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6日上午，学校召集开会。
上城区教育局刚组建了一个经销部，需要经理，会议就是为“点将”而开。会场十分沉闷，没有人应诺接招，与其说是肥缺，不如说是受罪：没有一分钱先进投入，却要求当年创利4万元！
这时，主事者有些坐不住了，既然成立了，总得有人管呀！几位官员一合计，临时决定“充分放权，亏了不换人”。接着，领导们轮流点名征求大家的意见，轮到宗庆后时，他们等到了答案。
“好吧，我干！保证当年创利10万元。”
原本就嘈杂的会场立刻炸了锅，人们议论纷纷，这个沉默寡言的“踏儿哥”（三轮车夫）疯了吗？他凭什么开价10万？难道钱会从天上掉下来？
宗庆后坐在角落里，迎着众人诧异的目光，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深处却刚刚经历剧烈挣扎——42年来，一直都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如今，机会向他走来，不能再让它擦肩而过！他决定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他要狠狠地搏一把！
这个委任状，至今还在娃哈哈的企业陈列馆里，摆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上。
宗庆后对笔者追忆这段经历，他说：“这个委任状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于说是我们上城区教育局给了我机会。它任命了一个小小的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的头衔，也就是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能够去施展自己的才能。”
好在现实并非宗庆后预料的那般糟糕，有关方面对这个小厂提供了包括资金、人员、场地等在内的一系列支持。
1987年7月8日，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正式确立“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的名称，并向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这个在杭州清泰街160号开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日后声名大振的娃哈哈集团前身。
据原始资料显示，这间小厂注册资金总额20万元，其中上城区校办企业办公室借贷10万元，上城区教育局调拨生产设备折抵10万元。该厂法定代表人为宗庆后，主营花粉口服液的代销业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小厂成立之初，被冠以“改善儿童营养结构、增强学生体质”的政治任务，主营业务是为全区超过40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孩子们提供服务。为此，上城区教育局提供了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营业场地，并从教育系统内部调配30名职工充实该厂。
利用9年前送学习用品与学校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宗庆后将一种名为“中国花粉口服液”的营养品推荐给了孩子们。
当时不少家庭还不富裕，如果每个月都给孩子买上好几盒口服液，一年下来也要增加一大笔费用。于是，宗庆后主动找到厂家要求提供简装品，价格降下来了，家长和孩子们开始认同这种产品，他在短短3个月里推销掉了一百二十多万盒，初战告捷。
看到产品销售形势好，宗庆后动起了脑筋，他向厂方提出了建一个灌装厂的请求。
1987年11月底，经过近3个月的奔波忙碌，一个三百多平方米的灌装车间在清泰街160号建成了。这是一条日产１万盒口服液的生产线，意味着经销部从此有了自己的依靠，不用再担心军令状上规定的任务完成不了了。
承包当年，经销部的营业额高达151万元，上交教育局20万元盈利，上缴利税17.27万元，企业净资产807万元。
到1988年5月，投产仅半年时间的灌装厂已拥有130名工人，生产出了180万支“中国花粉口服液”，产值超过270万元。
1988年9月7日，保灵营养食品厂“为了进一步发展勤工俭学事业，育人聚财”而增资注册，注册资金1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8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自有资金积累。
根据上城区教育局审查同意的该厂章程称：“本企业组织机构产生程序为：上级主管局任命厂长，由厂长组阁建立生产指挥系统；人员构成为：教育系统内部调配、人事局分配、通过劳动部门招用合同工及自行招用临时合同工；利润分配形式为：50%上交主管局，30%企业留成扩大再生产，10%职工福利基金，10%职工奖励基金。”
后来有人总结称，娃哈哈一开始就实行厂长负责制，投资决策权、产品开发权、劳动用工权、人事任免权等都是从宗庆后承包经营之初就实行的，比一般的国有企业早了整整5年。至此，宗庆后这位“冰棍儿”经理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企业家”。
在那个激情创业的年代，宗庆后迅速获得了成功并树立起信心，尚无暇顾及未来可能遭遇的产权隐忧。掩藏在这个传奇故事背后的，却是这家小厂的产权归属问题。
2005年1月，宗庆后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因为他“是杭州市教育局的人”，所以娃哈哈当时算是国有的。两年后，在与达能陷入僵局时，却又屡屡声称他“带领4位退休老师、靠着14万元借款”生产口服液起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
对于那段真实的创业史，宗庆后始终讳莫如深。事实上，清泰街往事与后来引入达能资本，乃至今天与达能闹分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宗庆后不是神仙，无法预料20年后发生的事情。毕竟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无关大局。
大器晚成的宗庆后正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商业传奇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