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要是一次解放
要先剪碎这有过的往
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
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歌手赵传：《飞得更高》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
1980年年初，钱塘江畔一望无际的芦苇仍旧满目枯黄。江边风大，极冷。鲁冠球的心却从来没有这么热乎过。
后来鲁冠球回忆说，那一天，他作出了自己40年经营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将厂门口的四块牌子摘掉三块，只留了一块——宁围万向节厂。
被摘掉的三块牌子分别是：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铸钢厂。宁围地处钱塘江南岸，一片由激流澎湃的钱江大潮挟裹而来的泥沙堆积而成的滩涂平原。贫瘠的沙地种不了稻米，只能种些棉花、络麻、花生。但对于办工厂来说，这片长不了稻米的沙地倒成了足以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那一年，鲁冠球35岁，他的工厂已经开办11年了。
虽然，鲁冠球后来以中国农民企业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但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对当农民种棉花了无兴趣，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城去，当工人。1958年，经姨妈托人说情，鲁冠球成为萧山县城厢镇铁器社的一名打铁学徒。美梦才做了3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迫使他不得不卷起铺盖回乡。
城里注定是去不了了，可下地干农活却是他极不愿意的。1961年，鲁冠球搭起草棚开了第一间自行车修理铺。1967年，他用自己修车攒下的一小笔钱，挂在大队名下，开办了产权模糊的宁围金一五金厂。工厂的工人除了妻子章金妹，还有5位同村的庄稼汉；全部资产就是几只打铁的大铁炉。
从个体修车铺到产权属性不明的打铁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厉审视目光之下，鲁冠球觉得越来越无地自容了。1969年，毛主席号召广大农村要“社社实现机械化，农机维修不出社”，急于做出点政绩的公社领导居然也盯上了鲁冠球的打铁铺，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鲁冠球和他的6名创业元老带着用血汗换来的价值4000元的打铁铺，投身集体的温暖怀抱，大门前的招牌——“宁围公社农机厂”从此金光闪闪。这一年，也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万向集团的创立元年。
直到此时，对于未来的宏图大业，鲁冠球仍颇感茫然。那个时候，他的办厂方针还是接到什么活练什么摊，凡是与铁沾上一点边的，自己能力又可以达到的，通通都干。犁刀、轴承、铁耙、万向节，产品五花八门都有。大门口的招牌也加到四块，猛一看，相当威风。
到1980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从7个农民的铁匠铺增加到员工400多名，年产值400万元左右的大工厂。
此时的中国乡村，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东西正在悄然改变。
早在“四人帮”被粉碎的1976年底，全国已经有10.62万个社队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到了243.5亿元。国家农业部在那一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省级社队企业管理机构相继成立。
到1978年末，全国有94.7％的公社和78.7％的大队办起了企业。社队企业发展到152.4万个，当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493.1亿元，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经济总收入的29.7％。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给予社队企业税收优惠、奖售补贴和资金扶持。
在浙江，1980年时包产到户已开始暗潮涌动；以服务30里地范围内农业机械化为名创办的社队企业，纷纷突破笼子，日渐明目张胆地向与国有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各种加工领域顽强地渗透。松动引发的变革，开始长出第一棵嫩芽。
一向有着极好“嗅觉”的鲁冠球发现，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
干什么？怎么干？问题还是没解决。左思右想，鲁冠球认定必须清理门户，捏紧拳头搞专业化生产。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农机厂、轴承厂、铸钢厂的招牌不见了，“宁围万向节厂”几个大字赫然而立。
几乎决定了鲁冠球此后创业命运的“万向节”又是何物？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貌似十字架的东西，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上的连接器。因为它在旋转中可以任意地变换角度，所以被称为万向节。正是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万向节，将鲁冠球推上了走向世界的通天大道。他的命运从此与现代汽车大工业紧密相连，并最终成为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国际巨头的贵客。
当时还是草根创业者的鲁冠球何以能一步登天？选定万向节的那一刻又发生过什么？这成了许多追访者的难解之谜。
1995年5月15日，鲁冠球迎来了一位最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考察万向集团。
走在设备先进的车间里，总书记一边仔细察看，一边向身旁的鲁冠球提了个问题：“老鲁，你当时为什么看中了万向节这个产品呢？”
鲁冠球脱口而出：“当时选中万向节并不是科学的决策。”
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扭过头来，谁也不知道老鲁接下去说的是什么。
鲁冠球无非是实话实说：“只是当时社会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那么是拍脑袋决策喽。”总书记笑了。
鲁冠球也笑了起来：“是拍脑袋。不过拍脑袋之后，我们还是认真分析了市场的。”
其实，1980年前，鲁冠球生产万向节已经断断续续有5年多，但都属内销的低档货。真正让他痛下决心的，是那一次千里迢迢的首都之行。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有一座金灿灿的大宫殿。
硬着头皮，鲁冠球迈进了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大门。他可能是第一个敢于迈进那个大院的农民厂长。
北京的老同志颇有素养，与地方上的到底不同，见了他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也没瞧不起。不过关于万向节的生产情况，老同志说，全国此时已经有56家工厂在生产万向节，产品差不多呈现饱和状态了。
鲁冠球感到很失望。快要出门时，老同志随口说了一句话：“目前市场上饱和的万向节，是供应国内汽车生产的。国外进口汽车上所需的万向节技术要求很高，横断面必须平光如镜，磨掉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就不行了，而且利润又薄，所以许多厂家不愿意生产，也生产不了。”老同志迟疑了片刻，“如果你们愿意试试，那么，无疑是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啊。”
鲁冠球听了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了。
他毫不犹豫地说：“行，我们来搞吧。”
这下，要轮到人家老同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在遥远的南方，在一个不知名的棉花地中的小厂子里，一个关键的决策就在几秒钟内产生了——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了，他们要造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敢碰的洋人汽车上的万向节了。
