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商业精神始终没能浸润中国的商业阶层，或者说，它始终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赌博气质存在着的。
尽管达尔文主义并非中国特产，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实在是一块最符合这种气质的土地，在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强权政治的国家里，“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始终被奉为圭臬，于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惯性。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许多下海者的故事当中，既有倾其所有的奋力一搏，也有无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更有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甚至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灰色行为。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酿成惨烈无比的悲剧。所有的一切，与其说是个人的豪赌性情与浅薄果断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赌博气质在作用。
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变革史上，下海者这一群体，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进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下海者的抗争，由于这些抗争，使得经济环境得以不断改良，这种抗争很难被官方明确地记载出来，但是实际上，正是它们赋予了中国经济以今天的活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变革，打破体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将中国引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宏观调控所打断，每次宏观调控所整治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那些民营资本扎堆的行业中，这不仅使许多下海者因为形势误判而马失前蹄，也使中国近三十年的商业史变得伤痕累累，悲剧无数，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变得跌跌撞撞。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都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我们的这本书中，仅仅从那些被书写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多次波及经济领域，三是在国家经营思维下，导致国家商业主义的诞生。
直到今天为止，这三个现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甚至已经印入人们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多年来我们确有进步，但在某些方面，却始终没能前进半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可以获得了不起的成就；证明了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取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跃迁；那么谈到贡献，这恐怕是经济学获得的最大实例支持。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假如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这是本书的一个期望，也是本书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实故事来做依据，证明中国商业社会的前行，的确存在着确定的阻碍与推动。
三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现象的出现都像是是一种意外，或者说，这实在是一种改革的副产品。当市场的禁锢被解放开来时，无数人当即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一头扎进商海，陆续不断、绵绵不绝，直至今天都未见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来都未有重商主义存在的国家，中国人竟然如此热衷于经商，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人性是无论何时都存在着的。你可以说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这种人性被牢牢压抑，终于在缺口处得到了释放，但请相信，这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绝不在此。
可以说，一切都是经济规律引发的变化。
当计划经济的铁幕被徐徐拉开，越来越多的光亮透入整个商业社会当中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了必然。从计划到市场，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不随势进入市场。
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场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恢复回去的运动，可是，实际上谁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自由经济都很难被承认，2000多年的集权政治，从未允许过民间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其说这是恢复，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创造的尝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那场运动里，参与者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却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欧洲今日的文化奠一良基。那么，从角色和作用上来说，三十年里的下海者，便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新文明的缔造者，虽然直到今天，这种新文明的缔造还未成功，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为中国经济输送繁荣，这里面的每一个下海者，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他们的事业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梦想、挥下汗水、印下脚步、因此，也就都理所应当被我们铭记。
可是，偏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忘记。
不单如此，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下海者总是处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们唯利是图，他们缺乏信仰，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公开展示的身份，他们看上去可以随时被消灭，似乎应当随时被整治，随时被调查，他们几乎是一群注定要与“不规矩”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个群体似乎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那么善于妥协，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温顺，只要能够保护应得的利益，以至于在许多时候表现得过于冷静，然而即便是在最无奈的时刻，他们也总是不丧热忱。在一些时候，他们会成为偶像，成为风云一时的激荡人物，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法处理好“政与商”之间的关系，最终带着头上的光环陨落，宛若流星过天，转眼判若云泥。
