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公是公，非是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朱光潜（1982年3月）
对于沈从文先生的文学成就，人们较了然，但对沈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的卓越成就，所知不多。
沈从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埋头于对中国传统文物、民俗艺术的研究整理，并且写下了皇皇巨著，其中包括：《中国丝绸图案》（1957年）、《唐宋铜镜》（1958年）、《明锦》（1959年）、《龙凤艺术》（196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等。
近30年来，沈从文长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浸淫于浩如烟海的古文物之中，套沈老的助手、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亚蓉女士的话说：
“他（指沈老）天天在陈列室、库房文物堆中转来转去，对千万种文物，一一细加探究。以一幅社会风俗画为例，大到人物服饰、家具器用、人事习尚以及作画材料；小至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曲一伸，无不充满兴趣加以注意，他完全融化在文物考察之中了。”
沈老在研究中国服装史的同时，搜集了不少文物资料，其中包括古人的发式、古代的家具、各种织物、皮革制品等。令人吃惊的是，沈老穷他的晚年，同时研究40个专题。
沈老，不愧为艺海淘珠者！
若果不是后来中风，若果天假以年，沈老对中国文史工作的贡献，将更辉煌厥伟。沈老在逝世前，曾把自己所收集的成百件漆器捐给了北京大学，把多年珍藏的纺织品、陶瓷和书画捐给了工艺美术学院和博物馆……他悄悄地走了，在奉献自己一切之后，在掬尽一腔赤诚之后！在悲悼的日子里，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对沈老的文史研究工作，作一次回顾吧……清点文物80万件沈从文先生长期在博物馆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那时还在天安门里面，午门上面是陈列室的一部分，他办公地点就在天安门的两朝房。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研究的文物比较杂，不光是研究服装，而且对历代一些工艺技术、文物制度等问题，也比较留意。沈先生研究文物，并不是解放后才开始的，解放前他在搞文学的时候，对历史和文物方面的兴趣已经很广泛了，曾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古书画法评论和考证的文章。1946、1947年就写过一篇《展子虔〈游春图〉》的文章，大胆指出这不是隋代的作品，他在这篇文章里作了大量详尽的评论和考证，才得出这个结论，他指出：这可能是唐人的《游春山图》。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关于书法的评论文章。1949年后才专心从事文物方面的工作。他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即是长期以来他对老北京古董店比较留意和注重。特别是1949年后，“三反五反”期间（1953年前后），那些古董店检查的文物，有80万件之多，沈先生被指派做这些文物的整理、清点分类工作，因此，他对文物方面的具体知识积累得比较多。此外，他在故宫看了很多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书画，当时还跟张珩先生（中国著名书画鉴定家，已去世）共事过。
座右铭：博闻约取
平时历史博物馆整理库房的东西概由他亲自过目，他往往埋头其中做研究。沈先生深谙要做一个好的历史博物馆员工，先要做一个合格的讲解员，能够给各方面的人进行讲解，就要懂得很多方面的知识，他给自己立的座右铭是：博闻约取。
当博物馆讲解员既要有这个特点，他就拿自己做试验，充任讲解员。沈老的助手之一王孖跟他的认识，就是在博物馆里面。王孖一次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不知那个讲解员就是沈从文，他陪着王孖看了一个星期博物馆的文物。沈老的讲解，是因人而施的。平时他应付各方面的人，包括工农兵、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当面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参观者，他要讲到什么程度；而对一般群众，他应该怎么讲；这些他都做了不少摸索，并且有一套应付办法。当年王孖参观时，对文物一点都不懂，有时候一个问题，他会讲很多遍，务求解释清楚为止。这样，王孖慢慢跟他混熟了。七八天以后，参观完了，临到分别时，王孖才请教他的姓名，他回答说：“沈从文。”王孖方大梦初醒，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先生！王孖觉得沈先生陪了他那么多天，很过意不去，便常常到他家里串门，大家交起朋友来了。
钻研达忘我境界
过去沈先生在博物馆，中午往往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午饭随便买点面包或买串香蕉，吃完了又继续看。他对研究工作是身体力行的，常常把自己关在库房里，管理员中午下班时，就把门锁起来，把他也关在里面，他还懵然不知。待管理员回来上班开门时才发现他被反锁了，忙不迭地说对不起，但沈先生还不知道为什么管理员要道歉呢！他对钻研，已完全达到忘我的地步。
