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是汉代精绝国故地，精绝国是西汉时代西域十三六国之一。精绝既然是一个国家，就要有国王，作为一国的统治者，国王所居住的地方被称作国都；由于国都筑有城池，所以国都又有王城之称。那么，古代精绝国的王城在哪里呢？这是考察过尼雅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班固撰写的《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说：“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在古汉语中，国都、王城所在，称作“治”于某地。后来，将省会称作“省治”，将县城称作“县治”，都是由此而来。“王治精绝城”，就是说国王所住的国都，称作精绝城，国都之名与国家之号相一致，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可以见到，例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国都叫墨西哥城，危地马拉国都叫危地马拉城。
汉代的精绝王城，自然应当在古代尼雅遗址的范围内寻找。自20世纪初以来，进入尼雅遗址考察的人员很多，但是，都没有提到王城所在的问题。近年有人提出，在No.2遗址发现有古代城墙的残迹，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然而经过仔细考察研究以后，发现这一说法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
2.对吐鲁番古墓与宝藏的发掘
吐鲁番绿洲，是东部天山中间一块不算太大的山间盆地，它的北面是巍峨高耸的博格达山，南面是地势不高的觉罗塔格。盆地内北高南低，东西长而南北狭，东西长度差不多有245公里，南北宽度大约有75公里左右。整个盆地面积5万平方公里以上。因为盆地四周高山环绕，地势特别低凹，所以酷热、干燥成了吐鲁番盆地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
不过现在看来，正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干燥气候，使得埋藏于这块盆地的无数珍贵文物得到较好的保存，使得今人可以从这座地下博物馆里洋洋大观的宝藏中一览前人的生活场面。这座地下博物馆，指的便是阿斯塔那墓地。
阿斯塔那墓地，包括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村北戈壁上10多平方公里内的广大墓地。它们围绕着高昌故城的东北、北边、西北郊外，排列非常密集，并大多以各个家族为单元，各有茔垣。
汉、晋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为逃避战乱，许多人举家来到高昌。他们主要来自河西走廊的甘肃和其他一些内地省份。从后来墓中出土的大量文书得知，当时的高昌地区有麹、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汜、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多数人在高昌生活了几辈，家族繁衍；世代相传，构成了麹氏高昌的社会基础。麹氏为王姓，自公元449年麹嘉称王，一直享受了140年的王族荣誉，自然也就成了高昌的头等豪族。张姓也是高昌王国的大姓，可以与麹氏相互联姻，出将入相，也是国中显姓。各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用石堆砌出范围，界域分明。基地内按辈分大小，依次排列，石垣外侧，有的还有壕沟，好像要把人们生前的屏障，拿来做幽冥世界的城垣，以庇佑自己的平安。
每座墓坑都有一个大致呈方形的洞室，洞室在地层深处，从洞室口至地表有一条窄长的墓道。有的墓道中设计了重重天井，象征墓主生前的深宅大院。这种带天井的墓道，往往与带耳室的墓室相关，耳室被视为左右厢房的象征。在墓道的一侧，大都放置一块砖质的墓志，说明入葬者的姓名、年龄、身分及一套例行的颂词。循墓道而下，就可以步入葬者安息的殿堂。深藏入地下的方洞形墓室，成了他们的阴宅。死者一般都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台上。吐鲁番特殊的干燥气候，让死者的尸身成了干尸而得以保存下来，也使得那些陪葬的各式物品在许多年以后近乎原封不动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在阿斯塔那墓地，考古工作者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发掘出近500座墓葬，出土的各种文物达数万件，各种制作精致的木俑、用作冥器的彩绘木器、五彩斑斓的丝织品、洋洋大观的文书，以及绢画、琴棋笔墨、甚至食用的干鲜果品都一应俱全。人们每一次去巡礼，都能产生出各种新的、有趣的联想。
