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刘家老二刘永行也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而他睁开眼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内战正酣、社会混乱、工业窒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弊……死马当成活马医。濒临绝境的国民政府采取了货币改革、产权改革、打击腐败等几大激进的方案。大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正式拉开序幕，但在短短的二个多月后既全面宣告失败。
紧接着而来的秋天，决定国共两党生死成败的“三大战役”全面打响。到第二年1月，国民党军队共被歼俘154.7万人，并丢掉了半壁江山，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不但带走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准备带走的重要人物的名单，上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但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其中有卢作孚、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刘鸿生、简玉阶等。
在历经热血、激情、沮丧、焦虑、绝望后，他们开始一起期盼另外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荒唐岁月中的痛苦烙印
短暂复苏后的低潮
1949年建国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的一名教师。其后的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
新生的刘永美、刘永好兄弟和重生的中国私营经济，都沐浴在新中国明媚的阳光之中。
就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的第一个制度性法规，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
195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私营企业正确发展的道路》，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应该容许这种“有限度的剥削”，“应当承认资方有权力获得盈余的大部分，作为他们的合法利润”。
因为这个条例的良性刺激作用，使得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和零售额分别增长了35.9%和36.6%；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90.8%。
但因为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推进。这继而发展成“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当时，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的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民生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卢作孚进行批判揭露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后回到家，这位一辈子践行“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中国私营经济也在经历过短暂的复苏期后又陷入了漫长的低潮之中。
国和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的生活状况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家四兄弟出生的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有民谣如此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对于刘大镛夫妇而言，虽然二人均为公职，但因为实行的是供给制，自然无法抚养五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后来，母亲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刘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日益艰难。
老大刘永言读初中时，这个国度开始掀起一股大跃进的浪潮，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恶果在1959年至1961年开始突显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那时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2158万人，其中主要死因为饿死。
刘永言便是因为饥饿过度，得上了当时流行的水肿病，面临着严重的生命威胁。母亲心如刀绞，不知从什么地方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点米糠，最终帮刘永言捡回了一条小命。
刘家四兄弟的艰难成长
贫穷凶恶到最终要撕裂骨肉亲情。为了不把全家都拖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大镛夫妇只得含泪将老二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
但噩运仍然如恶犬般尾随不去不久后，刘永行便在这布商家干活时从高凳子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因为没得到及时的救治，整个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人家又把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
此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伤导致的残疾却要困扰他一生。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老三刘永美只能继续二哥的命运。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对尚在襁褓中的老三十分喜好，于是决定把他抱养成人。
刘永美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的陈家后，先改名为陈顺民，后来等到他快要上学时，生父刘大镛又给他改名为陈育新。
陈家人十分善良，虽然抱养了刘家老三，但并没有断绝和刘家的来往，平日里两家还常常互相走动。甚至在后来刘父被打倒、刘母被停止工作后，陈家还经常到刘家来送些东西接济他们。
陈家常常让陈育新挑着一担自家种的瓜果豆角送到刘家去，在全家常常揭不开锅的日子里，这些东西成为全家的救命之物。
而在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的记忆里，贫穷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忠实的伴侣。当时，每天能吃上红薯拌饭，就是刘永好最大的奢望了。
而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刘永好便开始对共产主义充满极度的渴盼。
刘永好至今还清楚记得，15岁之前穿在他脚上的只有草鞋，身上穿的也是在父亲及三个哥哥之间经过长时间接力赛的旧衣服。
父亲刘大镛曾在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抄来一件英国进口毛料的呢子长大衣，这成为刘家最宝贵的财物，刘父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难得地奢侈一回。每当此时，几个儿子便会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气派的父亲。这件呢子长大衣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大哥刘永言考上大学去读书之前，父亲郑重地亲手将这件呢子大衣送给了他，而刘永言一穿就是四年。等老二刘永行长大成人后，也开始眼红那件呢子大衣，并乘过年的机会向大哥讨要。刘永言虽然不舍，但仍旧毫不迟疑的送给了二弟。
等到老三陈育新穿上它时，气派的呢子大衣已经变得破旧，于是母亲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包染料，将这件衣服放在锅里煮，准备彻底翻新一下。但让人懊恼的是，这件被家人视若珍宝的衣服居然缩水了。
