为延迟正文开讲时间，等候听众，并稳定早到听众的情绪，因此汲取变文里押座文的经验，在正文开讲前吟诵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叫做“入话”。这些诗词、小故事大都和正文意思相关，可以互相引发。说话人为渲染故事场景或人物风貌，往往在话本中穿插骈文或诗词。话本结尾又常常用诗句总结全篇，劝戒听众。这些地方还残留着说唱文学的遗迹。
“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小说”多就现实的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些活泼，因此最为观众所欢迎。现存的“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最多，成绩也最高。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并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反抗斗争的坚决和勇敢。《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