沈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亲自写说明卡片，他写卡片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做资料卡片，写了之后要分类，要存起来，将来要整理编排分类。但他写完就扔下，强迫自己记熟。他写一遍就强记在脑子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这是与他的勤奋和锻炼分不开的。所以，一幅画给他过目后，他就能记得清清楚楚，例如整个内容是什么、有多少人物、穿什么服饰，连桌子上、凳子上有什么东西，属于哪一派、哪一系统，他都能了然于胸中。
此外，沈先生看画的时候，常常和别的画联系起来，一进脑子里就排列起来，互相比较。他虽然没有学过自然科学，但他的方法是很科学的，把一些问题高度系统化。他往往把新看到的一件文物，放到脑子里一个“坐标”里去衡量，把纵的、横的关系都搞清楚后，便可以作出判断，决定这东西应排列在哪一个位置上。就拿个“马镳”
（马嘴两边有两个东西夹住，这东西就叫马镳）为例吧，这个东西，商朝时是圆形的，战国时是圆角形的，到西汉以后改为S形，跟着还出过多种形状。在沈先生脑子里都有各种蓝本，所以一旦他看到马镳，就把它在脑子里排列起来，哪怕没有年代，他也可以通过对比，把它分门别类，做出正确的判断。
脑中的“元素周期表”
沈先生研究的历代服装，对文物的断代是很有用的，由于有些文物发现的所在没有碑志，就需要正确地判断它的年代。但沈老却能根据器物的形制很快做出断定。在他的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元素周期表”似的，什么文物一经他的脑，就把这个表拿来进行印证，这种考古法和工作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沈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前，本身有个基础，就是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比较熟悉，而且他曾经深入研究过古代小说，小说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对古代生活也比较了解。有关历史各方面的知识他积累得很多。过去他天天看书，对古代的典籍涉猎甚广，记忆力又强，所以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具备着丰富的知识，并非仅仅写服装那样简单。如他在书中提到的楚国文化，不但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文笔也很生动。
广博丰富的知识
在文物方面，他也不是限于某方面的专长，他的知识广博而丰富，好像对瓷器的历史、玉器的历史，以至丝绸、兵器、历代运河等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虽然他记忆力特别好，但也特别勤奋，看的东西又多，所以才形成各方面广泛的知识。写这本书时，他就擅于突出一点，加以阐述，因为服装这方面的文化，牵涉面比较广，须联系到当时的纺织生产、纺织技术、服装材料的纹饰、形制等。如果对纺织方面不熟悉，谈起来就会受到限制；光谈服装的款式，就会浮于表面，不够深刻；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习惯，如果不了解也不行，甚至连一些当年细细碎碎的问题也要研究到。比方研究唐朝的服装时，提到唐朝人喜马，他就会联系到马那方面去，介绍唐朝有许多专门画马的画家，连专门画病马神态的画家也有；唐皇室养有70万匹御马，而让皇帝骑的马须经特别训练，把重重的沙包压在马背上，使它不能调皮，皇帝骑上去才稳当安全……诸如此类，他都介绍到。他写的可能只有一句话，但都有根有据，非常生动，别人读起来一点不枯燥，问题也谈得很深入。
擅辨古画真伪
沈先生研究唐代画中人物服饰时，也得利用他对中国古画的知识，找出绘画的方法，鉴定画之真伪，判断是不是唐代的。在研究历代服饰的时候，他对古画同时做了许多考证及辨别真伪，由于那些画不是专为服装而画的，所以一张画里不光是几个人的衣服，画的场面里有乐器、道具，桌上放的物件、手里拿的东西，这些都值得考证。由于沈先生渊博的学识，就算哪张画人物穿的衣服是唐代的，但桌上摆的东西却是宋代的，他也分辨得出来，证明哪张画是后人根据前人的画稿仿袭的。一些画因辗转地描摹，不免出现一些笔误和差错。像现代人摹汉代的壁画，画出的人像大都偏向现代化，人们鉴赏力不高时一般都想把它美化一点，改进一点，结果背景虽然是汉代的，但一经考证，都不是汉代的风格，就知道是后人描摹的。就像这类东西，都要经过周详的考据。过去一些考证绘画的人，往往只根据笔墨怎么样，印章是真的还是假的等，仅仅着眼于该画家本人的特点，虽然这些人的认识也很专很细，但还不够全面。因为作假其实是不难的，若是真正下了功夫来摹，又是此中高手，有时是可以乱真的。
发现故宫藏画有假冒
沈先生采取的是综合考证的办法，连画中的书法也研究过，甚至于画纸是什么年代生产的、装裱手法是什么年代特点的，特别是画的内容孰属，都作比较。他采取的这种综合考察，可靠性和准确性就大得多了。因每一个细节他都研究过，这样一来，说服力就强得多。
总之，沈先生这本书出现比较大的争议的地方也是这些部分，因这牵涉到故宫藏画的真假问题。有些画，沈先生说是后人摹的，有人却觉得是真的，不管怎样，从学术上考虑，这是件好事，引起争论，各人发挥自己的见解，将推动文物研究事业的发展。
