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个具体背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明确提出：希望尽快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通邮、通航、通商，以及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同年6月18日，国务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三通”的呼吁。1981年10月，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
“三通”无疑蕴涵着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善意的愿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
于是，走私乘虚而入，捷足先登。
以上均只是客观的外部背景，根本的诱因肯定还深藏于肌体之中。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点燃了追求自由的火星；人均3分地的严酷现实，逼迫人们必须从土地之外找生路；走出贫困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而不按制度出牌的走私行为，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60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卖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不愿试一把？转手一台走私双喇叭三洋牌收录机，利润高达300元，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干还是不干？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况，面对诱惑的是一大群身无分文的浙江农民。
走私犯法了？对不起，他们是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身处制度与法律的边缘。谁又能说服他们？有什么比挣钱填饱肚子、养活全家更重要？
走私无疑是犯罪行为。换一种视角看，本质上，走私又是自由贸易的畸形怪胎。走私如同吸毒，有危害，但能让人短时间内极度兴奋。
于是，走私给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部分地区全民参与带来了商品意识的极度扩展；市场交易的膨胀式发育；在外来新颖产品刺激下模仿型制造业的加速；肮脏但巨额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一切，恰恰又是市场经济萌生的肥沃土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走私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第一幕大戏的另类插曲，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并按其自身逻辑散发出后续效应。
1982年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是由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在温州、台州口岸进行倒卖引起的；第二次发生在1986年至1988年间，由于来料加工合同的迅速增加，“飞料”、“串料”等走私行为抬头；第三次发生在1990年，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温州、台州关区的海上及陆路大肆走私外烟。
这三次走私活动的规模远不能与1980年前后相比，更没有呈现全民走私的迹象。
也正是在这三次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浙江南部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区域率先成为了现实。
“偶像”步鑫生
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新华社浙江分社分管工业报道的记者童宝根走进了地处杭州市梅花碑的浙江省二轻局大楼。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有事没事都要抽空去串串门。
聊起报道线索，二轻局办公室主任陆安根试探着对他说，嘉兴海盐县冒出了个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过，这个人可是个争议人物。”
争议人物往往也是新闻人物。国庆节刚过，童宝根出发了。为了谨慎起见，他带上了盖着新华社大红公章的介绍信，并通过海盐县委办公室“组织联系”，来到了步鑫生的厂子。
童记者和步厂长整整谈了两天。“这个体重只有89斤的小个子男人很有煽动性，精力之旺盛让人不可思议。”25年后，早已退休在家的童宝根向我描述了步鑫生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
当时，步鑫生和他的衬衫厂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
海盐县衬衫总厂属城镇集体企业，其前身是1956年组建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全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步鑫生任厂长。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没了；慵懒的职工将被毫不手软予以辞退，铁饭碗砸了。于是，虽然骂声不断，但厂子的效益却越骂越好了。
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步鑫生出手招招劲爆，十分抓人眼球。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而他们厂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就有5辆；步鑫生常常坐飞机去外地参加订货会，这在当年是县团级领导才能享受的待遇；厂里有厂标、厂徽、厂服、厂歌，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还有全国服装企业第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漂亮姑娘一大把。
精彩！争议人物果然是个新闻人物。职业敏感性很强的童宝根觉得抓到了条“大鱼”，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很快完稿。但毕竟内容“太冲”，他决定还是先尝试着发新华社内参，并且是阅读层次最高的《国内动态清样》。同时，他在稿件的最后也客观地列举了步鑫生被反映最多的三方面问题。
11月5日，内参刊用，但反映步鑫生问题的内容被删去。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成堆的“内参”中注意到了特点鲜明的“问题人物”步鑫生，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新华社把根据这篇内参改写的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则作为了该通讯的“编者按”。各地所有党报都在头版甚至头条予以了登载。
“这篇报道让步鑫生出了名，但还远远不是后来那样的‘超级典型’。”童宝根回忆说，“《工人日报》的又一篇内参起了转折性的助推作用。”
以下的事件颇具戏剧性。
