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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种低沉的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传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1]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静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入北海。在这座保护性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五个年头，在被**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听得出来，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绵延不断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车轮的刺耳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们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在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待在家里。但他们当中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亲眼看见的情形，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碰，然而，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2
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残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滑板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二十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是步履蹒跚的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却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二十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2]，他们的骷髅画[3]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4]，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5]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从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比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帮凶。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然是“吓呆了”，而且他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到了”。[6]
荷兰**和德国平民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党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7]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8]。起初，大多数德国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年迈的女王威廉明娜，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名**。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在银行外面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也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罗·范·维利看见，荷兰**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户看到，荷兰**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