“这些农民是怎样办起2000万家企业、解决1亿人的就业问题的？他们如何选择产品？到哪里获得技术诀窍？启动资本从哪里来？是如何取得辉煌成绩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在中国沿海考察乡村工业时提出了这些疑问。
吴庆瑞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李光耀内阁的财政部长、副总理，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80年代，退职后的他接受邓小平的邀请，正式受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此后的6年中，吴庆瑞每年两次前来中国考察。令这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最为困惑不解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乡村工业“崛起”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最接近“鲁冠球真相”的资深观察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是这样分析的：在浙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之初乡村工业化风暴的来临，广大农民企业家获得最终的成功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必然。但就其中的某一个体而言，从何处出发、往哪里去、能否抵达激动人心的彼岸，则充满太多不可测定的偶然。一句话，他们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
几乎同时，距离鲁冠球数十公里外的绍兴人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9年，从浙江省委办公厅下派的沈祖伦被调到绍兴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位与鲁冠球一样有着宽阔前额的书记后来官至浙江省省长，属于进取型改革派，口碑甚佳。
绍兴是水乡，是鱼米之乡，农业也是蛮有搞头的。但沈祖伦总觉得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不想法子解决乡村工业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农民致富就没有出路。可乡村工业很难从计划经济的盘子中找食，依靠市场求生存又随时可能触碰意识形态的高压线。
沈祖伦决定要动手了。他问当时的县社队企业局局长韩福之：“老韩，你怕不怕？”
军队转业的韩福之脖子一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沈祖伦也提高了嗓门：“我把县委书记的帽子捏在手里，一定要把乡镇企业搞上去！”
韩福之至今对那番对话记忆犹新。“沈书记这个人很像列宁，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即浮现了《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就是列宁激昂地把手一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方向找准了，可是究竟怎么干心里还是没一点谱。许多人认为绍兴县的特产是黄酒，办酒厂肯定有钱赚。开会时，沈祖伦就号召全县50个公社争取一个公社办一个酒厂。
这时，马上有5个部门拿出红头文件来反对。他们说，黄酒是专卖商品，是由国营厂指定生产的，要经过国家酒类管理机构登记批准。而且，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
但沈书记下定了决心，他转身赶回杭州找老上级省委书记铁瑛“开后门”。铁瑛被缠得没办法，就批示说：“根据实际情况办。”沈祖伦有了靠山，胆子更大了。酒厂的一些设备要用到锡，这可是国家管制的紧张物资。沈祖伦的老关系又起作用了，他直接跑到省物资局局长的办公室去要，一下子运来了4吨。
在艰难的夹缝之中，经一连串的“灰色”操作之下，50个酒厂全开张了。虽然此后不少酒厂办砸了，撑不下去了，绍兴县的乡镇企业也逐步转向了轻纺产业，并最终摘得“中国纺织第一县”的美名，但颇有些瞎子摸象式的“酒厂事件”，实实在在为绍兴乡村工业的苏醒打响了关键的第一枪。
1980年，绍兴县就冲上了浙江省乡镇企业排名的榜首。1983年，全县乡镇企业猛增到3300多家，总产值接近20亿元。
回顾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像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根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乡镇工业也因此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说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浙中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教育水平有限，能人也少。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不能奢望来自政府的“温暖的大手”的帮助。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于浙中南地区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像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暴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就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艰辛，也更加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故事。
把叶文贵称作第一代温州首富一点都不为过。这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先后办过5家工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有上千万元。即使在老板满街跑的温州，当年也少有人敢与他叫板。后来，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他曾被推举作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的会长候选人。
严格地说，叶文贵应该归入“能人”之列。但与颇具领袖气度的鲁冠球相比，面庞瘦削、其貌不扬的叶文贵显然缺乏大手一挥定天下的霸王相。我们在他身上能嗅到的更多的是温州商人的狡黠。而叶文贵极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挖掘商机挣大钱。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没能逃脱同辈人的命运——被下放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当知青。望着无边无际的老林子，许多第一次离家的知青号啕大哭。叶文贵却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他的商人本性又忍不住地躁动起来。
叶文贵发现当地烟糖公司的茶叶要卖十六七元一斤，价格高，质量却一般。再一打听，温州来的知青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茶叶，但是实际上没几个人喜欢喝茶。价格有落差、信息不对称，他觉得自己该下手了。
叶文贵悄悄地从知青那里收购来茶叶，再转手卖给烟糖公司，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杭州产的龙井茶叶。烟糖公司的人又有几个去过天堂杭州？于是就头脑简单地把茶叶按等级照单买入。每位知青起码带了七八斤茶叶，光是温州知青就有400多人，叶文贵一口气买下了其中150人带来的茶叶。在老家，这样的茶叶一斤顶多卖两元钱左右，叶文贵的收购价翻倍——四元，然后立即抬至每斤八九元卖给烟糖公司。这一圈投机倒把，叶文贵的口袋里至少揣进了几千元。
从东北至温州，倒人参、倒熊胆、倒黑木耳，瘦巴巴的叶知青摇身一变，成了叶老板。“你问我当时有多少钱？”叶文贵几杯酒落肚，话可就多了，“告诉你吧，当年七台河市革委会主任李凤久都常找我去他家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