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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是个颇神秘的人物。他的十三篇兵法彪炳史册，为中国及世界兵学（战略论）之祖。但是，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不知道他的确切家世，也不知道他如何形成了一套如此成熟而高明的战略思想，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甚至不知道他的确切生卒年月。
只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的追述：孙武字长卿，本是陈国的公子陈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难逃奔齐国。齐桓公任命陈完为工正。陈古音从田，故陈完亦称田完。[1]
田氏入齐仍为大族。后来篡姜氏之齐易姓为田氏之齐的，即田完之嫡派后裔。
齐景公时，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功，齐景公便把乐安邑封给田书，[2]赐姓孙氏，于是田书别氏立孙氏。孙书生子孙凭，孙凭生孙武。
公元前532年，齐国持续发生大姓贵族相斗的内乱，田氏一族是矛盾的中心。而孙武似于此时避祸，由齐奔吴。
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使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2年，孙武见吴王阖闾，呈《兵法十三篇》，吴王任其为将军。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记载了孙武对吴王论战及斩吴王姬的著名故事。孙武入吴后有采邑在富春。
据上述，孙武生活年代应约略与孔子同时。孙武入吴前后的512年，孔子四十岁，正游学于齐鲁之间。当时吴国从南方勃然兴起，数次击败楚国，并进入中原与晋、齐争霸。战争之规模，日益扩大。孙武之兵学，出现于此时，当非偶然。[3]
从孙子的战略哲学中可以见到老子道法自然以及藏势（以反求正）的哲学思想影响，但并不见明显的儒家影响。书中也有法术思想和阴阳术数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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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书中言战事注重车战而未言骑兵，此与后来的《孙膑兵法》明显不同。据清儒考证，春秋时尚以车战为主。骑兵的大规模应用，是在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自匈奴引入新的战争技术。此后骑步混合之师阵方兴而战车之用渐衰。
战国末期秦昭王时，赵人楼缓为秦相，将骑战之术引入秦国。白起杂用步骑，成为一时之战神。《战国策》中记战国后期大战：“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车步骑混合编成，虽以步兵为主，但已大量使用骑兵。此种规模，在春秋时代之战争中则尚不能见也。[4]
孙子书中描述战争规模，言“兵车千乘，带甲十万”，实际上，春秋时之战争规模远未及此。清代学者姚惜抱曰：“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齐思和言：“春秋之战争，规模均不过数万，至战国中期后始有用兵十万人以上之大战。”
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著名的城濮之战，乃春秋时代最重要之战争。然晋车亦不过七百乘，度其师众，不过二三万人而已。后来一些战争，如晋联鲁、卫伐齐之战，晋出兵车不过八百乘，总人数亦不过两三万人。春秋时虽然战争频繁，几乎年年有战，但当时战争之规模则均不大于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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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武士乃是贵族的世袭职业，野人无资格为武士。“武士”属于有爵位有田地之贵族之专业，故大国举国之公士（武士），不过数万人而已。[5]
入战国后，魏文侯在七雄中首先变法改制，将农夫（小人）编入武卒。扩大了军队来源，是以一时兵强天下，各国纷纷仿效。商鞅变法后，广征农夫从军，不再分其为野人、国人。黔首可凭军功而得贵爵，有军功者则赐爵晋升为士族，是以农夫乐于效命于疆场，兵源随之扩大，战争规模亦大大扩展。
齐思和言：“及至战国之世，春秋之二百数十国混为战国六、七，各国皆幅员广阔，人口殷繁。孟子所谓：‘夏后，殷、周之盛，无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达乎四境，而齐有其人矣。’此则不惟齐为然，他国亦莫不如是。于是乎战争之规模始大。以言乎兵备，秦则‘战车千枓，奋击百万’。赵则‘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齐则‘带甲数十万，粟如山丘’。其余诸强国，亦大率如是。
及其战也，赵之援魏，赵出车二百乘，武卒十万人。燕则起兵八万人，车二百乘。至若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师四十余万，则双方动员兵力至少在百万以上。”
战国之末，秦王翦举六十万人以灭楚，则其规模之大，乃战国以前所未有也。[6]