沈先生这个方法，是一个科学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而且这个高等的研究方法，不局限于一个层面、一件事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从学术上探讨了服装方面的历史；也不仅像教科书似地告诉你：什么朝代的服装怎么样、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而在于：沈先生根据现有的材料，提出很多问题，有的是可以用他的研究来肯定，有的是给后人留下探讨的题目。例如，殷商时期的人物形象，有的像亡国国君被俘虏的形象，有的像奴隶主本身的形象，有的像个王子被当作人质臣仆处理的形象，对于这些他提出很多问题来，供后人继续探索。他书中的观点，不是专门介绍一段历史那么简单，他是作为探讨和研究历代服装问题来写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原来计划写几部，第一部作为试点，还将写出若干部专门著作，譬如写宋代的、元代的服装研究。现在是根据出土的、传世的画和艺术品的形象材料来反映及探索服装问题。所以，沈先生的计划是第一本先把年代排列出来，因为要研究古代服装，是没有现成的服装材料的，现在沈先生排出周期来，作为推断年代的一个表，以后发现的服装，就可以和它对上号，方便今后的人作研究。原来这桩工作是1964年时已开始做的了，后来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现在打算编一部中国服装的图谱，作为工具书，供今后的人研究时有个系统些的资料。目前这本书已将有关服装部分的出土文物资料都集中起来，按时代作适当的编排，此外，每篇都有作者提出的看法，扼要的见解。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工作是怎样做起来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回来，见到当时文化部长齐燕铭，跟齐燕铭提及，说在国外看到许多国家都有民族服装博物馆，服装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国家也值得做，并且印成图册，送给外宾（大略）。对服装有兴趣的人比较多，不像甲骨文那样专门只有少数人看懂，所以作为礼物送给外宾，是很适合的。齐燕铭说，沈从文正在研究这个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好，就把这工作交给沈从文负责。周总理与沈先生是相熟的，当时决定调8个人给他当助手，包括有副教授、研究工艺美术的人员及搞文物的专门人员。沈先生觉得条件还未成熟，大搞的时机未到，他自己只不过是先搞一个“试点本”而已。沈先生的意思是待初稿搞出来后，让大家看看好不好，然后再请人来共同搞，比较合适。
这个“试点本”花几个月时间就搞出来了，当时曾经送给齐燕铭和郭沫若过目，还有其他一些有关人士都看过。当时历史博物馆的美工组有3个人，包括陈大章、李之檀、范曾。
波兰专家表示钦佩
但当时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不大重视沈先生的工作和研究。可能因解放初期，沈先生曾被人批评过。人们又没对沈先生作深入的了解，在成见之下，对他的工作不大支持，所以他精神很苦闷。沈先生原来计划开展几项工作，当时如果条件顺利，他可以出版很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不像别人，要翻查很多资料。他的文字材料及形象材料就在脑子里，随手拈来就写，个别稍为查对一下，基本上就行了。1953年，有一个能读《山海经》的波兰东方博物馆的主任到北京，在历史博物馆考察，她提出要看铜镜，沈先生用不着查老账本，即席开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详细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1954年，沈先生曾发表了一篇有关胡子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误解和非难，评者认为在崭新的年代里，不应该研究胡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责难沈先生不研究大问题，把学术研究引入歧途。但作为历史博物馆人员，他是必须懂得“胡子”这门学问的，历代各个历史人物的胡子，各朝代老年人的胡子，对于历史人物的排列，对于绘制历史画和对于文物断代，都是极有用处的。画古人胡子，绝不能按照现代画家自己的想象来画，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违反历史真实的。那么，沈先生根据历史文物整理出历代的胡子状貌来，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这就不会把历史人像的胡子画成今人胡子那样。但当时历史博物馆便有人起来批评，粗暴地干涉这项研究，使沈先生没法继续下去。
古为今用的实践者
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平时要接待大量的现代生产者，如搞工艺美术设计的人员等等，沈先生是真正实行“古为今用”这个方针的。当时的美术学院大都忽略了历史唯物观，不理解许多事物由古至今的变化，所以沈先生要花很多唇舌向这些美工人员解释，譬如画一朵牡丹花这样简单的图案，也有很多种传统技法，要兼顾吸收传统，也要注意创新，但创新是不能凭空臆造的。1956年，他被聘请到工艺美术学院去讲课，他给学生讲清代瓷器，讲义拟好了，先发给学生看，授课时他不完全照讲义来讲，而是加插讲很多如何利用清代的瓷器为今天生产服务的内容。那时沈先生年纪已有五十多岁了，头脑很有条理，他清楚而生动地指出哪些花卉、哪些灯等可以利用到建设上来，并启发学生的思考活动。其实他当时已是古为今用的实践者了。
博物馆不应该纯粹为研究古代而设，还应为现代生产建设服务的，这才是博物馆全面的工作。但当时博物馆的领导却武断地认为沈先生只研究花花草草，不研究大问题，其实沈先生一直是要认真地工作的，历史博物馆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从工作出发，写了很多大纲式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但却长期不受重视。
