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
1991年的宗庆后，早已不再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他已经是杭州城里的知名人物了，而发生在小学校园里的经济奇迹开始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
这一年7月的一天，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案头。一篇题为《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文章是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傅上伦、朱国贤写的，副题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调查》。
文章介绍了该厂四个特征：一是工厂无成品仓库；二是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仅1．54元，定额流动资金的周转天数只有6天，属全国罕见；三是企业无借债欠债；四是企业流动资金全部自给，企业还有近2000万元的银行存款。
报告认为，“娃哈哈现象”对如何搞活大中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邹家华副总理仔细看过报告后，提笔做了如下批示：“这篇报道很有启发，可印发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同志参阅，请罗干同志批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要求办公厅成文印发，送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阅。
中南海也知道娃哈哈了，这是内参的威力。宗庆后很是激动，然而，供不应求带来的产能之困也令他犯难。
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索性直接开车到其总部所在的杭州清泰街，立等提货。各地前来拉货的车队挤满了总部大门口，客户们一等数日还要不到货。甚至，少数得到进货指标的商家还做起了黄牛，将这些指标倒卖给外地来的其他客户。
宗庆后想，保健品市场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肯定会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市场机遇。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而产品没有销路的困境。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能不能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作为对口负责联络该厂的主管领导，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想到了当时连年亏损的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
得到消息后，宗庆后乘坐一辆白色桑塔纳，悄悄去罐头厂兜了一圈。
“地方好大。”他回来告诉员工，罐头厂有100亩地，而娃哈哈当时的清泰街厂才不过1500平方米。
杭州罐头厂曾是外贸部定点的出口加工企业，名列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其固定资产累计投入超过2500万元，拥有包括近600名退休职工在内的超过2200名职工和6万多平方米的厂房。20世纪80年代初，该厂鼎盛时期的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不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到1991年年初，它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危险境地，总计负债6716.9万元（其中工商银行的贷款4000余万元，其余为往来货款），全厂职工人均欠债3万多元，仓库里还积压着1700万元的罐头。
但是，要由一个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企业，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机制的束缚，这样做谈何容易？杭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决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邀请媒体跟踪关注这项重大的改革举措。
1991年8月初，沈者寿带领浙江日报社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前往娃哈哈调研。在归途的车上，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由娃哈哈来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
回到市委大院，沈者寿找到当时的市长卢文舸。听到兼并的设想，卢市长当即表态支持。
虽然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但娃哈哈和老罐头厂的员工意见都不小。当时娃哈哈里有的老员工担心可能会被拖累，而老罐头厂的员工更激烈，有人甚至提出“与企业共存亡”。
随后，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议论：
“姓社还是姓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营大中企业吗？而你们偏偏把一个国营大企业搞死了！”
“这就是和平演变。”
来自各方甚至是杭城部分领导的议论，给这次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坚持要清产核资，产权必须清晰化。在所有方案中，这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
杭州市委秘书长沈者寿等人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厂，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厂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
1991年年底，这起兼并案正式实施，国有独资的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挂牌成立。而意气用事的宗庆后“主动为市政府分忧”，不仅全盘接收了杭罐厂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超过2200名员工，还领头立下军令状：半年内扭亏，让杭罐厂重振雄风。
兼并后的第二天，《杭州日报》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就是曾去娃哈哈调研的杨新元和市委办公室主任杨树荫（现任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在报道的右首，是由沈者寿亲自命笔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杭州日报》以鲜明的倾向，毫无保留地对兼并表示支持与肯定。
有了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支持，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宗庆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规定“不拉帮结派，唯德唯才是举；不吃大锅饭，论功论绩奖励”，在厂内推行“黑板干部”、“奖勤罚懒”等一系列新举措。到兼并之后的100天，杭罐厂实现了扭亏为盈。
对此，《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而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后来有观点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在1991年宗庆后进行的这场“资本运作”中，宗庆后即对产权关系相当重视，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
在那之前的企业改革中，无论是“放权”还是“政企分开”，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关系问题。政府仍然是企业“天然的管理者”，既是资产拥有者，又是资产的支配者，而企业实际经营仅仅是个“影子法人”，这是各种侵权、干涉、摊派、扯皮现象难以杜绝的根源。而娃哈哈现金收购杭罐厂之后，企业资产固然是国有的，但娃哈哈拥有了真正的法人财产支配权，政府无权干涉它的经营活动。
宗庆后日后强势的行事风格也可从中略窥一二。例如，兼并之初，宗庆后拍板决定停掉亏损严重的罐头生产线。当时，杭州郊县临安香菇丰收，大量产品积压，市里有关领导希望他协助销售。宗庆后表示，原本与杭罐厂签订了供货合同的部分菇农，他可以按照合同酌情补贴损失。至于其他菇农的销售问题，“那是政府的事，跟娃哈哈没关系”。
对于彼时的宗庆后来说，他或许更加关注市场“成绩单”——1991年，娃哈哈集团创产值2.5亿元，税利4000余万元，两项指标均比上年翻了一番。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933万元，流动资金2842万元，专用资金4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
短短5个年头，宗庆后功成名就，他本人也开始获得人大代表等政治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