故前人已指出，孙子书中所言“带甲十万”应非春秋年间事。一种推测，“十”字也许是“上”字之讹，“十万”者应为“上万”也。或者“十万之数”乃是战国后人适应新的战争情况所臆改。又或者“十”字是汉代杨仆或曹操重新编纂《孙子》一书时所后加。但疑古者则往往据此臆断，认为《孙子》一书是晚出人物著书，实属武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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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吴后，孙武之后裔据说分为二支。一支世居于吴，另一支则由吴归齐。孙武后裔在吴的一支，历二十四世而生孙坚、孙策、孙权，皆为三国名将，孙权创立吴国，称帝为吴大帝。[8]
归齐一支是孙武庶子孙明。孙明归齐，生孙膑。孙膑生在齐地鄄阿之间，曾与庞涓俱学兵法于魏（卫）人鬼谷子（即滑稽子、诡谲子，战国初一位神秘高明之隐士。或疑即子夏别号）。[9]
“膑”并非齐孙子之真名，而是其被刖足之后的绰号。其真名则亦失传。
孙膑后被齐司马田忌用为幕僚（孙武出田氏，孙膑与田忌应有族亲），指挥齐军大破庞涓指挥的魏军于马陵。马陵之战，乃是战国中期魏国由强转衰导致七国战略形势深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但后来田忌在齐国失势，孙膑亦下落不明。孙膑有子孙胜，入秦为战将。
孙膑亦传兵学，著有《孙膑兵法》。其书先已佚失，20世纪末于银雀山有汉代竹简残篇重新出土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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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有“孙子传”，但所记述简约不全。太史公谓：孙武曾参加吴王阖庐对楚的战争，然而并非主帅。亲率吴军临战的最高统帅是阖庐，阵前之将是伍员、伯嚭及孙武。（并见《吴越春秋》）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前511年）吴王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及二公子。吴王阖闾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事并见《伍子胥传》）
而据《吴越春秋》记，吴军拔舒之役是由孙子所指挥：“孙子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余、烛佣。”
楚为当时大国，吴则是新兴的强国。据《史记》记，阖庐接受了孙武的建议，采纳疲楚、诱楚的策略，把军队分为三支，每次用一支军队去袭扰楚国的边境，采取“彼出则归，彼归则出”[10]、“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反复骚扰楚国达六年之久，“楚于是乎始病”。
《尉缭子》中曾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表明孙武子用兵，善于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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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09年，楚昭王兴兵伐吴，吴君阖庐使伍子胥、孙武迎击之，围楚军于豫章，大破楚军。吴军乘势进入楚境，遂围巢（今安徽巢湖境），攻克之；虏楚公子繁以归。这是吴人对强大楚国的一次重大胜利。
六年之后，阖庐提出伐楚的问题。孙武与伍子胥认为：“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为辅）乃可。”[11]前506年，吴王联合蔡侯、唐侯伐楚，大破楚师，攻入郢都，遂据楚宫。
《楚世家》记此役曰：
“十年冬，吴王阖庐、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史记》言此战并未提及孙武。但据《吴越春秋》记，孙武也参加了此役。战后，“阖庐妻（楚）昭王夫人，伍子胥、孙武、白喜（伯嚭）亦妻楚将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后来吴军乘胜争霸中原，继阖庐之后的吴君夫差在黄池以盟主身份欺晋、齐而盟会中原诸侯，俨然以霸主自居。据司马迁记载：当吴国鼎盛时“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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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兵主力长期暴师于外，劳民伤财，国内不满。正当阖庐角逐中原之际，其弟夫概在吴国发动政变，秦亦出兵援楚，吴军受挫而归。
阖庐死后，儿子夫差继位，继续穷兵黩武，连年对外征战，导致国势衰弱。后终于为世仇的越国所灭。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曾批评长线远攻，穷兵黩武为失计。
孙子《作战篇》云：“其速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了解上述历史背景，可知道这些话应是有所针对性的。实际正是针对吴王争霸中原方针的批评。
无独有偶，在夫差时代，正是由于反对吴国北进的方针，吴国名将伍子胥被杀害。孙子或因同情伍子胥，可能即在此时隐退。所以，孙子虽然以善用兵显名，但在夫差时代则销声匿迹，并未得到特别重用，此应不是偶然。
吴国亡后，孙武未知是否还活着。《吴越春秋》谓：“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越绝书》称：“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可知孙武曾辟隐深居，死后葬于吴门。[12]
除孙武、孙膑两位“孙子”外，战国时还有第三位知兵的孙子即孙卿（荀卿）。但孙卿未历实战，只是也乐言兵法。或说荀氏与孙氏亦出同祖。或亦孙武之后乎？
