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到阳明山后，是真心地把这几个侍卫当家里人，这几个人也未曾弃他而去，一直在山上陪伴着他，直到阎锡山1959年过世，前后足足十年。日子穷苦，他们就在山上开荒种地，种白菜、种土豆、种稻米、养猪、养鸡，来养活阎锡山；阎锡山的妻儿并不在山上，他们甚至还要接济他的妻儿。阎家的这十年，大都是由这些侍卫卖力养活的。
1959年之后，他们仍住在山上，给阎锡山守墓。一晃几十年过去，他们渐渐凋零，退出舞台，被大多数人遗忘。2010年我去的时候，只见到了最后一位老兵，他当时已有80岁高龄，尽管早已经搬迁到了台北市，但每个星期还会定时坐半个多小时的捷运去阳明山打扫房屋，给阎锡山扫墓、上香。他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把这作为一项虔诚的事业来做，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
当时与我同去的几位朋友，都是在深圳、广州等地做企业的人，看此情景，他们不禁大加感慨。老板们即便有千万、上亿的身价，身边可有这样忠诚的人？且不说一起吃这样大的苦头，还给养老送终，半个世纪的时间，时时扫墓探望。试想自己身边的员工，哪怕十几年后，能记得自己的又有几个呢？
仔细想一想，阎锡山是用了心，抓住了他们的心，才换得了这一切。《资治通鉴》中常出现“诛心”一词，说杀人只是要了这个人的性命，其实意义并不大。更狠的是，杀人的时候，让这个人的心也死了，唯有心死，才是真地毁灭了这个人的所有一切。而要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心服口服地跟随着你，去做一切事，根本也是要得到他的心。
后来，我和朋友们一起约这位老兵吃了顿便饭。席间，这位老兵说，他从小是个孤儿，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阎锡山给他的。内乱烽火一起，阎锡山还把他们都带到了台湾。可见，在老兵心里，一直是把阎锡山放在最先、最重要的地位上的。老兵认为，从他的心到他的人，他的一切都属于他的长官。当然，这与老兵自小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但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唯有得人心者，方才能聚人。
作为现代的管理者、企业家，让企业发展的本根，并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让这支队伍能够志同道合地一起向前走，一起发展壮大，这样企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4.商道至简
道家常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意思是说，最高明的道理往往是最简明的。比如说，普通的人生不过是生死问题，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之道。对于商业而言，高明的商道也是至简的。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能将最简单的智慧付诸实践之中，越过层层细小的障碍，最后登峰造极。比如说，很多人在一起谈论很复杂的商业活动，若有人能一句话概括其要点，这便是一语中的，一字千金。有些讲商业之术的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最后的总结。
商业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如果要决定做商人，就要看得透商界的起起伏伏，生意场上无朋友，利益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平衡。所以说，宁可输事，也不要输心，因为生意无非就是用心、用脑，再加之胆量，且不过度贪婪。就像俗话说，打下江山要靠胆；守住江山就要靠脑；传下万年基业就得靠心了。
商道的根本，在于道，在于心。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从彼得·德鲁克的管理论，到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再到汤姆·彼得斯的客户关系，其实都是我们讲过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层面，而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则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商业精神。
为什么当今某些商业活动缺乏规范？尤其是食品业，几乎是危机四伏，从奶粉到蔬菜，再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个网络上挺流行的段子说，“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黄，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我们的健康，似乎都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保障。
但在西方，商业氛围更加浓厚，商业竞争也很激烈，却很少有这些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走过了我们当下的这种稍显混乱的阶段。我们只要读一读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就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一段类似的历史进程。
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有着基本伦理的，这种伦理也就是社会的底线。
社会底线也可以叫做社会伦理。比如，在香港和日本的影视界，是允许拍摄大尺度的三级影片的。但这些影片在上映的时候有观看的限制，也就是电影分级，给每一级规定特定的群众群。如香港电影的第Ⅱ级、第Ⅲ级，可以和好朋友去看；也可以和心上人或爱人、未婚妻、女朋友去看，但绝不能和孩子去看，这就是伦理。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了伦理，那人类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
商业中也有商业伦理。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盛行。尽管资本主义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盈利本身是目的，但其中自有伦理存在，同时这种伦理也是具有约束性质的。如人要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不应该贪图享受、过度纵欲行乐，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韦伯指出，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教义及宗教实践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的相关性。在韦伯看来，若没有了或抛弃了这些伦理，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
马克思·韦伯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三是西方有典型、成熟的企业精神。这与基督教信仰有关。西方人心中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西方人对待子女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是平等的，父母是上帝的孩子，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父母养育子女，是在给上帝尽义务，所以养到18岁成人了，任务完成了，孩子就要自我发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西方的很多“怪事”，父亲和孩子吃饭要AA制；父母有大笔的遗产，却把遗产留给基金会。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家族式企业并不多，而且政府征收高额的遗产税，这也使得西方的企业不能完全依赖一代代的传承。