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假如许多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部三十多年的下海史，会不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比方说，如果当年唐万新的德隆能够彻底控股那些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德隆有没有可能命运翻转，成为一家实业投资和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型大企业？如果戴国芳的铁本公司能够如愿生产，也许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今日的中国首富是不是会属于他？他有没有可能超越宗庆后的800亿身家？如果没有与辽宁省政府的交恶，没有仰融的出走，那么华晨那盘气势恢宏、势不可挡的产融整合规划，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东亚地区的汽车霸主？如果宏观调控晚来半年，让孙宏斌的顺驰稍得喘息，绷紧的资金链得以松弛，消化掉全部的财务风险，那么今日中国地产格局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这些设想都能实现，那么，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史会不会重写、中国下海者的历史里，会不会多几分辉煌？也许，这段历史不会如此精彩纷呈，不会如此戏剧波折，不会有如此激情，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能够出现。
在去年写作《中国经济猜想》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其命运的沉浮、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和中国体制的变化相伴随的。做小生意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假如下海者不曾考虑政策的因素，不将自己置身于宏观环境内，那么，他便很难连续地实现提升。在这本书所作的观察中，大凡那些失败的下海者，几乎都没能很好地对政治环境进行思考，也没能理解政策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
当这样的结论被做出时，我想，它的意义之沉重，是有理由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
在另一层面，下海者群体也曾经成为最失落的一群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富裕者的批评与讨伐，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它几乎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
一旦社会中出现何种经济现象，富裕阶层总是会遭到口诛笔伐，被认定是责任在身，甚至是罪魁祸首，元凶大憝。偏偏，下海者又是富裕阶层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另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长久存在，当民众认知得不到正确引导、民众情绪得不到宣泄疏导时，那些富裕起来的下海者，便常常会被冠以“非法得利”、“昧心钱”之类的恶名。
另一方面，下海者自身的心态失衡，也让人感受深切。
出于对金钱观的不同，富裕起来的下海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同，80年代“食利阶层”、“息爷”的广为存在，发家之后挥霍无度的则更有之，而“炫富”的话题也早已数见不鲜，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固然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评价是非，然而却足可以看出一种人生境界的取舍。这样看起来，下海者们在经历了太多市场给予的风雨洗礼之后，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很是需要补习。
这些事实都颇为沉重，我们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目睹了无数下海者的故事之后，却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反倒时而与其情绪对立，倘若一任其继续，伤害的恐怕不仅是情绪，更会让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失去意义。
于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下海者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关注，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之巨，几乎相当于一次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
诗人纪伯伦与学者RG·科林伍德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在这场改革行进到第三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回首，去探寻当初出发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命运，是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平等、民主、富有的权利。我们甚至应当回首，看一下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路径，究竟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的时候，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失公平、贪污腐败等等，民众的不满情绪便随之升腾，我们在对未来寄以希望的同时，更不应当忘记出发的初衷。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当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史时，都会带着一种遗憾的口吻，不无痛惜地评论道：“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世俗的社会，物质财富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积聚千年的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所有人都陷入了心灵的空虚之中……”
四
在写作此案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对这样一句话印象很深：“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错误，以及英雄业绩而构成的。”在写作当中，每进一日，对这句话的理解便加深一层，由衷地为错误而惋惜，为英雄拊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接近了历史的本原。但是在一瞬间，又会觉得这些错误与辉煌或许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于是又会怅然若失。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早已成“史”，而我们这些仍在动作的人该去如何演化未来，自是难以推论，元曲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类似这样的巨变，绝不是一句“以史为鉴”能解决得了的。对于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经济而言，在未来究竟还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都是值得反复猜想的问题。在这种迹近揣测的思考中，我时而会喜不自胜，时而忧心忡忡，所忧所盼，都不过是独自劳神。
这场写作，堪称我的工作中最充足的一段时光，在外人看来枯燥，实则却趣味盎然，与那些熟悉、不熟悉的名字相伴，一日一日地重温三十年来的岁月，有失落，有振奋，如同增添了一段精彩之极的生活经历，这样神奇的快感，大概只有梦境才能接近。而每当从一个下海者的名字身边走开，从一段故事中脱身时，我总是会顿觉开阔，继而又怅然若失。觉得恍惚之中，有一些人正在渐行渐远，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舒婷的诗篇：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如今，后来者已经跟上，他们很有可能超越前人的商业成就，但是却绝没有可能取代他们在历史里的地位，因为，这三十年的下海史，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那歪歪斜斜的脚印，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