让我们先参观一下墓室。在墓室里，有一种悬挂的绢（麻布）画，非常具有特点，引人注目。这种悬挂于墓室顶部或里壁的绢画，一入墓室便可见到。图画上是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像，周围缀以日月星辰图。他们手持规矩，人身蛇尾，下身呈螺线形扭在一起，是在告诉我们阴阳交合才产生了人类万物吧。古代相传伏羲、女娲是远古二皇，也是同母兄妹，伏羲龙身，女娲蛇躯，都有大圣之德。这种图形在中原起源很早，在汉代就出现和流行了。大量流行在唐代的吐鲁番墓室中，颇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
墓室后壁上则多绘制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图画。在较早些时候的墓室中，即大致相当于晋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后壁上的绘画内容多比较写实，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墓主夫妇高座于堂上，宴饮享乐。庖厨之中美味佳肴满架，高堂上美酒飘香。或者在悠扬的丝竹琴瑟之声中，有舞女翩翩起舞；田畴之上，土地平整、垄亩成片，一望无垠的禾穗迎风点头，预示着丰收在即；谷场上，陈列着各式农具：脱粒的链枷，扬场净谷的木锨，粉碎粮食的臼、磨，以及犁、耙一应俱全。主人志得意满，在仆役的随伴之下，骑马出行，悠哉游哉！尽管画工的笔法稚拙简朴，却将当时人们的田园生活表现得清晰明白，让今人一睹那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唐代以来，墓内壁画内容多有改变。各种山水人物、花卉禽鸟以及伦理说教等均入于画中。有一幅六条挂屏式的壁画，图上既有象征财富的丝帛，也有劝人谦逊做人的欹器。这种欹器，两头稍尖，中间盛水，它的支点易偏，盛满水，立即会向一侧倾倒，则水溢器外；盛水不满，则可稳定地放置于特定的器架之上。古人将其放于案侧，随时可以提醒自己牢记“满遭损，谦受益”的古训。在另外的两条挂轴之间，还有“金人”“石人”“玉人”的人物形象，也是将儒家圣贤做人的鉴诫宣于图画。“金人”喻“三缄其口”，“石人”喻“张口石人”，即主要关心时事，匡正时弊。“玉人”，可能比喻品德完美如玉。这种儒家做人之道，与当时的中原大地几乎没有差别。
在墓室前部以及墓主人的身体两侧，陈列着供他们死后衣、食、住、行需用的一切。先说衣物。墓中衣服整取下的不多，但从保存下的织物实物中，亦颇能说明一些当时情景。这些织造精致，花纹美丽的织锦，颇能显示当时人们穿着的风尚。这些织锦如晕纲彩锦、花鸟纹锦、联珠骑士纹锦等，色彩艳丽、质地紧密、花纹考究，充分显示了唐代织锦业的精湛技艺。在北区的一座基墓中有一件绿地狩猎纹印花纱，是采用碱剂印花方法，即用强碱剂印浆，去掉花纹部分的丝胶，使之呈现熟丝的光泽。印染时则采用镂空版刻制花纹。这件绿地狩猎纹印花纱，能告诉我们的不仅如此，它的花纹图案还显示了对波斯、印度等地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锦履、线鞋等实物。底薄头尖，鞋头上不加任何平面置饰，白居易的诗“小头鞋履窄衣裳”就是它的写照。
再来看看“食”。提起食，阿斯塔那墓地仿佛是一个食品储藏室，从干鲜果品到精巧的包嵌糖果的花式点心，以至于水饺、馄饨面饼、抓饭……真可谓说应有尽有。在干鲜果品中，人们发现有红枣、葡萄干、核桃、甜瓜等品种，面食中除花色点心外，还有一块完整的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座墓葬的木碗中，还盛放着保存完整的饺子。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告诉我们，在唐代，吐鲁番地区的风俗与中原大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到“住”，在这座地下博物馆中，有许多反映墓主人生前居住生活的冥器。包括殿堂、亭阁、假山、房屋等模型。这些建筑模型大都用木头制成，还有一些木制建筑构件，如斗拱、柱、枋等。有一件高仅27厘米的木亭模型，各个部位构件均按比例设置，非常协调匀称。这是古代中国较常见的建筑形式。
阿斯塔那墓群中表现“行”的场面和文物也屡有所见，且不说壁画上墓主乘车洋洋自得，前呼后拥出行的场面。在随葬的冥器中，亦有各式各样的实物模型。其中木牛车是较常见的随葬品。那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辅之以骆驼、驴、牛等。反映在随葬品中，则表现为骑马俑、马俑、骆驼俑等。有一件骑马出行的女俑，女俑头戴帷帽，帽子的外沿上有一圈短至颈部的纱网，可能是为了遮挡吐鲁番灼热的阳光和扑面的风沙吧。