辗转调动安排工作
直到1978年，胡乔木才把沈先生调出历史博物馆，并在历史研究所给他成立一个研究室，即古代服饰研究室。当时支持他工作的还有刘仰峤（教育部副部长、科学院秘书长），当他知道沈先生工作条件不理想时，便和胡乔木等领导一起对沈先生的工作进一步表示关注。胡乔木还说过，沈先生是我们国家有数的几个专家之一，不给条件做研究是不对的，现在调到我们科学院来，应尽可能的给他创造条件。此外，还专门给他租宾馆、租房子，因为科学院本身的房子在“文革”时都被人占用了，挤得连办公室也没有。对沈先生的研究工作，刘仰峤、宋一平都很支持，后来梅益也很重视。这与他在历史博物馆和“文革”期间的遭遇，截然不同，当时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打成毒草，沈先生也挨批评了，“文革”时甚至还斗争齐燕铭和沈先生。“文革”后期，历史博物馆宣传队领导还动员沈先生退休，不给他写。甚至想将沈先生的“服饰”原著文字扔掉，只出插图，这是很粗暴、很短视的做法。作为历史文化方面的领导，竟连一点文化眼光也没有，令人愤慨。1974年，王亚蓉主动提出要求申请调去帮助沈先生，上级不批准，结果沈先生自己请她来帮忙，利用业余画点东西，王在考古所，也只能业余抽暇帮沈先生找些材料。
“文革”时被赶去劳动
“文革”时沈先生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本来老弱病残者是不必下干校的，但不知为什么，把沈先生也下放了，到了咸宁，那边的人嫌他老迈不要他。但沈先生在北京的家已被抄了，画都被处理掉，东西就堆在院子里，卖掉的卖掉，拿走的拿走。1969年底，沈先生还是被赶到干校去，以他那么大的年纪，还要到干校去，下雨天，打着雨伞，挽着雨鞋，那景象多令人痛心。本来去干校之前，他已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好了，1964年，试点本已完成，连版也制好了，当时搞了二百多幅图，另说明十八万字左右，准备1965年出版，结果因“文革”而被搁下。
“文革”时，沈先生到干校去，干校里什么书也没有，资料更谈不上，他就凭自己记忆增添补充书的内容，并修改了一部分。1972年至1976年期间，他在干校里还弄好了三四十个服装以外的研究专题，连一些初步文字资料也准备了。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当时已毫无出版的希望。一直待到1975年，才听闻一点风声，说是想出这本书，但还未确定，可能不要文字部分，只出画页部分。沈先生自己很难过，但他却没有灰心，他说不管他们怎样出，作为他自己，把它整理成一套完整的资料留在那里，将来肯定会有用的。那时候，姚文元还在台上，有人向沈先生提议，劝他找找姚文元他们，请求他们支持一下，出版这本书。沈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我这本书不出也不给他们看。大家很担心，害怕这话传出去会闯祸。
在干校仍不忘工作
在这段期间，沈先生继续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1972年以后，周总理批了《考古》和《文物》的复刊——这是“文革”以来最早解禁的两个刊物，当时因为国外认为“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为了把这方面的情况弥补一下，于是先复刊这两个杂志，好多新的文物资料就由这里介绍出来。沈先生也吸收了这些新资料，陆续补充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内容。
现在看来，补充的内容共增了文字7万字，全书共达25万字左右，增加的图片也不少，有些旧图片被换掉，又加进很多新图片；学术方面，再稽查了一些文献，观点比以前更精确了。这本书的特点不在于引经据典，主要是把考古、出土和文献三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然后作一些比较、筛选，来弥补、修改、补充过去研究的不足之处。全书图片的编号编至351，但一个号码往往有几幅图片，有的多至10幅，少的也有二三幅，而涉及的人物图像恐怕要上千。此书正式展开补订、出版，已是1978年10月份的事了，这时科学院明确规定下来，给予沈先生充足的研究条件。
常常通宵工作
沈先生最感困难的时候，是在整理这本书开头的时候。当时他刚从干校回来，没有助手，书籍大部分也散失了，领导又不支持他，家里连吃饭也很成问题。他回来的时候，沈夫人仍在干校。他生活上的一切仍要自己动手，买菜、做饭、洗衣服等等。他的研究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做。这本书的修改稿，有的上面贴满了纸条，反复推敲琢磨，他常常通宵不眠地工作。平时就买点炒面疗饥，一个晚上有时竟吃掉一斤，他风趣地说：“机器虽老，只要多加些油，就能不停运转。”
1976、1977年，他到通县（离北京40里）参加会议，商量编写《中国陶瓷历史》。他白天到那里开会，会方派车来接他，但他不想特殊化，跟其他人一块挤公共汽车，早上6时出发，到通县是8时了，参加了一天会议，晚上回到家里照样写东西。大清早车去接他出门时，原来他还在写东西。那是北京的冬晨，天气特别寒冷，看来他大概是一夜没有睡哩。
“文革”中生活环境恶劣
“文革”中一段时间，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被打成“反动权威”，要他打扫地方和洗刷厕所，他家里的三间房子，被别人占用了两间，只剩下一间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从干校回来他自己一个人住，只有一张床，床上堆满书，晚上把书往里边推一推就睡下。房间四壁，除了天花板太高用不着，到处贴满了一个个纸袋，每个纸袋里放着各种专题的资料、文字和图片。要东西用时，向纸袋里一掏就有，一目了然。房间实在太小了，如果有朋友去找他，东挪西挪，才腾出个座位给人家坐。他的房子连厨房也让别人占用了，回来后只得在房子的窗前小小空位处搭一个临时炉灶，结果，仅有的一扇窗也被挡住了大半，白天也得开灯照明。夏天非常热，因此就在门口处做饭，条件很艰苦。