同年7月7日，习惯于独往独来的步鑫生擅自改组厂工会。他宣布原工会副主席赵荣华为主席，一名原副主席留任，并指定另一名原副主席和3名职工为工会委员。原工会主席冯织绢的职务实际上被非法撤销。当时，冯织绢和赵荣华都不在场。事后，赵荣华认为这是违反工会组织原则和职工意愿的，坚决拒绝出任厂工会主席。步鑫生岂能容忍如此“不识抬举，有损威严”的行为？
12月8日，步鑫生再度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撤销赵荣华的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留厂察看两年，工资降一级。赵荣华的妻子、同厂职工刘培英被株连辞退。赵荣华坚决不服，遂向海盐县委和上级工会申诉。12月9日，遭遇“顽强抵抗”的步鑫生一不做二不休，将处理决定升级为“不作留用，立即开除”。此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步鑫生勉强恢复了赵荣华的厂籍，但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不同意恢复赵的一切职务及其妻子的工作，并扣发赵荣华的部分工资和奖金。赵荣华忍无可忍，被迫挥泪离去，自谋生路。
就在赵荣华事件发生前夕的10月1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保护职工权益被提到新的高度。连工会主席都敢撤的步鑫生无疑被斥责为“胆大妄为”。
《工人日报》驻浙江记者立即抓住赵荣华事件，向全国总工会发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揭露”了步鑫生无视工人阶级权益的14条罪状，其中包括“收买记者、自我吹捧”。
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作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随后由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称，改革需要具备大胆创新精神的人去推动。这些人有的跑过码头，敢作敢为，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对他们不应苛求，要善于引导——步鑫生得到了充分肯定。
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这已经不再是一位创新型优秀厂长的问题了。在中国，“榜样”有着极特殊的内涵，何况又和整党工作联系在一起。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再次播发“调查报告”全国通稿，大力倡导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并由“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配发上千字的长篇按语。
政治嗅觉灵敏的全国各地无数媒体“闻风而动”，掀起一股“向步鑫生学习”的狂潮。从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焦裕禄、**的宣传。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向步鑫生学习”的热度陡然升温，实在是暗合了特殊背景、特殊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高潮初现。但很快，经济迅速过热。同时，民营企业、民间流通抬头，“倒爷”横行，活跃伴随着“混乱”。中央开始了两年治理整顿，并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国内气氛沉闷异常。
此时，迫切需要一位晴天炸雷式的破局者。冒冒失失、浑身长刺的步鑫生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的种种“缺点”，正是打破改革僵局的有力武器。这样，他不红都不行。
中国人对“榜样”历来有解不开的膜拜情结。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参观取经者几乎堵塞了通往海盐县城武原镇的狭窄的沙石路，最多时一天竟达数万人。有关方面甚至规定：“只有师、局级以上的人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一律听录音。”步鑫生不无得意地幽默了一把：“干脆将我弄到动物园让大家买票参观算了！”
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潮中，在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里，坐着兴冲冲而来的鲁冠球。1984年5月，揣着两张《人民日报》，鲁冠球带着他的部下开进了海盐城。
厂门口，已经挤满了焦急地等待接见的参观者。鲁冠球的面包车理所当然被门卫拦下：“步厂长今天很忙。”几番交涉，门卫松口了，“要不，你们开着车子绕厂区一圈吧。呼吸这里的空气，也算是学习过了。”
幸好，从厂里走出两位和鲁冠球熟悉的《浙江日报》记者。引见之下，步鑫生皱着眉头一摆手：“那就见见吧。”
一个偌大的会客室。见面，握手，坐定。一方是诚惶诚恐，一方是趾高气盛。“要改革啊。现在，国有企业如猪，要靠人家喂；我们集体企业如鸡，好的时候有人撒一把米给你，糟的时候就得自己找食吃；你们乡镇企业如狗，从来就是天生地养……”
在回来的路上，鲁冠球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步厂长整天这样谈改革，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干改革？”
在一轮参观考察风潮之后，步鑫生的光环越来越令人敬畏。他开始被赞誉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如何看待步鑫生与如何看待改革者画上了等号。步鑫生多次对虔诚的参观者表示，我是改革厂长，中央给予肯定的。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
他神采飞扬地出发了，受邀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剧团甚至军队巡回演讲。话题不再局限于小儿科的企业管理，而是关于改革的大趋势、关于开放的宏观思考：《谈谈对城市改革的看法》、《谈当前改革中的若干问题》……他陶醉于掌声，享受着别人投来的崇敬的目光。
既然是“全国最知名的改革厂长”了，经营上就得大手笔。步鑫生的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中国“西装热”风头正劲，穿西装甚至成了改革者必备的行头。步鑫生决定办西装分厂，最初的想法是投资18万美元，年产8万套。但是，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动他要建就建全国最大规模的。结果，投资与激情一起膨胀起来，转眼变成了80万美元，年产30万套。设备从日本进口最高档的，外汇由国家轻工部慷慨出借。
现代化的领带生产线、投资130万元的印染分厂……一个与“改革厂长”名声相匹配的“一条龙服装生产托拉斯”轰然崛起。然而，辉煌的背后，却是无尽的烦恼：西装分厂项目久拖未成、领带大量积压、资金链断裂。步鑫生发现，自己在无数次报告会上宣讲得精彩四溢的改革经验，好像也不灵光了。
1985年3月，步鑫生以一个“著名改革家”的大度，吃进了上海绿杨领带厂的13万条领带，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一年之后，捉襟见肘的步鑫生因无力支付22万元货款，不得不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厂里的两辆卡车被法院拉走抵债，无法动销的领带也只得以几毛钱一条的清仓价抵给一位无锡的个体户。
遭受了经营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步鑫生方寸大乱。情急之下，他甚至宣称，凡武原镇居民，只要每人出资1000元，就可以进衬衫总厂当工人。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