综上述，孙子虽善兵法，但实际上后来成为一位隐士。虽然入吴后曾指挥过一些实战，但由于与吴王夫差政见不合，故并未得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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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子兵法》看，孙子主要是一位战略家（而《孙膑兵法》中则多言战术）。孙子认为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从政治、外交、军事、地理环境的整体大战略角度阐述战争理论的人。
《孙子兵法》的原始本，据说初为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有“若[子］十三扁（篇）”等文字。青海大通孙家寨汉简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的记载。
据此我们知道，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已著有十三篇兵法，战国时期，《孙子》十三篇流传已广。“孙吴兵法”于战国后期常为诸子所称引。《韩非子·五蠹》中曾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先秦之《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及《荀子》中也都有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所以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在流传抄写中后人有所窜改及附益，如《老子》书一样，有战国人增附之笔（战国纵横之术风行，说者多好改古书以助其说）。但据此则断其为战国后书，则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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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三家，删取要用，定为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采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据此可知，汉代国家曾经对古代兵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整理。
银雀山简本《孙子》是汉初写本，与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时间相近。汉武帝时期由杨仆负责再次“纪奏兵录”。杨仆整理古代兵书的重点是“采摭遗逸”，但经他所编订的《孙子兵法》似已不止于十三篇了，此也为银雀山竹简本所旁证。
汉成帝时期命任宏又一次负责“论次兵书”。《汉书·艺文志·序》记此事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任宏“论次兵书”也是刘向主持大规模整理皇室国家藏书工作的一部分。此次刘向校书规模宏大，实开盛清时设四库馆官修学术的先河。
当时对图书的整理工作是搜集众本、校勘异同、确定篇次、撰写书录，最后由刘向之子著名学者刘歆撰写成《七略》一书。《七略》实际相当于清世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今《七略》之书已佚。但东汉初期班固撰写《汉书》，其《艺文志》对《七略》多所采摭。因此，我们还能够借助《汉志》略窥任宏整理故书时《孙子》的概貌。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吴孙子兵法》乃有八十二篇，图九卷。这是史志中第一次关于《孙子兵法》的著录。《孙子兵法》由最初的十三篇演增到八十二篇，反映了《孙子兵法》在秦汉之际的附益之盛。
必须注意：正是由于我们今日所见的《孙子兵法》已非先秦旧本，其文字也多经汉以后文人之窜改，所以仅据书中只言片语个别文字而推测其著作年代及流传真伪，必然是荒谬之举武断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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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曹操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对《孙子兵法》也作了一次重新编纂整理。
三国时期，去孙武之世已逾七八百年，《孙子》书篇中的微言精意已不易为时人知晓。因此曹操以古本十三篇为依据，对汉代的流传本《孙子》作了删削，把后人附益诸篇剔除，仍仅存十三篇。曹操以自己“御军三十年”的战场实战得失体验，亲自对《孙子兵法》重作编纂，并写了注疏，将《孙子》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
今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即出自曹操所辑订和标注的《孙子》古本之上卷。[13]而其后的中、下二卷则已亡佚。
故今本“十三篇”，已非本来面目之“孙子兵法”十三篇。在曹注的影响下，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关于《孙子》的注释之作。宋代汇集影响较大的注家修成《十一家注孙子》一书，使“孙子”一书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兵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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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主要是以一位战略家，而不是以一个战术家或名将留名于史册的。《孙子兵法》实际主要是一部战略学著作，其珍贵价值即在于此。其第一篇“计篇”，就是讲全局大计即战略论。
