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
星期一
君子知命
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
——《曾国藩日记·论“君子之道”》【译文】
做君子的道理，是以知悉天命为第一重要的事务。
很多人相信一种运数，并且求神拜佛祈祷这种运数。这种运数被儒家思想无限上升，最终归结为“天命”。在曾国藩这样的儒家学者看来，“知命”是“君子之道”的第一要务。儒家概念中的君子，是不以出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甚至受教育状况而决定的。而他们所能达到的“知命”状态，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凡事能把不重要的部分、花里胡哨的部分看淡了，这是认识的境界，也是真正成事的关键。
曾国藩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算一个“知命”的人。晚年天津教案事发，皇帝写亲笔信问他：“身体安好否，能不能去处理这件事？”曾国藩毫不推脱地接手过来，因为除了他，没人肯去趟这趟浑水，举国上下都知道这是件多么棘手的事情。可曾国藩还是去了，上任直隶总督，在举国上下一片指责之声中，办完了他平生最后一件大事，也在生命的最后背负起一个没落王朝的骂名。他的日记和信件中仍然自称“外负清议、内愧神明”，似乎洞悉了这就是自己一世的“天命”吧。
管理者的“知命”，在于知晓凡事尽在人为，但对偶然性的干扰要警惕和准备。特别是对失败的事务，更要花大精力进行反思和研究。若非人为因素所造成，则要怀有一颗平常之心。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管理的境界。
星期二
先立坚志
须先立坚卓之志。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五月致曾纪泽》【译文】
一定要首先确立坚定卓越的志向。
据传，曾国藩出生那夜，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巨蟒游到自己身边。醒来后，到庭院里一看，也有条巨蟒盘在院子中央。再仔细看，原来是枯死掉的百年老藤。从此，曾国藩是巨蟒投胎的说法便在湘乡的民间传开了。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少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一个很有志向的孩子。这种抱定志向的气度，可以说是他后来做一切事业的基础。
曾国藩出身普通的农家，在一个普通小山沟里成长。凭借着科举，他才能获得更大的施展手脚的平台。当然，这要付出比旁人更多的努力。满清当朝，满族人对汉族读书人心存猜忌。一个满族子弟读书求学，只要能入仕途，平步青云的机会非常多，也很容易获得高官厚禄。而汉族读书人，即便步入科举，升迁和发展也非常困难。这种不平等支配读书人命运的政策，也迫使汉族有抱负的读书人更加勤奋努力。
曾国藩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是同一个宿舍中最勤奋的。除了白天正常学习之外，他常常秉烛夜读。为此，他有一个同窗常抱怨他打搅自己休息。曾国藩只是向窗户口移了移，依旧认真读书。这种胸怀理想、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他所谓“立坚卓之志”的表现。
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种，但没有一种成功不是以善的道德为基础的。管理者最坚定、最卓越的志向，就是实践善的管理思想，为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星期三
才敏宜学
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译文】
才思敏捷的人，一定要让自己有浑厚的学问。
曾国藩死后，清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学本有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赞扬他是“中兴第一名臣”。
清政府对他的肯定是从他的学术成就开始的。曾国藩学识渊博，但他还很羡慕同朝的阮元、程恩泽、何绍基、梅曾亮、唐鉴等人的学问，希望自己既能做好官、又能做好学者。而戎马生涯和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并没有使曾国藩这一愿望成真，他晚年感叹自己：“到老始知气质驳，寻思只是读书粗。”当然，这是他一贯谦虚态度的表现。
曾国藩认为，有聪明才智，这是非常好的。但推崇“拙”的曾国藩，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太过于被自己的聪明所左右，则心无定性，必定一事无成。追求学问之道，并非期待有所成，期待的是求学问道的艰苦过程中，不断锻炼自己的心志。曾国藩晚年称自己一生是“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即是学习大禹和墨子那样自找苦头、埋头苦干的精神，并用老子和庄子那种旷达、超越的态度面对艰苦。
从世间任何一门学问入手，都能掌握到普遍规律的若干准绳。管理者最适宜的，就是把自己本职的工作当作学问来做，这有助于把具体工作越干越好。
星期四
读书志识恒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曾国藩家书·致诸弟书》【译文】
