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她还竭尽所能接济贫困失学的孩子，并且义务办起了成人扫盲夜校，甚至有两次还奋不顾身地救起了失水儿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嘉奖。
因为饥饿，刘家兄妹曾经在吃饭的时候，跑到学校食堂去守着，幻想着自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自然招致了一些老师的厌恶。
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决定自己做饭给孩子们吃。她抱来一些稻草，织成一个笸箩兜，然后和了一点稀泥糊在上面，不一会儿就做成了一个灶，再拿来一口锅开始做饭给孩子们吃。
逆境中的相濡以沫
“逆运不就是性格的磨刀石吗？”文豪巴尔扎克曾如此反问。
刘永行便是从小就在“逆运”这块“磨刀石”上开始狠狠地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上高中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刘永行晚上都只睡在一个只铺有一张凉席的门板上，再冷也拼命熬过去。
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在家里并没有受到太多特殊的恩宠，从小就学会了拣柴、拣煤渣、挑水等农家活。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色未明，刘永好就得早早地爬起床，背着一只又大又深的竹篓去公路上捡柴禾。
每天早晨，刘永好至少要捡两、三筐树叶后才赶到学校读书，傍晚放学回来后又接着干。就凭着他这样早出晚归的劳作，才将全家人一年烧火做饭用的柴禾全部拾够。
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涌入岷江，湍急的河水不时会从上游挟带着树枝或木头漂下来。稍大后的刘永好，常常纵身跳入流激浪高的岷江，在狂澜之中打捞枯树、圆木，一点点堆积成小山，扛回家去晒干后劈成柴禾。留够家用再挑到集市去卖。
刘永好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时挣得的一年夏天，他居然靠从岷江里捞木头卖了3.5元。
当他把这笔“巨款”塞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很激动，但又十分担忧地对他说：“永好，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情啊，你毕竟是孩子。”
刘永好很自豪地回答：“妈妈，我长大了，应该帮家里做点儿事了。”
在父亲被赶上山放牛的那段日子里，刘永好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十几岁的刘永好打着赤脚，提着一个铝饭盒，走上30里地，去给自己的父亲送饭。
每到中午的时候，父亲就会不停地向山下张望，只要一看到儿子身影的出现，他就特别兴奋。父亲把饭盒打开，自己小心翼翼地吃一小半，然后留下一大半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
对青少年时的受苦经历，刘永好后来深情地回忆说：
“如果我的成功能够给他人以启示的话，那么，我认为最大的两个字就是‘吃苦’。我在20岁以前的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正是那些苦难，给了我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雄视任何艰难困苦的毅力和勇气。”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一家人也能相拥取暖、其乐融融。
刘家当时在四川省新津县武阳路上，庭院的四面是用柳枝编织成的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和喇叭花，密布的藤萝有如一堵疏密有致的墙。
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有几株梅花、英雄花；而墙里的庭院里则种了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金桂树、山植树和花红果子树。
每当初春来临时，整个庭院繁花盛开、花香袭人。在风歇雨停的日子里，兄妹们就喜欢围坐在父母身边，在满院的芬芳中，一起畅谈家事国是。
确实，长达10年的文革，几乎让中国的每一户人家都处于动荡不安中，大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重大政策，希望出现一丝新的变化。
“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1973年2月，在江西鹰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一回到北京，他便被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4个月后，陈云也从江西调回了北京。他们将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即将濒临崩溃的经济。
两个人复出后，做的最主要的一项经济工作，就是重启“吃穿用计划”。在当时，如何让普通的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两人另外一项与之相关的重要工作，就是主持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在后来的4年中，共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项目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而这次引进工程，被视为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次“演习”，也是新中国首次呼应已经来临的全球化浪潮。
但这种呼应显然是无意识的，并充满了政治色彩。围绕着引进设备的问题，当时的“四人帮”极力阻挠，相继搞出了莫须有的“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风庆轮事件”等。
1975年12月，“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等人再次被打倒。国家在乍现一丝曙光后，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从一些经济数据对比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改善。”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0，是美国的1/30。197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整整100年以前的水准。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于1973年不幸早逝的“功夫之王”李小龙，曾经写过一篇《我是谁》的文章：
“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视苍生的豪杰，还是封闭自惑的庸碌之辈？我是功成名就、信心十足的绅士，一呼百应的天生领袖，还是在陌生人前小心翼翼、动辄心惊的弱者？在强装的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当时，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刘家兄弟这样的年轻人，都好似于“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他们在苦苦寻觅和探索一条活路。
命运发生转折性改变
生活的磨练
“并不是每一种灾难都是祸，早临的逆境往往是福。”西方哲人夏普曾如此劝勉世人。这一点也在刘家四兄弟身上得到了强有力的应证。
1964年，没有如愿以偿考上北大的刘永言，最终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工作。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更加好学上进。进厂后不久，他不但学会了磨工、电加工等，还通过自己的试验摸索，对机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人在机床上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成为技术骨干后的刘永言，信心百倍、聚精会神地开始准备攻克厂里的一些技术难题。当时，厂里一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高频炉加热无法适度控温的问题。这个难题，让厂里生产出了不少次品、废品，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极爱思索的刘永言，在工余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高频炉用的控温材料铁磁，利用它的某种温度恒定的原理来控温。这项发明在全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被迅速地推广到全厂生产第一线。
1972年，已经停止招生多年的大学，以政治推荐和书面考试结合的方式开始恢复招生，但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
正是因为刘永言那种勤奋上进、勇于钻研的精神，1973年他终于被选送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深造，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
在读书期间，刘永言有一次被学校派到湖南计算机厂实习。当时的计算机体积庞大，单是晶体管就是数万个，动辄需要用上百平米的屋子来盛放。每次在开机使用前，都要进行晶体管测试，每次晶体管测试均用手工一个个把着测，费时耗力并且无法做到精确无误。
为此，刘永言研究出了一种测试仪，测试晶体管时只需将晶体管导入该仪器内，合格或不合格立时得知。这项测试技术在当时迅速被各地拥有计算机的厂家运用起来。
大学生活结束了，刘永言又回到成都电机厂。从起点再到起点，已经“物是人非”此时的他却已不再是一个磨床学徒工，而是一位佳绩不断、深受业内人士尊敬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大哥刘永言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三弟陈育新在乡下务农，四弟刘永好也作为知青下乡了，而老二刘永行因为腿伤的原因，只能留在了新津县城。幸好从小爱好无线电，所以在镇办的一家无线电维修厂谋得一份工作。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微薄的工资连自己的肚子都不能填饱。但凭着聪明和好学，刘永行很快成为新津县首屈一指的修理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