但陈育新对它仍然爱护有加，直到1966年才辗转交到了最小的刘永好身上。而这件衣服的年龄，比当时已经15岁的刘永好还大2岁。也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刘永好身穿着这件留有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温度和味道的呢子大衣，到北京见到了最敬爱的毛主席。
刘永好北上“朝圣”
为了这次北京之行，母亲还特意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买来一双已经裂口的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套在了从未穿过鞋子的刘永好的脚上。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穿过鞋一年中大半的时间是光着脚丫，只是到了寒冬才穿上一双自家编的草鞋。因为常年放踵，以至于他的脚长得特别大，现在穿的是45码的大鞋。
但不幸的是，在见毛主席之前的列队操练时，他这辈子的第一双鞋子，却被后面的同学无情地踩坏了，导致鞋底和鞋帮彻底“分了家”。
沮丧至极的刘永好，只好光着两只脚板走在初冬的十里长街上，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的一员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让刘永好惊喜的是，在毛主席接见完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落了不少被挤踩掉的鞋子，刘永好拣了两只破旧的解放鞋配成对踏上了回乡的路途。谁知道才穿了几天，那鞋帮与鞋底又脱离了，他只好用麻线把它们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回了故里。
一心北上“朝圣”的少年刘永好，对这个国家当时发生的大事其实处于一片懵懂之中，但他却愿意为捍卫自己的领袖毫不犹豫地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他去北京的几个月前，他最敬爱的毛主席以翻天覆地的气魂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而最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便是像刘永好这样年轻而热血的学生。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里迅速刮起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
在那篇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了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就在这一年，不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而且包括荣毅仁等大批的企业家都被彻底打倒；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市场流通也被全面限制。
历史往往有其吊诡的一面当年积极响应领袖号召、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以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刘永好，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0年后肩负起为中国私营经济“复辟”而冲锋陷阵的重任，并在20年后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富人阶层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文化大革命对刘家也造成了直接而沉重的打击父亲刘大镛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他最终不但被停止了工作，还被流放到山上去放牛接受劳动改造。事情的起因，便是30年前那段曾经脱离党组织的历史悬案。
母亲郑康致也受到了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工资被扣发、财产被掠走、并被挂上黑牌游街示众。为了减轻“专政队”的毒打，母亲想了一个笨办法整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用来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荒唐的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
逆运是性格的磨刀石
父母的言传身教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晚年遭受巨大挫折的父亲刘大镛和母亲郑康致，却并没有因此消沉、颓丧。他们这种在逆境中惯有的乐观和向上的积极情绪，也一直感染着自己的五个子女。
在逆境中保持健康的心态，是刘父给他们上的重要一课。
虽然经常受到批斗，但父亲一直很坚强乐观。他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们现在被批斗是自然的事，你们要想得通。我们这样还好，还没挨打，也没有游街，***、邓小平都被打倒了，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他还鼓励子女们：“我们无法很快改变这个社会，但社会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抱怨社会、反对社会，必然自暴自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实自己，等待时机。”
因为父亲是一个颇具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母亲也是一位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知识女性，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自然造就了孩子们追求知识、热爱学习的天性。
极善引导的父亲一向注重启迪和开发孩子们的潜在智力，注重于全面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和兴趣。
父亲不但在小学的时候就给他们订报纸，而且经常去书店精心挑选一些好书回来，然后在扉页中写上“送给永言”或是“送给永行”之类的字送给他们。在老大刘永言9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上面有收音机原理及制作法、发电机原理、活性炭的制作法等等，这让刘永言爱不释手。
父亲的精力引导和培养，让孩子们养成了勤于动脑、善于动手的好习惯。从小就成绩优异的刘永言，曾作为全校少年儿童优秀代表出席过新津县召开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在小学时，他就自制了显微镜，并用它来观察蚂蚁和毛毛虫等昆虫；他曾用自制的矿石收音机收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他学会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器，甚至连当时很稀罕的电影放映机都不在话下；在成都八中读初中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空气电池厂，他被选为了厂长，并通过自己的钻研做出了简易发电机，使实验用小灯泡亮了起来……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也在父亲和大哥的引导及影响下，喜欢上了无线电。而这个兴趣爱好，成为刘永好在创业之前唯一谋生的手段。
后来刘永行参加高考，在数千考生中名列第一却因为家庭出身未被录取时，父亲安慰他说：“这是受了我的牵累，不过不要紧，至少证明你行！”
后来，刘永行终于考取了师范学校数学系。但当时刘永行喜欢的是无线电，不想去读枯燥的数学。
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找刘永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父亲问刘永行：“你很满足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他回答：“我的手艺好，每个月能赚三十多块，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
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说：“这个世界很大，你现在这个世界太小了。你应该出去看看，大学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父亲的这一席话，足足影响了刘永行的一生。
母亲对子女们也一直言传身教一方面，她严格要求儿女，教育他们要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一方面，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教书育人的工作，白天讲课、下午放学后经常去做家访、晚上回来接着批改作业，刘家的墙壁上挂满了她得的各种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