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对沈从文先生的片断回忆
从一九八〇年八月认识沈从文先生，到一九八八年他去世，整整八年间，每次我到北京，大都会约同沈从文先生的亲密助手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登门拜访。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事务，上京的次数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较长，常有机会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无事，谈正事还是闲聊，总耽搁好几个小时。当时不懂得珍惜，未曾记下来，所谈内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记忆还是深刻的。
头一回见到沈从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学的本质。
首次上京，其中一项工作是将刚刚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带给沈先生。在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的引领下，来到前门东大街的沈家。一进门，穿便服的沈先生从厅中的床沿上下来，一边忙找他的布鞋，一边忙不迭向我们打招呼。团团的脸满绽着笑容，神情稚朴而带点腼腆。说话轻轻地，不带一点酬世味道。倒是浓厚的湘西乡音，要王亚蓉女士穿插着说明。王女士说明时，沈先生总是含笑望着我们，眼神带感情，神态活像个稚童。
面前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纯真、诚挚、和悦、自然。刹那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古话，从心里蹦跳出来。作家与作品间连带着的文学本质，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来。日后，与沈老接触多了，读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现在，要概括我对沈先生的认识和感觉，还是初见时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觉有时很玄妙，也很准确。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学作品，我读得不多，兴趣也不浓。关键是对他的文学思想境界认识不深，不懂得欣赏文学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澜壮阔的道理。自己的兴趣是近代思想，连带对近代文学的认识，总倾向从史学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这是念历史的癖性。不自觉地，也对文学性质的理解变得狭隘了。
一个生长于湖南边陲之地，整日与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时代混迹于龙蛇混杂的军旅；忽然灵光闪动，只身远闯人文荟萃的北京，浪迹于文学园地。三十岁后名气渐显，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晋身大学教坛，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学刊物主编多职，享誉日隆。一九四九年后打入另册，离开文坛，担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讲解员，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几十年阴晴不定的政治空气下，他长时间绝迹于文学界和教坛，苦心孤诣，自甘寂寞，从事文物的研究。这样曲折的人生过程，这种甜酸苦辣的阅历，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应有的世故和沧桑的印记。年过古稀，仍然一派纯真，真是不可思议。这种纯真，没掺入一点造作，又不同于长于富贵、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天真。沈从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颗赤子之心。
顿然，我明白了，只有这样性灵的人，才会成为头等的文学家。沈先生头一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举止以外，他谈事情总像讲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几十年间，见过不少不同的文学家，再未有人给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象中的曹雪芹，也应该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才会饱历世变沧桑，穷途潦倒，仍意气岸然，钟情山水，游于众艺，才会宠辱不惊，成就《红楼梦》这样的人性刻画深刻而仍满溢性灵的伟大作品。
八十年代开始，我猛然醒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别有天地，自此踯躅寻觅，至今不休，沈从文先生便是启蒙者。
我参与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出版，已是后期的工作。中国向以“衣冠王国”自居；但是，不要说普通人，纵使人文学科研究者，对几千年的衣饰流变，各类织染技术、纹样艺术，可以说是不甚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见解，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该书主题虽云研究中国历代服饰，涉及的却是中国文明史的方方面面。沈先生通过服饰的研究，同时疏解了中国文化上不同层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该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启动我转换研读中国文化历史的观念，领悟了“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的道理。一直以来，我们所关注的文化史，其实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哲学文化史，甚能笼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进程的文化史。
与沈老聊天，时时可聆听他从物质文化方面去认识中国文明的见解。现今仍清楚记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见沈老，晚饭后，在他们位于朝阳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联同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为我们几个门外汉，透过投影器，演示刚刚挖掘出来的江陵战国文物。当晚，沈老兴致勃勃，为我们解说。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宫午门上作讲解的样子。虽然我对文物的认识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讲解，对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对楚民族与楚文化构成日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如何传承又如何壮大的问题，自此在我脑中萦绕。