《孙子兵法》从战略、经济、运筹布局、谋略计策以至间谍情报、信息控制等多方面，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春秋时代至战国的战争及战史。
由于《孙子兵法》从宏观大战略的角度系统总结战争，因此此书对历代兵家影响极大。
现代兵圣毛泽东尤精通于《孙子兵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主张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指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兵法中言“每战务求全歼”，其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第四则云：
“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两倍、三倍、四倍、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4]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这是讲的务求全歼的歼灭战而非破击战。又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就是讲的歼灭战以及集中优势兵力。
孙子“作战篇”云：“取敌之利者，资也”，提出要“胜敌而益强”的用兵之道，实际讲的是战争的经济学。孙子主张在战争中借助敌人资源滋利自己，以敌滋我，以战养战。
毛泽东在战争中极为重视这一原理。解放战争中，上百万之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华东及陕北诸军）基本上处于无后方作战（大运动战）的态势。之所以仍能胜敌，正是由于以敌滋我，取食于敌，取敌之军械装备物资充实于我。故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为解放军提供装备的“运输大队长”。此外，毛泽东善于用“间”，精于心理及情报之战，活用《孙子兵法》之“用间篇”。由上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孙子兵法》已臻化用入神的境界。
在我的这个注本中，从训诂角度对文句作了若干新的解读，在义理上也有若干出自个人心得的发挥。实未敢信其必然，一家之言而已。是为序。
何新
2002年12月26日记于沪
[注释］
[1]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云：田桓子无宇之子名书，字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生凭，凭生武。迁吴，子明食采富春，为富春人。明生膑，归齐。《广韵》则以武为卫孙氏后。
[2]古乐安，一说地在今山东广饶，一说地在今山东惠民。
[3]吴之孙氏出于齐之田氏。齐景公时，齐有名将曰田穰苴，齐景公时尝为大司马。传世有兵法《司马法》。吴门孙氏世传之兵学，或有渊源矣！
[4]中国骑兵之兴起，早在春秋后期晋文公已见开始。战国初期《吴子·应变》：“起对曰能备千乘万骑。”
[5]徐仲舒曾指出，战国初的强国为魏国，“魏国的军士称为武卒，是由经过严格选择的强悍有力的人充任。武卒受种种优待，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既不服徭役，又得到好的田地、房屋，因此，魏武卒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这种制度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这种弱点就是使用的期限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期限，这种兵就不能使用了，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荀子称为‘危国之兵’。”
[6]此种变迁，在当时人已深有感觉。故赵名将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秦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
[7]孙子生平存在许多神秘和隐曲，故齐思和曾作辨伪论怀疑其人的实在。其论反映三十年代疑古派的主观否定论，不足为据。
[8]此说据传本孙权《富春孙氏谱·天子自序》，刊《中国孙氏世系源流》，白山出版社1999年出版。
[9]孔子知兵，但不喜言兵。这一点鲜为人知。卫灵公问孔子兵事，孔子拒曰：“军旅之事，未之学。”而对门弟子曰：“我战则克。”孔子定礼正乐，兵乃五礼事之一。孔子兵学，传于子夏及冉有。子夏传兵学于吴起，吴起后成一代名将。冉子曾用兵法于实战而战胜。季氏问其所传，冉子言学之于孔子。
[10]《左传·昭公三十年》。
[11]《史记·吴太伯世家》。
[12]齐氏否定钱穆认为李悝、李克为一人时，曾批评钱氏以典籍中无李克名的论据不足据，而其论孙子则正用此法。
[13]平津、十一家注及武经各本均为上、中、下三卷，日樱田本则分十三篇为上、下两篇。简本未明卷数，但其篇题木牍第二栏“军争篇”上标有圆点，或说是其分为二卷之征。《史记正义》云：“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孙星衍曰：“十三篇（上卷）是孙子手定，见于吴王，故历代传之勿失也。秦汉以下，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撰为略解’。”
[14]毛氏兵法之精髓，全概括在其为红军所撰之一对联中：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