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栋
万雄又将出新书《读人与读世》，邀我写一篇序。我只看了书名和目录便答应了，因为从书名和目录，已表现出万雄很了解“人”与“世”的关系。钱宾四师（钱穆先生）说：“不知‘人'不足以论‘世'，不知‘世'亦不足以论‘人'。”历史人物必有特殊的心态，此心态又必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是悲北宋初年，承五代残破之后与五代道德之浇薄。尤其冯道自以长乐老之无耻。欧公欲修史以匡正之，所以新五代史中之史论，每篇必以“呜呼”两字开头。“呜呼”两字实足以表现欧阳修的心态，与五代社会残破的实况。又如司马光因悲当时政治之疲弊，乃费二十余年的精力，修成《资治通鉴》，他述《通鉴》的取材标准是“凡国家之盛衰，生民之忧戚，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多采录之。此外多删除。”司马光的心态为如何？万雄是学历史学的，他对“人”与“世”的关系之认识必深。所以我只看了书名及目录便答应写序。以前有人邀我写序，或只知“人”而不知“世”，或只论“世”而遗“人”，我以事忙而拒绝。记得十几年前，新亚书院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钱师逝世十周年，我与妻子返港参加。时郭少棠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欢宴我们，并请陈万雄和李明逵作陪。宴后妻子问我：“他们三人都是历史系你的学生，你觉得谁的贡献大些？”我说：“三人都很好，都能努力自强。时万雄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明逵为警务处副处长。但从文化的观点看，好像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观念较深，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较大。”记得万雄初入新亚书院时，钱师去新加坡大学讲学经香港，住在旅店。万雄要我带他与同班一些同学往见钱师。钱师和他们谈了很久，大概是些勉励的话，我已记不清楚了，相信这对万雄等治史有很好的影响。后来我知道香港商务持续出版了几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型图书，有人批评万雄，认为这些巨型图书会亏本，因为印制费很昂贵，人家看准他们辛苦搜集得来的资料和编选创意，改出大众性的小开本图书，却畅销。香港商务出版这等大型图书，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编辑印制成本，还要花费货仓储存。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些开拓有关中国文化图书的出版，决不可无。目前香港出版社能出这类巨型图书的，只有商务，所以不必计较盈亏。这亦表现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现在三人都有不同的发展，少棠由中文大学文学院进为中国珠海国际大学的副校长，万雄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进为全港图书出版界最大集团的总裁，明逵由警务副处长升为处长，又由处长退休，他们将来的贡献孰大孰小，现在还未可知。
万雄的书，最动人的是，他开始先述沈从文先生的“人性的光辉”，然后方述各位学者的生活，与孔子、孟子的注重“个人”的人性的光辉相同。中国文化从上古尧舜夏商都比较注重群体，到了周代，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春秋晚年，孔子提出仁学，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由此心发展而为各种道德人格。所以《论语》一书，全是孔子对学生与诸侯的个人教训，全无对群体的箴言。可见孔子视个体重于群体。再到战国，孟子继承孔子“仁学”，发展为“心”与“性”，他说，性有四端，“恻忍之心”，“仁”之端也；又认为仁心必有“良知”、“良能”，是不学而能的，是天所赋予。良知之在人身者称为“良贵”，“良贵”就是中国的天赋人权。所以中国的“天赋人权”比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约早两千年。人性既是善的，于是人人自有无限的信心，无限的自强，可有无限的“理想”与“作为”。善又是无可计量的，既然人人俱有善心，于是人人应有平等与自由。这些都是人性的光辉。
万雄老弟出刊新书，要我写序，我老勃不羁，信口开河，有失序文之体裁，望读者谅其老勃不羁之性，许其信口开河破坏序体之罪。多谢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