沈夫人回来后，因为房子不够住，只得分住两处。沈夫人住在《人民文学》给的房子，就在小羊宜宾胡同，而沈先生则仍住在东堂胡同那里，中间相隔三里路左右。每天早晨，沈先生自己做早饭，中午则回沈夫人处吃，沈夫人做好饭等他，不管多忙，甚至刮风下雨，提着个篮子和书包，他一定回去吃饭。这样一来，也有个好处，让沈先生跑跑路，舒展筋络。吃完饭，他再提着篮子回来，里边就盛着沈夫人给他做的晚饭。他很怕沈夫人过来探他，免她挂心，因为她是爱整齐、干净的人，但沈先生在这里的生活，说得不好听一点，简直就像个“窝”一样，看上去乱七八糟。
沈夫人每次来一定给他整理，但他却怕整理，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了，整也整不好，而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他也习惯了，一经整理过他就不能一下子找到要用的东西。因为地方小，他的书全堆在床上，每次沈夫人一来，他就马上用被单把书盖起来，不让她看到。
为了便于工作，沈先生把自己收藏的杂志和书本都拆成一页页，哪怕是珍本和孤本，遑论新订的书刊了。因为当时没有人帮他做抄写工作，更没复印条件，唯有拆书。他一心一意埋头钻研，毫不注重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午带来的晚饭，有时略变坏了也照样吃掉。
对年青人特别热情
沈先生对年青人特别热情和关心，不像有些作家、学者那样，怕影响自己的工作，不太愿意接近年青人。沈先生则不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自己多么忙，只要有人来访问，特别是年青人，必定和他谈，而且一谈就很长很深，如果他认为问题仍未谈清楚，事后就会一封十几页的信寄去，继续给对方解释。例如有一个搞电影的人，为了要设计服装来请教他，谈完之后，他再写一封非常详细的信和开好供参考的目录寄去，热情感人。晚上自己则开夜车来补偿白天用去的时间。其实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因他年纪已这么大了，不应该把精力用在这方面的事上。他的学问和知识已达到如此超卓的水平，应该留下更多有价值的著作，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和学习。现在他的时间被部分人分掉了。所以不少人都劝他会见客人要稍为控制一下，于是他自己就写个通告贴在门上，“本人患严重传染病，最近不能见客人”，或者索性写“本人心脏病发作，遵医嘱不能见客”。沈夫人就专在门口给他挡驾。但当他在窗缝处看见来者是他想见的人，就走出来，说这个人我要见、那个人我要见，这样一来，把沈夫人搞得很窘困，她常常被弄得啼笑皆非，说沈先生老让她当众出丑。这也是他们家的喜剧吧。
由于他们分住两处，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例如有人来访问，沈先生一概热情招待，往往就把吃饭的时间也忘掉了，沈夫人一直等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见他回去吃午饭，沈先生甫踏进大门忙不迭地向沈夫人道歉。他们几十年，相敬如宾，特别是沈先生，对夫人完全像朋友一样尊重，在现实社会里是很少见的。沈先生从来不对夫人发脾气，而且沈夫人做的菜，总先夸赞她做得好，真好吃，最后还说一声：“谢谢”。有时回来吃饭迟了，又道歉，又检讨，沈先生检讨的机会特别多，因为他常常忘了时间。沈先生也常常说到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张先生（沈夫人）的支持和谅解是不能设想的。
对后辈积极扶掖
沈先生对人的态度是很坦诚的，他不像有些人，不把个人研究的项目告诉别人，因为一些新的观点，一些重要新发现，其结论往往就只那么几句话，这往往就是悉心研究数十年的成果。也是这么一句话，论证时却需要考究很多资料，花费很多心血，但把这个新观点或新发现告诉了别人，别人便可以使用、移用。沈先生从不顾虑到这一点，连稿子也可以让人借走，甚至送给人。尤其是对年青人，只要他的工作有一点成绩，特别是那些学了古代的东西、又试用于现代的年青人，他总是抱着嘉许的态度，很多年青人都深有体会，凡是提到沈从文，没有不佩服他的。现在内地的年青人，对他过去的著作，虽然不大了解，但对他的为人，都很钦敬。
例如南京博物馆的宋伯胤先生，他过去第一篇论文，就是由沈先生亲自修改的，并帮他找发表的园地，两人结下友谊。这个扶掖后进的特点，沈先生是一贯的。49年前，他主编《大公报》副刊时，宁愿减少自己的写作时间，把精神和力气都花在替别人修改文章、帮助别人改进上。他待人充满感情和爱心，也是一贯的。民族学院有一对夫妇，跟沈先生学战国史和文物知识。那个女的没有工作，带着两个孩子，全家生活就靠男的一份工资维持。沈先生说起来总为他们的困境难过，每周两次上课还煮饭给他们吃。沈先生觉得他们勤学的精神很可贵，所以对他们很关心和支持。
临时活动办公桌
平日有空时，沈先生就自己跑市场，亲自烹制些好吃的东西，好像猪脚骨头、蹄髈等，做好了，就到处请人来吃，他总觉得别人身体不好，要进补有营养的食物，继续工作。而自己年纪已大，不要紧了，吃饱就行。
沈先生几年来都是自己一个人住，一直到唐山地震后，家里人不放心，要求他搬回沈夫人处住。当时，他曾往苏州走一趟，回来以后，体力也不行了，才搬来小羊宜宾胡同，生活上让沈夫人多照顾一些，东堂那边的小房子就用来放置书籍并让儿子居住。小羊宜宾胡同这边房子，屋小且西向，夏天很翳热。沈先生便端一张凳子、一块面板（擀面团用的木板）和一个木箱到屋外，把面板架在木箱上，坐在凳子上继续搞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的临时书桌，跟着阳光照射的角度而移动，他幽默地管这叫活动办公室，说活动的空间是最大、最有弹性的。下雨天仍坚持在走廊里工作。
