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冠球出生在农家，初中毕业后就在铁匠铺学徒。三年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于是，他便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然而糟糕的是，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鲁冠球的米面加工厂开了没几天，便被迫关门了，鲁冠球也只好继续打铁。不过，他的能力与魄力，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人注意到了。
1969年的时候，当时的省革委会发布了一个文件，规定每个人民公社，可以搞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这样，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
在此后的10年里，他一直在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基本上有什么业务就做什么业务，他的厂门口也因此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石蜡铸铁厂等多块牌子。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他据此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像一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不过一手指，4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镜子，磨掉一根头发的1/6就得换新的。日后他回忆说：“你要去深入研究报纸内容，有时候机密都有。发言的人不是故意泄密，是没有经济头脑，关键看你用不用心。把东西连起来一想，就会发现万向节才是最有市场的产品。”
就这样，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年人，在这一年开始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此时的他，还是钱塘江边一家员工不到400人的汽车零配件厂的厂长；许多年后，他会成为一家总资产300亿元的跨国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并且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的全国人大代表。
就在鲁冠球在萧山乡下为自己的商业梦想而努力时，在中国华北平原上，天津静海县一个名叫大邱庄的地方，也正在酝酿着自己的动作，它的主导者，是日后名动中国的禹作敏。
大邱庄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当地民谣唱道：“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据说，禹作敏对此十分痛苦，在1976年揭批文革错误时，他连续三晚在村里的水洼边转悠。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对大家诚挚坦言：
“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三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娶上媳妇。如果大家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过人胆识与人格魅力，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大邱庄的村民们拿出当年“学大寨”的精神，靠打苇子筹来资金，在一年之后建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年的著名穷村，竟然会在数年之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庄”，当家人禹作敏也成为与华西村吴仁宝齐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11月的一个早晨，浙江温州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上，一个名叫章华妹的小姑娘早早起床，用扫帚和清水将自家门前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摆上一张小桌子，把一些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头绳、发油、别针之类的小东西放在上面，摆出了自己的小摊。过了几天，她又开始自己加工一些小商品，也一起摆到了小桌子上叫卖，一个月下来，收入竟然比那些在工厂上班的小姐妹还多一点，这让只有18岁的章华妹感到很满意。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温州鼓楼工商所成立了，这里距离章华妹的小摊子并不远，于是，所里的人找到了她，告诉她现在国家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凡是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只要去领一个营业执照回来，就可以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大大方方地在这里摆摊了。
小章对此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在自己家门口摆个小摊，还要执照？”在收了摊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经历过旧社会、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父亲告诉她，这张小纸片应该是有用的，两人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马上去领一份。第二天，小章去问工商员要了一份申请表格，填好后送到了鼓楼工商所。她不知道的是，父女二人那一晚的决定，会被写入中国的民营经济史，并且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章华妹得以在门口摆摊，而不用被“打办”①抄没处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温州的政治空气，那是一种独特的改革风格，你可以说它来自当地领导的思维意识，也可以说那是浙商风气的一脉相承，无论怎样，那里都有着当时全国最宽松的经济氛围。
1979年2月1日，温州地委为了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特意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不鲜见，然而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温州地委经过讨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温州经济差，国家投资少，所以想要发展经济，只有靠发动群众的致富热情和艰苦创业。
这样别致的结论，无疑为温州当地的民营经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同会议结论所描述的那样，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卖服装，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州就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形成了“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的局面。当然，这里也因为此种局面的存在，而蒙受了巨大的压力，对这里的清理、整顿频繁发生，几乎每一轮对经济领域的打击，都率先从温州发端，让这里的空气时而火热，时而又充满阴霾。
①打办：为“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的简称，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都设置了这一部门，负责对所谓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它的权责之重叠，几乎覆盖了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卫生局、检察院、市容纠察、检验检疫等多个部门，让当时的个体经营者见之如避猛虎。
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一个名叫袁庚的局级干部，被派到那里，像经营一个公司那样经营着蛇口方圆2.14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后，中国数个大企业均诞生于那里，而那块土地的出现，也让当时中国这个“沉闷的大暗室”里，破天荒地吹进了一丝清凉的海风。
1979年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变化的年份，当商品经济的闸门被打开是，涌入的便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新鲜因素，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开始朝着和过去完全相悖的方向走去。
在此前的整整十年，年轻人在公开场所约会，是被公认为可耻和堕落的象征，青年男女们只好用谈工作作为理由，偷偷摸摸地进行地下活动。不仅如此，在情书的开头，还要以某某同志相称，结尾的地方还要致以革命的敬礼。然而在这一年，爱情与阶级感情真正地脱离开来，情侣手拉手压马路、逛公园的现象开始变得普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