所以士子读书求知，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曾国藩仔细地解释道：“如果有了志向，就绝对不肯沦落末了的位置；有见识，就会知道学问没有止境，不敢以自己的一点点小成就而骄傲自满，像河神看到大海之前，井里的青蛙看到苍天一样，都是没有见识的表现；有了恒心和毅力则绝对没有不能干成的事。”
在鼓励人向善向学方面，儒家学说要比中国古代其他的诸子百家要积极得多。像荀子这样的儒家大师，本着坚定的态度，鼓励人们认真地投身于学习之中，在提高自己学问的同时，锻造自己的内在品质。曾国藩深谙学习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学习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修炼，是组织保有自身凝聚力和发展力量的一个必要性的前提。
在治学上，不推崇表面功夫，需要在真正有情况出现的时候，能从容、坦定并稳稳妥妥地解决问题。
星期五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译文】
不去过问收获，只过问耕耘。
曾国藩在学术方面有一个得意的门生，名叫俞樾。俞樾以“春在”命名自己的堂号，这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参加殿试，礼部以“淡烟疏雨落花天”为命题。俞樾开篇则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诗对，巧妙地摆脱“落花悲伤”的思维定势，博得时任阅卷大臣曾国藩的激赏，取俞樾为保和殿复试第一名。也因此，他和曾国藩结下了师生情缘。
俞樾命运坎坷，他在出任河南学政及主考时，遭御史上奏弹劾，被革职为民。之后，又遭遇大不幸。在遭遇人生不幸重复打击的逆境中，俞樾没有表现出失意落魄的凄凉，却成为一位睿智的强者。曾国藩很赞赏俞樾的治学态度，公开赞扬他：“李鸿章越来越喜欢做官，而俞樾越来越喜欢做学问。”因为俞樾做学问，有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他给予了俞樾很高的褒奖、肯定。他就任两江总督后，曾多次给予俞樾经济上的支助。
俞樾却不是很乐意沾曾国藩的光，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教学、著书，培养出陆润庠、章太炎、缪荃荪、吴昌硕等一大批成就显赫的学者，成为国内公认的清末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其中，章太炎又成为鲁迅的老师，使得曾国藩所倡导的“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精神也转为鲁迅“孺子牛”的精神，绵延流长。
做学问和做管理方向不相同，但遵行的道理是一样的：耕耘必定有收获。所以，不用操心那些有关收获的事、获利的事，只要努力耕耘，多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为良好的事业开好头，慢慢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自然会硕果累累。
第二周
星期一
诸子可师
诸子皆可师也，不可缺也。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译文】
诸子百家都可以作为老师，都不能缺少。
在思想史上，中外学者一度把儒学视为儒教。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更带有了一点“国教”的味道。中国的儒生，或者说凭借着阅读儒家经典登科举、求功名的读书人，往往对别家的学说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排斥。
曾国藩是一个注重自我内在修炼的人，他待人接物主张宽厚，广泛地交游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士。所以，他在治学方面也主张博采众长：“游心希望能像老庄那样虚静，生活能像墨家那样的勤俭，管理民众能像管商那样严整。”这种学术上宽旷的态度，使得他的学问非常博大，做起事来也得心应手。因此，他的门生个个都很佩服他，称赞他对中国国学“几乎没有学问不涉猎的，几乎没有学问不涉及精髓的”。
一个不学无术的管理者，必然是一个不能称职的管理者。这里所谓的“博学”，起码要做到一点：对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业务要精通，成为业务方面的专家，对管理学相关的知识要有所了解并熟练运用。既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又要能跳出业务圈子和管理的日常工作，能在较高的角度上观察和思考业务和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新趋向等。
在本专业、本职守工作之外，广泛地涉猎哲学、文学、艺术、竞技、文化等诸方面的知识。这些纯粹的、无功利的学习和阅览，能够让自己从机械的工作情境中得以舒缓、陶冶和放松，也能够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能够从社会上汲取更多的信息和发展动力。
星期二
威淳可师
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致诸弟》【译文】
很有威望并可以作为楷模、淳厚实在并非常通达，可以作为老师。
我们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比自己高明的人，怎样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呢？曾国藩告诉我们：“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他是说，很有威望并能够学习，纯厚实在并非常通达的人，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要是仅仅很博学文雅，可以作为朋友相处。但不论是老师还是朋友，都要常常怀有敬畏的心态，不能轻待了，否则就不能受到他们的教益了。
