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随想录
我在《摩根财团》这部书上所花的时间可谓不少，前后一共用了两年的时间，三译三校，可以说对书中的很多细节都很熟悉。但是，有时候拿出书来信手翻阅，总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感受。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尔翻阅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彼时彼刻，国内外有何动态，难免会使我产生一些联想。
首先想到的是华尔街的象征性。说到华尔街，就会想到华尔街23号那栋根本称不上雄伟高大的老楼，而直到1980年代末，一直是J.P.摩根银行的大本营。你一走进这座建于1914年的大楼，抬头就会看到装缀着1900颗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灯，光芒四射，熠熠生辉。而摩根银行总部离开此地，纯属业务发展需要。1989年夏天，J.P.摩根乔迁到华尔街60号，以便容纳日益壮大的队伍。当时就有人建议把这栋楼卖掉，以解决购置新楼超预算的问题，不失为一个弥补资金不足的好办法。但是，时任董事长刘易·普雷斯顿认为，华尔街23号是纪念碑，于摩根自己很重要，对其他人不见得有什么价值。确实如此，即使是华尔街本身，华尔街23号的象征意义较其实际意义更大。然而，人总不能光顾实际利益，而忽视象征意义。眼下，中国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义，非常讲究"务实"。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阶段。"拆"和"挖"大行其道。这固然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但头脑一热，就把祖上留下来的建筑和家当拆得一干二净。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遗产，留在地面上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又经过"文革"扫荡一遍，更所剩无几。有些地方大员也许事后想想可惜，特别是看到没有实力拆的穷乡僻壤无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游资源，天天坐收红利，大小商铺刷卡机忙个不停，非常眼红，似乎突然顿悟，于是再耗费巨资复建、仿造，权且仍当作历史文物来看待。现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镇、古建筑，在游人的践踏之下，也已经不堪重负，或者被抹上了过于浓重的商业色彩，其淳朴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几乎荡然无存。象征意义固然重要，但是，一旦为商业利益覆盖，就变质了。
华尔街的历史不算太长，但是其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顿来的游客怀着好奇心来这里看个究竟。但是，拿它来比作耶路撒冷、麦加或洛阳，就不甚恰当。因为这不能算是"圣地"，华尔街象征的是资本主义的寡头资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绝对不能和宗教圣地相提并论的。但是，华尔街的历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资本主义金融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财团》成书的那个年代，大多数国人对此所知甚少。由此，我又想到一个历史事实。1974年，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4月10日，小平同志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发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还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志的发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这表明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更多地关心和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竞争和合作。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志在那之后不久又遇到一段艰难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后，他才能真正开始实施他振兴中华，为中国人民谋求福祉的宏伟目标。
有一个鲜为人知，但含义深刻的细节，值得提一下。在联大开会余暇，陪同人员想知道小平同志是否有兴趣出去看看，毕竟来一次美国不容易。小平同志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说："好！去华尔街！"那天刚好是周末，狭窄的华尔街上显得有点冷清，全无平时那一派繁忙的景象。华尔街23号摩根公司的大楼，也无任何特别之处。但是，置身于纽约曼哈顿岛的最南端，仰望周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气冲牛斗，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国建国以来迅速崛起的缘由。小平同志早年留学法国，在苏联也生活过，并非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但是，毕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体会一下，更需要观察外面的新动态。正如他后来在日本坐新干线一样，对高速发展的时代，他需要把一下脉搏。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说，华尔街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仍然觉得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充满着神秘性。华尔街几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摩根财团则是美国金融资本的象征。几年之后，人们才会明白，小平同志直奔华尔街时，便已经在深刻地思考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什么？怎么学？吸收什么？扬弃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现代金融还很生疏。1980年，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此后，又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全面参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并大力利用这些机构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80年代开始，外资进入中国，涉足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与国际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上的跨国金融公司纷纷开进中国，开展业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大银行也不断地开拓海外业务，在其他国家建立和扩大分支机构，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竞争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给受困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创痛。中国犹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稳定周边国家的宏观态势，赢得国际社会一致赞扬。中国财政部就在此时到国际市场融资，发行"百年债"，意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兴旺。百年债受到热烈追捧，市场狂抢。此后财政部发行的主权债一直为投资者看好。我当时主管国际融资业务，有一次发债，聘请高盛领衔主承销团，承销团中没有摩根士丹利，他们心中大为不爽，问我是何缘故。我说："我每次到高盛总部，大楼门前总有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你们知道吗？"摩根人沉默不语。此后，我又拜访了摩根士丹利，他们特意让我在大楼外面看楼顶上打出的红色的霓虹灯欢迎标语。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国的态度，给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我们历来把华尔街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或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同。照此逻辑再推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气。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这是过去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的思维范式。读了本书，就会明白，华尔街固然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代名词，但是，华尔街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运营的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监管规定。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麻烦一直不断：摩根和华盛顿的历届政府之间始终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双方斗智斗勇，经常搞得很紧张；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内，摩根和政府间总是磕磕碰碰，本书有非常生动具体的叙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调查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旷日持久的佩科拉听证会把杰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要剥夺摩根财团巨大的市场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护中小银行的利益，同时防范金融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华尔街又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监管部门受到社会上各方的口诛笔伐：人们认为监管的失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震天，美国国会和政府也迫于压力，着手治理"大而不倒"等问题，于是有了《多德——法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等等的出台。
人们对金融领域里的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并由纳税人负担的结果，非常气愤，由此爆发了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群众集会。示威者占居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这场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现身其中。其实，抗议者的矛头虽然直指华尔街，但是他们不满的实质问题，却不是华尔街所能解决的。这里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就业困难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需要联邦政府统筹考虑解决。金融领域里的问题，折射出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误、失当或失衡。
第三个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个百年以上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上拼搏，决不会始终一帆风顺、如履平地，是什么力量和智慧使之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成功的公司，应该有什么样的领航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应该如何保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关键，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关系。公司制度不能压抑人才，人才不能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两者应该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人才培养的优质环境。公司的制度应能促进人的行为规范，而又不束缚人的创意精神；公司的制度是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导航，而不是限制他们创新活动的桎梏。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来非常抽象，但是，毫不含糊地体现在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和经营业绩上。读了本书，就会对什么是摩根人，或者说摩根人的特点是什么的问题，有所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