说起“俑”，这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非常有特征的随葬物品。这些俑多为泥塑，大都是草芯、泥胎，外施色彩，是十分宝贵的彩塑艺术品。俑的种类很多，镇墓兽、天王俑、武士俑、仪仗俑、歌舞俑、宦者俑、百戏俑、马毯俑、各种劳作女俑。其中镇墓兽、天王、武士俑等具有高度统一的唐代风格，仪仗俑的配置也与唐代的规定一致。在百戏俑中，见到了“昆仑奴”及狮子舞、顶杆等形象，弥足珍贵。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陶俑，除了细小件马俑是合模成型外，其余大都是塑造的。其骨架是用木棍或草桔捆扎成支架，从俑的艺术形象上看，塑造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艺术造诣，运用写实和夸张的手法，技法纯熟，手到神随，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或庄肃挺劲，或灵秀活泼的不同形象。
镇墓兽俑着意突出其狰狞凶相。如狮形镇墓兽，面貌狰狞，双目怒视，作张牙欲噬的样子。造型上则在狮头上耸立双角，腰腹部的两侧排列一道道斜沟，表示肋间肌肉，令人有真实健壮的感觉。对人面兽身镇墓兽，在表达镇魔辟邪、守护死者神灵的创作意图上，塑造者又运用了不同的手法：在横眉竖目的人面上，着意在嘴角面颊上，又微露笑意，令人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畏惧之情。这种面目狰狞的形象，大概与佛教密宗的流行有关，密宗崇奉的形象大部分面目凶恶。可能人们要借此保佑在地下的安宁吧。
仪仗俑则动作整齐规矩，表现出初唐一统的文化面貌。阿斯塔那张雄之妻墓中出土的骑马仪仗俑，高33厘米左右，马长24厘米。人马均用木块分段雕成，然后用胶合成。五个文官俑，一人着绯色衣服，三人着绿色衣服，一人着青色衣服，表明其官职，从五品至八品不等。五个武士俑均蓄短髭，着绛色袍帽、白裤、乌皮靴。这五个武俑神色各异，有的左手扶鞍，右手勒缰，作策马徐行之状；有的双手勒缰，将欲策马疾驰；有的侧首顾盼，似在招呼问答；有的仰面前视，似语非语。人马动作虽然简单，却也颇为生动。马均绛色、黑鞍具，表现仪仗的整齐划一。
阿斯塔那的唐代泥俑之中，最有特点的是那些刻画社会各行业、各色人等的人物俑，从中让我们了解了一些那时吐鲁番地区（高昌）的世俗风情。在张雄之妻麹氏墓中（公元688年）出土了两组驼马人物俑。马身蓝色，已残，骆驼也只存头和腿部。但两个驼夫俑保存较完好。两个驼夫俑均高55.5厘米，深目、高鼻、短须髭，头戴白毡尖帽，帽檐外翻，露出红色帽里，在尖顶毡帽两侧绘红色菱纹图案。一俑身穿黑袷袍，开大右襟，露出胸前衣领衬里上绣的红地朱色四瓣小花图案；一俑穿绿袷袍，胸前衣角也向外翻，露出红色衬里上绣的深红色树草和蜜蜂图案；两个俑都系黑腰带，脚穿乌皮靴。两手向前紧握，作牵引驼马状。骆夫俑的服饰、形象表现的是当时高昌地区少数民族的衣着面貌。据记载，唐初居住在天山一带的回鹘族的一部分黠戛斯人所戴的帽子，是“锐顶而卷末，诸部皆帽白毡”，所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帽子。
在这座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舞乐戏弄俑，非常珍贵，提供了当时流行的傀儡戏的情况。傀儡是表演歌舞、戏弄，以娱乐世俗的。因此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嬉笑怒骂、悲啼、欢唱需维妙维肖，表演时才能有喜剧效果。
这批绢衣木俑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目，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态，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男俑“滑稽戏调”，女俑“秧华窈窕”，与唐代有关傀儡的记载，无论在装饰、制作、仪态和表情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印证。可知这些木俑正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
在丧葬时表演歌乐，是唐代流行的习俗。这种用于表演“丧家乐”的傀儡，不单是为了殉葬而埋入墓室，供墓主死后享受；更主要是在送葬时炫耀于路人，壮门面。在这批木俑中，男绢衣木偶共出土7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黄绢单衣、白裤、系黑带，穿乌皮靴。面部表情或歪嘴斜目，或翘唇瞪眼，具有明显的夸张表情，故作愚痴而引人发笑。而17个绢衣彩绘女俑，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多数在眉间贴花钿，朱唇两侧点星靥，发式有高低双髻、有高髻、有戴云髻的假发。3个较完整的女俑也是以废纸捻成臂膀，外着彩锦和绮绢制成的窄袖襦衫，长裙曳地，披帛绕肩，作缓歌曼舞状，“玲珑云髻生花样，飘飘风袖蔷薇香”。其中一个女俑头梳双髻，内罩半臂，外穿红、黄相间的通幅长裙，外罩着一层天蓝色的轻纱，肩上披帛。可以想见当其翩翩起舞时，长裙飘逸，彩帛当风的舞姿，可见匠人的巧妙构思。
这群舞俑的服饰、形象及表演题材都与中原流行的乐舞相差无几，体现了初唐的政治统一以及经济、文化对高昌地区的同化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