这段话区别了师和友关系的微妙差别，也提醒了自己，注意与师友相处的原则，那就是小心相待，学人之所长。在晚清政治势力中，整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官僚集团特别关注师友关系所产生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一直延续到北洋军阀、乃至整个中华民国时期。
一个管理者，首先要成为一个高明的学生。以比自己高明且实在通达的人为老师，以有一技之长的人为友，不断小心谨慎地向他们学习，从而提高自己。
星期三
取彼自强
欲求自强之道，使彼之所长。
——《曾国藩日记·论“自强之道”》【译文】
要想寻求自强的办法，就要学习对方的长处。
就曾国藩的个人贡献而言，平息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内乱平息工作。完成这样的事功，对于一个政府官员而言并非前无古人，如明朝的王阳明，做了和他同样平叛的事情。在他的时代，有另外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就是如何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近代化的潮流。
曾国藩为之曾经专门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想法：“要想寻求自强的办法，无非是搞好国内政治，寻求专门的人才……学习对方（西方人）的长处，使得我国都一一具备，从正面回馈西方要有自己的产品，从负面对抗西方的侵略也要有自己的装备。”
这是当时非常有头脑的想法。因为中国故步自封了几千年，盲目自大，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拒不肯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就开始创办了近代中国的军事企业，收罗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技素养的人才，制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蒸汽船、第一台机床、第一支枪械……正因为这些贡献，开始了古老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航程。
管理者在提高企业内部素质的同时，也要时时刻刻注重竞争对手的发展，重要的是要学习对手的长处，切忌被自己已有的成绩所迷惑，也不可轻视竞争对手，故步自封，盲目自信。
星期四
自更自创
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曾国藩日记·论“创新精神”》【译文】
以前人所因袭的错误，可以从我这里改变；以前人所没有达到的境地，可以从我这里开创。
曾国藩一直拿自己和唐朝的郭子仪相比。郭子仪是唐朝的中兴功臣，平定了“安史之乱”。曾国藩觉得自己的事业，就是郭子仪那样使天下安定。可他所面临的时代，又是一个需要“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连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都看到了：“从此以后（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外患将重于内乱。”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了“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样很有气概的话。在他主持下，徐继畲、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设想的“师夷长技”的计划得以真正地实现，但同时，他还探索出了最早一批的官办民营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工酬制度、管理制度，并通过他的湘军系人马开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兰州制造局等，为中国国营经济布下了第一手的局棋，也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格局重新走向开放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作为一个旧官僚，没有开明、开放的心胸和坚定的信念，是难以实现这种转变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普遍对西方很无知且深怀敌意的，如慈禧太后根本不相信铁做的轮船能够浮在水上。曾国藩利用古老帝国内乱的空隙，踏踏实实地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而努力，即便在现在看来似乎很微小的动作，都是富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的。
勇于革新，勇于创新。创新才是管理者事业最终的升华与归宿。
星期五
得尺得寸
得尺我之尺、得寸我之寸。
——《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译文】
得到一尺是真真实实我的一尺，得到一寸是真真实实我的一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