其实，像沈先生那样学问渊博的人，如果一开始就配给他好的助手，像样一点的工作室，他在近三十年完成三、四十个专题是毫无问题的。除了服装史外，还可以完成一些别的研究。
不能被误解下去
沈先生对中国前期山水画的研究，也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希望他在将来能把中国前期（唐朝以前）的山水画史搞出来，这在中国文艺研究上是个重要课题，这不同其他项目，别人也可以做得来，但前期山水画史看来恐怕没谁可以做到了，如果他没精力搞，那真太可惜。他的知识很丰富，各方面涉猎很广，他的助手想把这些系统地整理一下，趁现在沈先生的精神、体力还可以的时候，把它抢下来，给后人留点东西。至于文艺创作他不想搞了，因为现在的工作比那一部分重要得多。写小说可以凭自己个人喜欢怎样创作和处理，研究工作这里面要花的力量太大了，他要看很多书，查很多资料，反复思考，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推敲良久，改过来、改过去，一个字的改动，也要斟酌半天。
李健吾先生曾经说过，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永远被误解的人。原因是沈从文为人谦厚，长年埋头钻研学问，过去有些人对他个人曾有种种评议，其中可能有欠公允的地方，沈从文先生很少进行解释，访问过他的人，往往会发觉由于沈先生近乎执拗的谦逊，而难以对他进行全面了解，加上他那一口浓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话，较难取得语言上的沟通。笔者在与沈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两点。所以前几年特访问了与沈先生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两位助手，从中了解到不少沈先生工作和创作生活的情况，特别是他苦心孤诣地钻研学问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谦和坦诚的真情，实在令人动容。
希望这篇小文有助于对沈先生的了解。因为沈先生是没有理由再被人误解下去了。
1981年5月26日脱稿
1981年7月19日修订
1988年5月14日增订
附：沈从文作品的乡土意识
部落的浪漫文化
沈从文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后期。也许，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角度去检视沈老的文学功效，是微不足道。但，以文学价值而论，沈老的作品是历久不衰。
中国当代涌现的一批备受注目的作家如汪曾祺、古华，乃至年青作家韩少功、贾平凹等，有些是师承沈从文的，如汪曾祺，有些是从中得到滋养，如古华等湖南作家。
在这里，不妨援引研究沈从文的专家、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金介甫的评语：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像福克纳小说中神秘而丰富的美国南方，充满了诡异、绮丽、粗犷、激烈、放纵而又不驯的地方色彩。“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思想和情感，顽强而孤独地在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中，生活、感受、行动和写作，用他独特的，时而‘乡土’，偶而‘现代’地，以他那经百折而不死的文学，为中国湘西和楚文化树立了斑斓、温柔、瑰奇而又神秘的传统……”对于沈老的作品，评者喜欢把它归入“乡土文学”，因为他的作品充弥着传统的农村风味。
沈老的作品基本具有本土性的一面，他写士兵、部落民族、台湾《人间》杂志，1988年2月号。
村夫、工匠、纤夫、码头工人、水手、妓女、小商小贩、农民、村妇……都是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但，在沈老笔下这些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可亲可爱的，他们有勇敢、正直的人性光辉的一面，也有愚昧无知和粗鲁的一面，沈老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是他连这些小人物的负面也不忍苛责，而是以宽容谅解的态度来对待，显现他博爱的精神。
他对他熟悉的湘西的“乡下人”，乃至一景一物，是倾注全然的爱心。那份深沉的爱意，就像慈母一样，把她所溺爱的子女的缺点也能轻轻地放过……显而易见的，沈从文连篇累牍地以湘西民间风情入题材，用意是批判现代中国所带来的畸形的现象，他力图从城市走出来，走到山光水色、贫瘠而宁谧的农村或僻壤——部落文化的浪漫境界。
现代的《看虹录》
“乡下人”一直与沈从文的作品血肉相连，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沈从文有否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沈从文的作品曾以较多篇幅着墨于湘西军队的粗鄙背德的生活，探讨城市青年爱情的问题，特别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揶揄批判，如《绅士的太太》、《阿丽思中国游记》。
这一时期，沈从文开始“不依文法写作”，宣称他已从任何文学形式的桎梏解放出来。
