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毛泽东所指的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是谁？谁是整个，谁又会是那半个？毛泽东从未对此做进一步明确的解说，遍查中共党史文献，也找不到只言片语。过去数年，我曾利用采访的机会多次向省内外有关官员及当事人反复询问求证。从现有掌握的线索和史料依据来看，除陈新宇外，几乎可以肯定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分别是：
浙江瑞安县湖岭区农技站畜牧兽医员冯志来；
浙江嵊县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征是：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毛泽东寄过信；信里均满腔热情地为包产到户歌功颂德，从实践和理论诸方面论证包产到户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引起过各层面的强烈反响并招致了严厉打击。
至于“整个”和“半个”的疑问，我收集了他们三人寄送给毛泽东的主要文章细心研读，从字里行间大抵可以断定，冯志来与陈新宇的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思辨色彩浓郁，当属“整个”的两个；杨木水没念过什么书，其文章则立足于当地生产实践，朴素直白，应该就是那“半个”。当然，这一结论只能是推测。喧嚣与疯狂的一幕已成历史，过往的人、事也随之沉寂。
他们胸怀赤子之心，他们满腔忧国之情，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生命铺垫了今天改革的通天大路，岁月亦不应将他们的灵魂湮没。
怀着一份崇敬，我愿意循着作家高光的描述，以粗略的笔墨追记当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们顽强的抗争。
冯志来：一名兽医和他的“半社会主义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政治报告，迅速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备受瞩目的焦点，是这一政治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改革理论的基石，是中国革命历经曲折坎坷后获得的真知。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前25年，在与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永嘉县相距不足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书写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而且居然斗胆想和毛主席对话。
他，就是冯志来。
1955年1月，20岁的冯志来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瑞安县农林科工作。5年后，作为摘帽右派分子，他被驱赶到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湖岭区农技站。
“大跃进”的狂想令年轻的冯志来感到迷茫，饥荒遍地的三年灾害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双眼。
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一个年轻的灵魂在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沉重的现实之间徘徊。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冯志来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名言，为自己的《半社会主义论》破题。
“我们仍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将旧中国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的经济称作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
基于对半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精确判断，冯志来大胆直言：“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
1962年4月21日，《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后，冯志来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他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信访科的一位办事员接见了他。此人就是日后在十年动乱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戚本禹狠狠地训斥了冯志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情绪，勒令他要好好清理那些危险的思想。
回到湖岭，冯志来总是在深夜辗转反侧，一腔热血在胸中奔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两个月后，冯志来撰写了比《半社会主义论》更尖锐的第二篇文章《怎么办？》。他将《怎么办？》抄写三份，再次寄给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了引起“大人物”们的注意，避免上一次《半社会主义论》被打入冷宫、石沉大海的境遇，冯志来灵机一动，想起了远房族叔、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冯雪峰。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他特别注明自己是冯雪峰的侄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中央某次重要会议上，已被打倒的冯雪峰因此受到缺席审判。中央有关部门还立即通知浙江省委，要追查冯志来与冯雪峰的关系，揪出冯志来的黑后台。
当时的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这位思想冒险者的批判材料上大笔一挥：重戴“右派”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
1963年，冯志来在一名武装警察的押送下，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战车依旧是一路高歌，在中国大地上隆隆碾过，也彻底碾碎了冯志来淌血的心。
多少年以后，冯志来回首青春年少时的冲动和磨难，感慨万千，诗赠友人：
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
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
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
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冯志来告诉我，1963年回到老家后，他真正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他利用做兽医的便利，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这一藏就是30多年。
杨木水：从硬汉到死囚
杨木水浓眉大眼、声如洪钟，身材像一门小钢炮。他自称粗人，做起事来是典型的“拼命三郎”。
从小在杭州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的杨木水，平日里最不擅长的就是舞文弄墨。然而，当目睹了在“一大二公”的震天口号之下，四邻乡亲贫病交加、纷纷逃荒的惨状后，这位向来以指导农民种桑养蚕为天职的小小技术员，终于忍不住要扛起重如千斤的笔杆子写点什么了。
杨木水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有1万字，可能比他此后写的字都要多。
他思前想后，决定把这篇费尽心血的调查文章呈给毛主席。他知道，只有毛主席才能管大事、救百姓。
几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杨木水认为，伟大领袖日理万机，一定是太忙了。怎么才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呢？他想起了在广播里听说过的嵊县同乡、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他认为，马老耿介豁达、敢于直言，又和共产党肝胆相照，于公于私都会帮这个忙的。
1961年11月，杨木水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在附信中恳请其转呈毛主席。翌年元月，由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陪同，已达80高龄的忧国忧民的马老竟然真的来了。
杨木水被一位副县长带到了嵊县县委招待所马寅初住的房间。前一天，县委农工部部长亲自找杨木水谈话，警告他在马老面前不许乱说话，特别是千万不能说出嵊县曾经发生过大范围的包产到户。
但当杨木水见到面目慈祥的马老时，他还是“乱说话”了。
马老与杨木水促膝而坐，极认真地倾听杨木水畅谈每一点滴来自乡村的呼声，还逐字逐句地帮他把万言书中关于包产到户的13条优越性修改提炼成10条优越性。
随后，马寅初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回北京时，他的行囊里揣着杨木水修改好的万言书和厚厚一叠调查手稿。
此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能通天的马寅初带给杨木水的是通天的大罪。1963年春天，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押送杭州近郊临平的浙江第二监狱。详细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几年后一个阴冷的早晨，“死性不改”的杨木水又因为在狱中当众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再度被加判死刑。双脚被戴上36斤重铁镣的杨木水，随时等待执行枪决。
陈新宇：为包产到户终身不娶
陈新宇正好与杨木水相反，他是个出身地主家庭、清瘦斯文的小秀才。
急欲改造自我灵魂的陈新宇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创造美好的新世界中。1955年9月16日，他以《我爱农村》为题，撰文投书《浙江日报》。他大声地欢呼：“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乡村凋敝的现实生活却是冰冷的，小知识分子的率真和不成熟又让他蠢蠢欲动了。1961年6月，从理想国度中慢慢冷静下来的陈新宇根据自己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自我斗争了整整两天两夜之后，陈新宇最终将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从此下定决心：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因此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的单干”——不仅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居然要终身单身。
这还不算，随后的一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当时，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仍持“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观点，毛泽东则暂时保持沉默。于是，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过陈新宇的来信，共汇给他稿费25.5元。陈新宇用这些钱买了稿纸，还买了几十斤桃子，得意地与同事分享。
很快，陈新宇就发现这桃子绝不是那么好吃的，吃了也照样得吐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第一个被揪出来游街示众，共计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1969年12月22日，新昌县革委会人保组以审字第146号文件判决：“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公职，管制3年。”
陈新宇被连夜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他记得，那天正值冬至。冷，寒心刺骨的冷。
最后，再交代一下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后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