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没有什么救得了步鑫生。到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的负债总额已达1014.46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全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委调查组到厂里做民意调查，96%的职工表示，曾经被他们尊称为“先生”的步鑫生不能胜任其职。
同年1月16日上午，上级领导来到衬衫总厂，宣布免去步鑫生厂长职务，并通知其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陡然跌落谷底的步鑫生发出了无奈的最后一击：“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
全国媒体蜂拥而上，只是这一次步鑫生已经成为一颗划向黑夜的流星。《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的稿件标题很长，每一个字都让他冷到刺骨：《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文章下的是结论式断语：“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步鑫生讳病忌医，至今仍不觉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童宝根与同事陈坚发也采写了总结反思步鑫生现象的长篇通讯《步鑫生沉浮录》。步鑫生对此耿耿于怀，他甚至放出话：“成也童宝根，败也童宝根。”
“步鑫生效应”对当时中国改革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几年后，如日中天的河北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鲁冠球也曾表示：“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们的企业！”
“但将这个典型挖掘出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越来越过火，报纸上的那个人已经不是步鑫生了，而是一个神。”童宝根说，他在与《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聊天时得知，有一次，薄一波很不满地告诉金凤：“你们这样捧，会把步鑫生捧死的。”
时势造英雄，也同样能制造悲剧人物。童宝根认为，从起始到终结，媒体的作用仅仅是推波助澜而已。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媒体与步鑫生本人均难以左右的无比炙热的时代需求。很长一段时间，民营经济萌发对改革进程的价值并未充分显现，直到1987年，邓小平才表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①当时，从中央到浙江地方，仍将城市经济改革的巨大希望寄托于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步鑫生类似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小岗村”，他的治厂之道本身并不神奇，但正是在这一“巨大希望”的催化下变成了神话。被无限放大的极致化的偶像背后，是必然的衰败。
与“偶像”步鑫生的诞生相关联的一个事实是，1984年，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浙江省厂长研究会、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浙江省“万人赞”厂长评选。这是浙江省第一次有影响的有关企业家——在当时仅称作企业经营者——的评选。共有10人当选，步鑫生以54300票高居榜首，以产品“青春宝”名扬海外的胡庆余堂关门学徒、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居第二，鲁冠球以43000票居第三。
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一个城镇集体企业的裁缝、一个国有企业的药徒、一个乡镇企业的打铁匠，这三位影响了浙江企业30年走向的企业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分”，当年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经验介绍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题目都是同一个：“我是怎样以改革精神办厂的”。
自此，企业家——浙江新生财富阶层的最杰出代表，真正作为一股日渐强大的社会力量，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10多年后，又汇聚成为“浙商”这一独特的中国商业文化概念。
最后需要叙说一下的是步鑫生的去向。
被免职后一个月，步鑫生没有和任何人告别，黯然离开家乡。先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承包了北京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再出关至辽宁盘锦，甚至还漂泊到俄罗斯。
1992年元月，步鑫生在给鲁冠球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已年过六旬，我还不死心，我别无他求，但愿有机会再出山办厂。能否实现，我自己也难预测。”
1993年，步鑫生受人之邀，到秦皇岛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这成为他实现办厂梦想的最后一站。
2001年，步鑫生从制衣公司退休。他选择定居在上海，而不是老家海盐。因为那里，会让他想起太多伤心的往事。
“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开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夕阳西下时，76岁的步鑫生一声叹息。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
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5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这一天，被“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日子。
邓小平所说的“宁波帮”古已有之。
公元992年，因“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始设市舶司。地处沿海门户，港口资源极为优越的天然禀赋，使宁波商贾云集，商业文明积淀丰厚。明清时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南北渐次崛起以某一地域商人群体为鲜明特征的“十大商帮”。宁波帮即为其一，与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比肩。“宁波帮”从此成为广泛流传的特定名词。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毛泽东的担心是有充分依据的。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宁波人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帮”，开办了上海第一家钱业公会、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个华人商会、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些宁波人也成为上海第一个买办，成为上海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十大资本家”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逃亡香港、台湾，或远走异国。其中，至少4家属“宁波帮”或与“宁波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毛泽东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邓小平也知道，重新唤回“宁波帮”，宁波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计就有希望。
“开放”与“改革”，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中有着同等分量的关键词。
在邓小平对海外“宁波帮”吹响集结号之前，围绕“开放”，已经发生如下重大事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外开放政策一锤定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泰斗，边吃火锅边发表重要谈话：“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五老火锅宴”透露的“开放”信息已极为清晰。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至1981年11月，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先后获批。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首批14个中国沿海城市。
这14个沿海城市中浙江省有两个：宁波和温州。而邓小平之所以对宁波情有独钟，一是因为“宁波帮”，二是因为“宁波帮”的带头大哥包玉刚。
1918年11月，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区钟包村。据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珍藏的“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记载，他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代嫡系子孙。包玉刚的祖、父两代均长年在湖北汉口经营一家鞋铺，但他初中毕业后并未接手父亲的小作坊，而是一脚踏进了更高层面的金融业。1949年，包玉刚升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当时，战火已烧到了长江北岸，风雨飘摇间，包玉刚决定跟随其他“宁波帮”前辈，惶然离去。3月初，他向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递交了辞呈，携妻女飞赴香港。
从零起步，一路打拼。30年后，包玉刚麾下的环球航运公司已拥有各类船舶210艘，总载重吨位达2079万吨，成为傲视全球航运业的第一船王。
此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门初启。包玉刚透过这一丝缝隙，好奇地张望这片与世界隔绝已久的土地，并逐步与邓小平建立起了令许多人羡慕的“特殊友谊”。
关于包玉刚究竟是何时第一次回大陆并被邓小平接见的，说法不一。香港媒体普遍认为是1978年11月。稍前，仍心怀忐忑的包玉刚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大意为“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同样出生于宁波小商人之家的卢绪章，是新中国成立前活跃于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其夫人与包玉刚夫人黄秀英是表姐妹。包玉刚的投石问路很快有了结果。邓小平请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回电表示欢迎。为避人耳目，包玉刚夫妇立即启程，绕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凛冽的寒风中，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
随后13年，两位巨人会见10多次。包玉刚成为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商人。
包玉刚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在全球政商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号召力。邓小平对此寄予厚望。包玉刚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宁波开放、中国开放“跑腿”。
1980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邓小平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以包玉刚父亲的名字包兆龙命名的、位于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五星级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首次为一个饭店开业剪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