据金介甫教授的分析，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很可能受到斯特恩（Laureenc Stern），和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Swift）等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文风又转入写实的路子，如《春》、《凤子》、《长河》，都是本土味很浓的作品。这一时期沈从文作品语言和文字均十分优美、温煦，从而被誉为文体派的作家。踏入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已开始从弗洛伊德和乔伊斯汲收创作养分，如他的《看虹录》，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痕迹。
沈从文过去曾为李金发的诗集作过序，对李氏的诗备加赞扬，不知者以为他对象征派的诗感兴趣，其实后来他1981年在美国接受郑愁予的访问时，表示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李氏的诗，只因当时中国文坛只有那几个现代派的诗人（大意）。言外之意，他之力赞李氏的诗，不过是以资鼓励而已。
在乡土与现代之间，沈从文是宁取前者。譬如他的代表作《边城》，是一首浓浓的乡土之赞美歌，即使金介甫教授称其作品含有弗洛伊德学说的弦外之言，不过是美丽的巧合，并不是沈从文的本意。沈从文的作品还是地道的“乡下人”的作品。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沈从文的感情同他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是不可分的。
短篇充弥着诗意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是充弥了诗情画意的，而且往往在小说的开首，便能酿造出一种诗的境界，如《贵生》：“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秋水活活的流，小虾躬着个身子。就有点民间诗歌的味道。又如《松子君》，一开头便把六月的炎夏勾活了：“是这样不客气的六月炎天，正同把人闭在甑子里干蒸一样难过。大院子里，蝉之类，被晒得唧唧的叫喊，狗之类，舌子都挂到嘴角边逃到槐树底下去喘气，杨柳树、榆树、槐树、胡桃树，以及花台子上的凤仙花、铺地锦、莺草、胭脂，都像是在一种莫可奈何的威风压迫下，抬不起头，昏昏的要睡了。”
不客气的炎夏、被晒得唧唧叫喊的蝉类、逃到柳树下喘气的狗、昏昏欲睡的花树……，在在描出慵懒的暑夏！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往往可以读到诗意的文字，有些更如电光石火，闪烁着睿智的异采，令人抚读再三，如《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写一个初试云雨情的少男心态，活灵活现：
“年青人，为了一种幢憬的追求，成天苦恼着，心上掀着大的波涛，……为了一度家常便饭的接吻，便用着战士的牺牲与勇敢向前。……”
“读十遍游记，敌不过身亲其地旅行一回。任何详细的游记，说到这地方的转弯抹角，说到溪流同小网，是常常疏忽到可笑的。到这时，他才觉得作一个女子身上的游记，是无从动笔的。……”
沈从文在小说中，援引不少苗族的山歌，有画龙点睛之效；如在《媚金·豹子·与那羊》写媚金与豹子热烈的恋情：“红叶过网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媚金唱）”“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豹子唱）”
喜欢民歌民谣
沈从文的作品追求一种纯美的、诗意盎然的境界。
1941年夏，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演讲，在以“短篇小说”为题讲演中，特别强调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诗的抒情是至为重要的，“尤其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
所以沈从文认为，“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位。”他又称：“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文的耐心。”沈从文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沈从文从事文学活动，是从收集民间诗歌——包括山歌、民谣开始的。他编了《镇箪的歌》和《乡间的夏》。
他曾为这些民间诗歌的意境所迷住，认为这些清纯质朴的诗歌，比之现代人所用的“云雀、天使、夜莺、拥吻”等要形意和生动得多。
后来他在湘西军队的表弟又为他搜集了二百多首山歌，沈从文并把其中的41首加以注释、评介。以下兹录《乡间的夏》中的一首，题为“那个晓得他们为的什么事？”：
或者是热气攻心，或者是赶路要紧：
老庚们一个二个，脑壳上太阳边汗水珠像黄豆子大颗大颗。
是吗！身仔到水中去摸鱼，筑坝，浇水，打哈哈。
看热闹的狗崽它倒“温文尔雅”在那刺栎树下摇尾巴。
这首民歌读来琅琅上口，是一帧夏天乡间的掠影——挥汗如雨的赶路人，逐鱼鸟浮沉的村童，悠闲自若的流浪狗。比起佶屈赘牙的西洋诗来得自然、精彩。
艺术家的感情
今人汪曾祺，是能写一手文字简约而意境绵绵的好文章。他曾亲口对我说，这是得自沈从文的启发。
沈从文对他谆谆而道，写作如绘画一样，意笔比工笔来得高明和引人入胜。
沈从文曾以宋元以来中国画为例，指出：“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着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试看沈从文的《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岸上吊脚楼前枯树边，正有两个妇人，穿了毛蓝布衣服，不知商量些什么，幽幽的说着话。这里云已极少，山头皆裸露作深棕色，远山则为深紫色。地方静得很，河边无一只船，无一个人，一堆柴。只不知河边某一个大石后面有人正在捶捣衣服，一下一下的捣。对河也有人说话，都看清楚人在何处。”
