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年的中国而言，政治上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内部，更体现在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转变上，在这一年里，以邓小平为首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访，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色彩很强的举动，在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则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在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北京那所著名的中日友好医院，此后不久即在日本政府的无偿援助下奠基建设，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中国设备最先进，最优秀的医院之一。12月16日，中美发布联合建交公报……
这些举动带来的政治抉择自然不言而喻，与此伴随的则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在建交之前的夏天，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技工作者，就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陈春先的44岁教授，作为中科院的派出代表，也成为了访问者的一员。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研精英，早年留学苏联的他，曾经因为成绩优秀，受到过斯大林的特别接见。在回国之后，成为了中国托克马克核聚变装置的奠基人。在中科院评聘第一批十名教授级研究员里，他和数学家陈景润同时上榜。
在带回美国先进的科技知识的同时，陈春先教授也带回了一些当时国人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在美国著名的硅谷，陈春先在感受高科技公司繁荣的同时，更感受到了那种独特的创业精神，而在他这代留苏人员的身上，强烈的报国心立即使他想到——中国同样应该有自己的硅谷，同样应当尝试着把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变成生产力，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于是在回国之后，陈春先开始了他的呼吁，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的“硅谷”，地点就在他工作的中关村。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陈春先的想象在数年后成为了现实，在没有任何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技术试验区，到1993年的时候，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已经达到了5180家，许多著名的企业都脱胎于此，国家科委随之启动了著名的“火炬计划”，而这一切的开始，应当说都源于陈春先在这一年里产生的设想。
在邓小平的这一些外交访问中，新加坡之行理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一些专业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关注于这些访问在政治上的意义，却忽略了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新思考，如果说这种思考是他早已开始酝酿的，那么在新加坡数日里，这种思考的层次无疑更上一个台阶。
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之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润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到的最基本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思维变动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外资有可能开始进入中国，在那些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的地区，闲散的民众得以开始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在积累了技术与经验之后，开始转入商业来寻找新的机会，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人的出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萌芽，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有一个起点，那么在根源上，这种思维变动则明显提供了一种推动的力量。
尽管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个美好的开始，但并非所有人都已经做好准备，对于我们后来将要讲述的许多主角而言，1978年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不仅距离他们日后的成就很远，甚至仅仅停留在梦想的阶段。
在深圳的一间破工棚里，一个名叫王石的青年，此时刚刚度过他27岁的生日，几个月前，他刚刚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每个月42元工资的给排水技术员，随后便跟随工程五段，来到了深圳罗湖桥头参加沿线土建工程。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旁，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门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要防苍蝇的困扰；晾衣服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工程在继续，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从这些后来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段岁月当中，王石正陷入一种对生活的迷惘。事实上，王石的迷惘绝非文学青年式的幻想，而是由现实引发，实实在在的困惑。
深圳当时的名字还叫做宝安，那个后来闻名于世的经济特区，此时还仅仅停留在子虚乌有的阶段，要等到第二年三月份才能成立，即便是有关于此的构想，也要等到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伴随邓小平“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理论一起诞生。而1978年4月的深圳，正如同王石在自传里描写的那样：“路轨旁抛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与香港毗邻的沙头角有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生活的清苦贫瘠，环境的恶劣单调，让王石这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青年开始对现实产生些许困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既有对这个社会的未知，也包含着对个人前途的不测，他或许不会想到，在三十年后，他会以另外一种心态来看待深圳，在这三十年里，他将经历人生中最为传奇而辉煌的一段岁月。
比起王石的这种迷惘，日后同为地产界风云人物的潘石屹，此时的处境则要更为艰难。
1963年的秋天，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的农村，之所以会在那里出生，完全是受到了“右派”父亲的影响。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至今仍然贫穷的地方，作为一个右派子女的潘石屹，会有着何等贫苦的童年生涯。即便是在1978年父亲平反，全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在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通用的全省粮票，于是，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潘家长子潘石屹身上，200多斤的粮食装在一辆平板车上，当时只有一米四几的“小潘”拉着这样一车粮食，竟然要走上20多里土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艰辛没法形容，有两个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只好站在路边，等人过来帮忙。”直到他在第二年考入了兰州一所名叫培黎学校的中专之后，才略微望到了人生的曙光。
尽管如此，在我们这些后来的下海者当中，潘石屹的遭遇仍然不是最苦的，在浙江的温州，只有13岁却身为长子的南存辉，此时则要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