当晚与沈老的不少对话，都记不住了。其中一问一答倒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问沈老，何以衣饰纹样，在战国时期的楚，其艺术已臻这么高的水平？沈老回答，这样的服饰纹样的设计者，不是日后我们所理解，是出于一般工匠之手，而应是出于当时的高级知识阶层，是当时文化艺术的最高表现。看过了楚的衣饰图案，听了沈老的话，我冲口而出说，我们以往读《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曾理解为楚人有着南方之强的特性，有复国的决心，强调勇武。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背后原来是文化的自信。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当头棒喝，从而使我理解到中国文化史绝不囿于文献，绝不能局限于文化哲学的范围，而是自有更宽广的天地。这是启牖我日后走上要从物质和艺术文物等诸方面，要从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环境，去认识中国文明的途径。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开窍。我们检阅沈老的著作，自五十年代，他已不断著文倡导“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时，沈老竭力倡导“古为今用”，要让文化艺术普遍深入社会大众，以让传统文化艺术转化成新工艺。他这种种见解，放诸五十年后的今日，依然振聋发聩。与沈老谈话内容虽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护好中国文化，如何令中华文化艺术让更多人认识，一直是沈老所关心的话题。
沈老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学者。大多数人关注他由文学转向学术的理由，但我个人更重视两者间他在思想精神上的汇通：对人的自然生命、民众真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对根植于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艺术的执著。从这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含意。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文物历史世界的沈从文
——从人性的光辉出发
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文学家的沈从文，重现光芒，再为世人所认识。
吊诡的是，自解放后直到一九八〇年整整的三十年间，沈先生虽然退隐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他的声名仍然以文学而让世人怀念。二十多年前，我先是从文物历史学家认识了沈从文，再从文学家去认识沈从文，然后是全面地认识沈从文。沈先生下半生在文物历史研究中，创获饶多，成绩卓越。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该方面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传世之作。他的文物历史研究的成果，一如他的文学创作，透现了他独特的生命哲学和思想。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物历史的研究，沈先生都有未完成的大作。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化成果的存殁去衡量，不无遗憾。但是，他留下的文学创作和文物历史研究，已充分贯穿着他对于人的生命、人类的人文化成的终极关怀和了悟，只要我们对之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相信沈先生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这就是他生前自题墓碑“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遗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沈从文先生离弃文学创作，一头栽进历史文物的研究中。对沈从文先生这种人生的重大抉择，最普遍、最合理也最被认同的理由，是时移世易，是出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扞格的无奈。这无疑是事实。但是，对沈先生的转变，只停留在这种程度的认识，是不足够的，不圆满的，也有碍对沈先生人生思想的整体认识。
沈先生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改换，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留下了若干夫子自道的文字。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自我检讨中，他说：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的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十二年后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访问美国，在圣约翰大学演讲中说道：“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对此，他更作了详细的说明：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一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说道：“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的落后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作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见王亚蓉编《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香港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落后不落后，是一种价值观，在解放后的新意识形态和新价值观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响，不受冲击，也不能不在此基点上评估自己。以上所征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说话，从一九六八年到八十年代，虽遣词用语的轻重、婉直、详略，容有分别，基调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隐蒙时世易转后的不适应，不愿做没有自己切实内心感受的“空头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别有怀抱。我认为对沈先生的转变，不必深文周纳。同样的另一个例子是梁漱溟，他当年触怒毛泽东，毛逝后而梁复出，已没有太大顾忌。梁氏回忆评说此故实时，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梁氏年轻时考不进北京大学，后却由当时校长蔡元培聘任为教授。此中过程，梁氏说来也很平实，了无自矜和夸饰，无世人多少期待的传奇！慷慨激昂，抗命以争，坚守己见，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隐，不随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实道来，坚持定见，无所夸饰，更需要大智勇。所谓轻富贵易，轻没世之名难。由此观之，可称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几近矣。
沈先生离开文学创作，离开文学教育，改朝换代后的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关键。他的抉择夹杂了恪于形势而主动争取的两层因素。对此，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先生对此有相当合情理的分析。沈先生晚年的另一亲近弟子王亚蓉女士说过“只感觉先生的过去和现在是有连贯性的”，虽然王女士没有进一步解说，对她所说，我自认很了解。无论接触沈先生本人言行印象所得，或读他的著作，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