这种静中有动，以动为静，犹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境界，不是一般写作人所能驾驭的。恍如一帧似近还远的写意画！
又如《鸭窠园的夜》：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
在笑嚷的小曲中，切入柔和而忧悒的小羊叫声，凸现迷人的意象，令人回荡不已。沈从文自称：“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在我印象里，我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
“只造希腊小庙”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的作品贯串他自己提出的文学旨意。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在凡事凡物（包括作品）均打上阶级烙印的年代，沈从文把刻画“人性”奉为写作的准则，是有它大勇大愚（后者指不识时务的做法）一面。正如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
是的，历史是公允的。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已随着历史的滔滔长流中，越益焕发出光彩。
在这一个节骨眼上，又显出沈从文大愚之外的大智了。
沈从文在他过去的作品之中，孜孜不辍地追求“真美”和“真善”。
这除了指作品境界的美与善外，还包括人性的率真和“向善”的一面。
沈从文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除予人“真美的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沈从文这里所说的“向善”，并不是属于社会道德的“做好人”的意念，他指的是另外一面：“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
沈从文反对社会上单方面强调“做好人”的乡愿式的道德观。他觉得这方面的功能应从社会教育方面着手，不必求诸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的功效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如像生命的明悟”或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的人生观（如饱食暖衣），“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
沈从文认为这才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然而，只有小说才可以担当这种任务，道理是“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不可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
歌颂人与自然契合
沈从文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抽离动物性的人生观，对人生或生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
其用意是一个作家，不光是能对社会现存秩序与实际人生的矛盾应有深刻的观察，而且应该进入哲学的境界。
以沈从文的作品为例，一面是表现“城里人”在“现代文明”的桎梏中的挣扎、沉沦（如他的作品大力抨击城里人——绅士淑女的人性扭曲：庸俗、腐化、自卑、自大、自私、虚弱、作伪……），一面则表现湘西“乡下人”植根古老文化的质朴的人性美（如慓悍、刚健、勇迈、诚实、慷慨、热情、好义、乐施的“人与自然契合”的产物）。
贯穿沈从文作品的创作思想，是在城市与乡村两个世界的对立中建构的。人神的统一与分裂，人与自然的契合与人性的扭曲、原始生命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对人生的观察，已使沈从文进入哲学的领域。以《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为例，沈从文所揭示的是原始生活的美好：“青年过去男女全得做工”、“没有乞丐盗贼”、不用向官府“纳税”，自从汉族官府建立后，“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故事以七个坚持“原始生活”的野人在与官府的对抗中，最终被杀害而提出愤懑的抗诉。在另一篇作品《龙朱》中，沈从文刻意歌颂未被文明异化的苗族爱情：“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不能得到好丈夫。抓住自己的心，放在自己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现代人的财、貌、门第、作为，不是苗族人所追求的爱情的东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原始、自由、无羁的婚姻形态。
这是沈从文所嘉许的尚未被现代文明扭曲的原始文化，相对充满奸诈、虚伪甚至罪恶的“现代文明”，湘西人“他们愿意自己自由平等的生活下来，宁可使主宰的为无识无知的神”。
1988年5月22日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