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向城镇集聚还能创造出规模庞大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推动社会化分工以及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产出效率。此外，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创造平台。当前，很多产业必须放在城镇化的大平台上才能有大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许多新兴产业如新技术研发、IT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需要依托城市才能获得扩张能力。城镇化带来的产业繁荣与高投资回报还将吸引更多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流入，这些要素的相互碰撞与整合，将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创新与转让，促使新兴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互动。
跨国经验研究也表明，在经济发展承载范围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平均而言，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简单相关系数可高达0.85。例如，19世纪初，美国仅有约5%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关产业和制造商在城镇集聚，1960年70%的美国人居住在城镇，而城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城镇化发展过程既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种主动性战略安排，这两方面都不乏成功的案例。前者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大体是伴随着工业化孕育、发展、成熟的自发演进过程。工业革命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为从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大量新兴就业机会，而且一些煤铁资源丰富或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由于工业生产与产业工人的集聚又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后者如日韩等国，为加快“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日韩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就主动实行政府主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推进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型开放政策，吸引了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为优化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大量法律法规，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并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分别从产业发展、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村镇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方面提出战略目标，促进城镇化发展。
当然，国际上忽视经济发展可承载能力、过度超前的城镇化也不乏其例。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拉美地区忽视经济发展水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拉美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5.3%，仅次于北美，超过了欧洲与大洋洲，是亚洲的两倍。就世界范围而言，城市化率占工业化率的平均比值不到1.5，而拉美则超过了2.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缺乏工业化支撑，大量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城市贫民聚集加剧贫富分化，“城市病”至今积重难返，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总体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经济增长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基础条件；反过来，城镇化的推进，也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同时，在经济发展可承载范围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无法人为加速推动。但这并不排除在经济发展可承载的前提下，政府可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加速推进城镇化，从而更主动地与客观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这在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当然，如果主动的城镇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脱离经济基本面，刻意“经营城市”，不顾成本地过度扩大城市和开发区规模，也会造成土地城市化泡沫，引发政府信用对未来现金流的严重透支，“城市病”蔓延，反而“欲速则不达”。
城镇化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工业化程度相对应的城镇化水平低、潜力大。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扩大内需
城镇化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强大动力。大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内需主导型经济。过去30多年来，我国消费保持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8%，但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仍有所下降。如果这一状况可以改观，能对健康的城镇化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通常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经验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和相关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比值大约为1∶2∶3。即使消费水平原地踏步，城镇化拉动消费的潜力也十分可观。有专家测算指出，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我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2]事实上，近年来家电、家具、建材、机动车、贵金属消费的迅速增长，既有政策刺激因素，客观上也是城镇化发展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
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更快增长。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基本动力。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移，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收入水平得到相应提升，进而拉动消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的第一阶段，以及1万~1.5万美元的第二阶段时候会止跌反升。我国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曾经历了两次明显上升，这两个阶段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的时期。总体看，我国正经历城镇化从第一阶段（工业化占比迅速上升）向第二阶段（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的过渡时期，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二产业，这一阶段也正是人均收入水平从6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张效应正处于加速释放阶段。
第三，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扩大，能够有效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大量工业产能需要通过外需消化。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格局下，通过有效提升城镇化水平无疑对提升最终消费水平，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仅对于扩大消费，城镇化发展也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过去1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达到GDP的10%，城市建设投资在2008年至2012年间达到高峰，占到GDP的3.5%。过去30年间，每增加一个城镇居民所需的城市建设支出显著增加，从1980年的294元增至2007年的6.4万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9%增至2013年的17%。随着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建设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据财政部财科所测算，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占比将上升5.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另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万元。按2015年市民化率达到54%的目标，即实现约2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公共支出累计将达20万亿元左右。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这些潜在投资需求将被不断释放出来。
缩小城乡差距
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也为农村土地开发与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资本。在农业生产人口下降且日益老龄化的形势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将为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空间；让城市工商业资本以商业理念，采用新技术与机械化，整合农业土地经营，将显著提高农村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一过程也说明，解决“三农”问题，主要还需依靠城镇化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大大激发了生产力，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城镇化进程恰好为吸收这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了空间。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必然伴随着农业经济活动比重的下降，同时非农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对集约利用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腾出用地空间的潜力很大。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展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只有48.5%、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促使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从供给方面看，城镇化发展不仅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且也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服务业与其吸纳就业比重都将有一个明显上升过程。1970~2009年，OECD国家制造业比重由25%降至15%，其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也降至21%；同期仅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上升到49%，其中德国、韩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几乎翻番，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2%。除传统服务业外，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也迅速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5%上升到26%，其吸纳就业比重也由6%上升至15%，制造业增加值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超过30%，其吸纳就业的40%来自科研、会计、法律、管理和文秘等服务业。反观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同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除对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外，城镇化还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水平。尽管我国目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10%左右，但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36%，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28%。未来随着数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能力同样具有巨大提升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