佛教在这一点上，也有相通之处。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是轮回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使命以后，就要离开了，而下一世的轮回与他这一生的作为有很大关系。
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相悖。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喜欢说一句话，“我这个钱挣得这么多，我几辈子都花不完”。中国人在骨子里边，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把妻子视为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大家庭的观念，一家之主可以主宰一切。或者说，中国人始终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代代相传。有好多父母都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了孩子以后，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给予孩子”。所以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文化的基因流传下来。
这就使得我们的财产观更多地去思考几代人的花销、收入，甚至期望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将财源滚滚、子孙满堂视为成功。所以有些企业做了几十年，也都还在家族、家庭中打转，缺少直面社会的、成熟的企业观念。
5.财神如何炼成
专门记载中国“商道”的最早文献，算得上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
有人会说，《史记》是一本史书，而且还是纪传体，也就是以人为主的史书，那怎么会讲商业活动呢？其实，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记叙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的、优秀的人，其中讲解了不少的为商之道。
所谓“货”，这个字包含“贝”“化”，贝壳是最初交换商业中使用的等价物，也就是货币的初级形态。“贝”的变化，就是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引起了增值。“货”一般解释为货物，渐渐引申为财富。所谓“殖”，是生殖、繁殖的意思，引申为增长。这种增长，无疑就是利润。当我们将“货殖”连起来解释，那就是将货物先囤积起来，“聚天下之货”，有预期地给人使用，“致天下之民”，然后再想办法转手卖出，获得商业利益。
在西汉中期，除了普通的商业交换买卖之外，还有农业、矿业、放牧业等，也都被计算在内。如在《货殖列传》中罗列出的，山东多鱼、盐、漆、丝；山西多竹、玉石；江南出金、锡、丹砂等。只是在后来，我们不再使用“殖”这个字，而改成“值”这个字，取其价值之意，“货殖”这个词被替换，才慢慢被遗忘了。
在司马迁看来，市场活动出现得很早，人本就有食色耳目之好，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用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商业出现的根本前提。一旦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消费随之出现，商业自然浮出水面。
那么，最好的商业活动是什么样？或者说最好的管理者是怎样看待商业的呢？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最高明的做法，是顺应老百姓的想法。“因”是因顺，顺应老百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依赖农民耕种生产粮食，依赖掌管山林水泽的虞人捕猎，依赖工匠制造工艺，依赖商人流通。实际是说，因势利导是最高明的经营。
其次，是用利益来导向，对于好的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商业的良性循环。
再次，是用教诲的方法，也可以用法律来规范，也就是“整齐之”，即规范市场，规范经营方式。
最后，就是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竞争，这样的经营存在极大的风险，可能会赢得盆满钵满，但也可能输得一败涂地。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重点讲了三位大商人，最有名的当属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其余那两位，一位是子贡，这个前面已经讲过；还有一位是白圭，我们在后面也会讨论。
范蠡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吴越争霸之时。吴越两国连年战乱，范蠡倒是把形势看得很清楚，很早就有了“越必兴、吴必败”的断言，并竭尽全力帮助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剑
剑身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千年不锈。上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若要细究起来，还是有个中原因的：
范蠡发现勾践有狼顾之相、豺嚎之声。狼顾之相是说他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头能完全向后转，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而豺嚎之声是指说话发出的声音，很像豺嘶叫的声音。他认为有此两相的人，一是疑心比较重，而且是有反心的。我们想一想，走路的时候总是不断回头张望，很可能是担心后面的人突然袭击自己；二是比较隐忍狠毒，《左传·文公元年》中有句话说：“蠭目而豺声，忍人也”。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所以勾践才能卧薪尝胆，苦等多年后复国再起。
不过，范蠡深知自己功名太盛，容易招忌。在越国灭吴后，他就向勾践提出了自己有意退隐江湖的想法，尽管勾践没有同意，范蠡还是放下一切，自由自在地泛舟五湖去了。这正是范蠡的高明之处。在当时，他还给同僚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留在他的身边。可惜，文种没有范蠡这样的果断，在犹豫又犹豫间，终究招来了杀身之祸。
民间传说范蠡当年跟越王勾践灭吴归来，到了五湖，范蠡便不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也有的说，范蠡是和美女西施一同离开的，这些大都是野史中的传说。《史记·货殖列传》中确切的历史记载是，范蠡带着家人，离开越国去了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定居了下来。后来，他又到了陶（今山东定陶），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的都会，在当时号称“天下之中”，于是范蠡开始做生意。
范蠡做生意是与时代争胜，靠的是眼光、胆识和见识，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我们知道生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生意，一种是空间的生意。时间的生意，比如说冬天收，夏天卖；或者夏天收，冬天卖，重要的是时差。也就是要让东西在最恰当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收获。而空间的生意，则是在此地买的东西，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卖，也就是挣的是空间的价差。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到了一个特定的地点，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就会大幅度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