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电器购销中建立起了相当紧密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下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如坐针毡。黄昏，又有人跑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结果，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亡命天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辗转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连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中描述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头。16岁的小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些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品，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1985年1月15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终身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但他们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各位“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条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了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
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八大王”的准确名单。
根据《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仲伟志找到的一份日期为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八大王”的名单为：“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
而另外一份广泛流传的名单则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
两份名单的差别在于，“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与“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那么，究竟哪两位不在“八大王”之列？
我曾费尽周折寻访了一位当年乐清县委工作组的当事人。他分析称，其实，当年严查、批捕了一批柳市购销大户，并没有明确所指，人数也肯定超过8位。所谓“八大王”是以后才有的形象的概括。这可能是比较让人信服的解释。
雨。转阴，又转晴。
1984年，中共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有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此前两年，“八大王风波”一直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的上空。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几年亦徘徊不前。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深感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
又一个联合调查组出发了。对全部案卷进行了复查，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税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2008年2月20日一个温暖的下午，“八大王风波”发生整整26年后，八大王”中的6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当年的“大王”中，仅有“机电大王”郑元忠仍颇有气候。做低压电器出身的他创建了著名的西服品牌“庄吉”，并于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其他“大王”历经磨难后大多已一蹶不振。
座谈会上，遥想当年风云，“螺丝大王”刘大源幽幽地冒出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走私狂潮
按照辞典的标准解释，走私，指个人或者机构故意违反政府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各种方式运送违禁品进出口或者偷逃关税，并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
毫无疑问，走私就是犯罪。
当改革春江初暖之时，在浙江沿海尤其是南部改革涌动最为活跃的温州、台州地区，走私黑潮汹涌澎湃，出现了大范围泛滥之势。
走私，成为解读浙江改革史的第一页颇显尴尬、却又无法躲闪的灰色片段。
1981年2月，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7月6日至15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转发了《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极为严厉：自去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浙江沿海的走私风潮主要集中在温州及相邻的台州。198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的走私“大雪崩”，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等7个县区。其中走私狂潮泛滥的有12个区、24个乡，几乎覆盖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乐清柳市，苍南的金乡、宜山、钱库，平阳的鳌江等地。全市大小走私市场达17个，其中每天客流万人以上的超级市场有乐清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3个，当时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据温州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这一年，就在海上查获走私船107艘，私货价值1100万元。缴获的主要走私物品有录音机9644台、电视机210台、手表24万只、尼龙布72万米、银元2.3万枚、黄金1681克……在陆上还查获贩私案件和黄金贩卖案件9589起，银元4万枚、黄金2700克、手表1.6万块、录音机3279台……最大的几个走私市场受到多次冲击后才逐渐转入地下，最终销声匿迹。
浙江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2200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3061个，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省份。浙江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私产生的必然性。
北宋开宝年间，杭州﹑明州（今宁波）始设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浙江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走私活动亦由此发端。自此降1000年，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此起彼伏，尤以明嘉靖年间倭寇骚乱时期最盛。
关于倭寇，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权威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定义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抗倭，也使得浙江总督胡宗宪麾下的戚继光和“戚家军”名垂青史。
近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将倭寇简单定义为日本海盗的传统概念并不确切。比较一致的新解为：明代中叶时，前期之倭寇是“真倭”，主要由日本浪人组成；后期则大多数是“从倭”，即参与倭寇之乱的中国商人。他们以武装海上走私为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牟取巨额的商业利益，其气焰远超“真倭”。
最出名的“从倭”大首领是安徽歙县人王直（亦称汪直）。作为另类徽商，此人靠贩卖私盐起家，再前往浙江一带沿海从事硫黄、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武装走私。王直曾先后盘踞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心——浙江舟山六横岛双屿港及定海烈表山烈港，一度垄断了中日海上贸易。在明军的坚决剿杀下，王直移居日本平户（今长崎县），自称“徽王”，追随其落户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商人至少有3000名。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将依然梦想明政府解除海禁、开放海上贸易的王直诱捕，3年后将其处死。
2005年1月31日晚，安徽歙县境内由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政府和一些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被浙江丽水学院教师邬伟民等两人砸毁，引起一片哗然。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沿海走私相对平静。1977年，平静再度被打破；1978年，迅速盛行；1980—1981年初，达到顶峰。这一次，狂潮席卷的主要是浙南温州及台州。因为200海里之外，与之一衣带水的就是台湾。起初，多由福建近海转货。不久，满载私货的成群结队的台湾渔船就直接开进了温州瓯江口、台州玉环大麦屿。名表、收录机、计算机、涤纶布、自动伞，商品琳琅满目，市场人声鼎沸。
数据触目惊心。从温州最南端的苍南县巴曹公社的陡门到卢埔公社的林家院，形成的走私市场长达10里。高峰时，每天有13只走私船进港。据当地10个大队调查，当地百姓参与走私贩卖的占94.8%，包括村里的儿童、寡妇几乎无一漏网；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参与者也占了89.9%。
对于万人空巷、全民走私的“盛况”，当时的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下这则题为《乡村教师的最后一课》的报道描述得入木三分，极为传神。
吴定法在乐清县三山乡滨海的村办小学教书已四五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对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更体面的了。
那年夏天，走私的风刮到村里，吴定法的想法终于变了。“一次走私走成功，可抵种田300工”。他对这句顺口溜的认同感越来越深刻。
每次走私船一到港，他这个文化人就被请去帮忙记账。忙活完了，都能分到点私货作酬劳。有时是几块电子表，有时是几把折叠伞。他不好意思自己到市场上去卖，就让别人代售，一次就有几十、上百的进账。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也发大财了，凭什么？”这个念头烧灼得吴定法心神难安。
他教的班上有40多个学生。半个月后，座位空了十几个。他心里清楚这些请假说生病或在家带弟妹的孩子去了哪里。
一天清晨，吴法定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上课的铃声响过很久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却只有5个学生。也不知道哪个捣蛋鬼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蛤蟆镜”和一块手表。
“老师，今天上哪一课？”
呆呆地，吴定法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脍炙人口的名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蛤蟆镜”旁边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在哪一页啊？”
吴定法昂起头，用前所未有的坚定口吻大声说：“同学们都比老师清楚——做生意！”
最后几个学生欢呼着立即没了踪影。在吴定法收拾好讲义，正准备锁门离开时，发现左边第二排还有个女孩子。她叫赵丽萍，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呢？”
吴定法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这个孩子的眼神：“等通知吧。”
不久，学校里其他班级也全停课了。吴定法在私货市场上占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涤纶布，生意不错。一天，摊前围着买布的人少了些。他突然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老师。”定睛一看，竟然是赵丽萍。只见她胸前挂着七八块手表，正缠着两个外地人讨价还价，一脸的汗水。
几个月就变了个人样了，练出来了。将来可了不得！吴定法心里猛地一惊，不知是欣喜还是愧疚。
浙江南部沿海1980年前后走私的大泛滥并非偶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传统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近30年中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手心冒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