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
——顾准
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们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们也同他划清了阶级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生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夜的尽头。
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行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地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一位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还有救。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份上，这个人还有救。
月前，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在年近六十之届，才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驿动心情。
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平学生起而抗争，那道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
然而，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在为他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了几分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
少年时负笈远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没一张固定的书桌；到了青年，赶上一个激越的年代，或上山或下乡，在广阔天地中，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到了中年，开始为生计、为职称、为篮中菜、为身边娃而忙碌浮沉，书桌简直就成了一个缥缈的奢望；只有到了儿孙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出一口气来，才蓦然想到，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还没有过一张真正的、宁静的“书桌”。
于是自怜，于是茫然，于是开始匆匆置办……
这样的描述，几乎是我们父辈们的“人生公式”了。
当我很多年前大学毕业之际，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南方。在毕业晚会上，他昂然宣称：在30岁前，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
那份豪情和壮烈，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憧憬。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年轻学人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桌，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总得拥有一块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难道不就拥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吗？
在我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离那个晚会已经有20多年了。
20多年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
然而，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前行？我们是否已经被物质的光芒所迷惑？我们是否已经开始沉迷在另外一些更为光亮的游戏之中？我们是否还相信生命中那些朴实而悠远的意义？说实在的，我没有办法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当我们指责这个商业年代的浮华之时，其实自己的那张书桌和那份平和的读书心境也在逝水中渐渐飘远。
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年代”。睿智的加尔布雷斯在1997年把这个年代称为“自满的年代”，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会为自身长期的福祉设想，他们通常只会为立即的舒适和满足打算。“这是一种具有主宰性的倾向，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更可说是人性深层的本质。”而要摆脱这种宿命，加尔布雷斯的答案是“自我救赎”，你必须在自满与自省之间寻找到心态的平衡。于是，对理性的崇尚与对知识的渴求，变成了仅有的拯救路径之一。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抛弃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的倔强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