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以至于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苏联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不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9]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队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10]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在阿纳姆，坐落着一座气势宏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11]，该教堂建于15世纪，有一个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楼。扬·迈恩哈特就是这座大教堂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显得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青年鲁道夫·范·德奥，请他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又说，“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卢西亚努斯·弗罗曼是阿纳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没有剩下一点战斗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当中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没有效果。有些荷兰人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这里了。”对此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
皮特·德格拉夫医生是一位44岁的外科医生，他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移动，心中确信，他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了德国军队显而易见的崩溃”。而中学数学教师苏塞·范·茨韦登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要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为藏匿荷兰犹太人，自1942年就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里[12]。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显然战争几乎结束了。苏塞决心要目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德国人的离开和盟军解放者的到达。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她决定要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当苏塞给索尼娅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尽力一辈子都记住它。”
荷兰人到处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露面了。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们把带有橘子图案的小徽章和储备量很大的缎带卖给充满渴望的人群。在伦库姆村，人们在当地的布店里抢购，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剪橘色缎带，他能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村民们当场就把缎带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分”。为了避免村民过激惹祸，他不卖缎带了。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这种兴奋的感染，在她的日记里快乐地写道：“街道上的那种情绪，好像在过女王节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万岁！”人们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和歌曲《橘子至高无上！》。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廷·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要广场费尔珀广场，一路长袍飘扬。在广场里，一个个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了进去，和大家一起啜饮着咖啡，吃着马铃薯饼，而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的**们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13]，修女M·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女修道院的走廊里欢快地跳着舞。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洪水泛滥般的撤退人流，一边好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收听广播，那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橘子无线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奥登罗得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激动万分，结果竟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他家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关门，工作停止。在瓦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离开机器，蜂拥来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电车停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如梦幻一般。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们举着旗帜，拿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谣传也在疯长。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国部队已经解放了海牙，而海牙离海岸不远，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离他们15英里的那个伟大的鹿特丹港[14]已经被解放了。乘坐火车旅行的人，每次火车停下，就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正从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了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在乌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河蒙德。然后，在阿纳姆，人们又向他保证说，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芬洛离德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远。“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我本来以为会看见盟军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涂又不安。
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在海牙秘密举行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尤其如此。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他们看来，荷兰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界直达须得海[15]。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个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并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大门。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能够阻止盟军坚定的大规模强攻的作战兵力。对于那一个软弱而又人员配备不足的师，他们不屑一顾，那个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里，一枪都没有放过）。对于别的不入流的部队，他们也几乎不屑一顾，那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令人怀疑，其中有荷兰的党卫军、匆匆组成的卫戍部队、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所组成的部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胃营”和“耳朵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是明显的，进攻在即。但盟军的胜利，却依赖于英军从南方发起的大规模强攻的速度，而有关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挺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格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但这话是否确凿，调查起来却又绝没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只有爱尔兰的大约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万人，德国人要控制颠覆活动，也就有了困难。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也是危险的。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路、秘密的线路和密码消息，在全国各地通电话。这样一来，在这个重要时刻，地下组织的官员们没出几分钟便知道，格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界。
橘子无线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进一步乱上添乱。在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界7英里远的荷兰城市布雷达——这座要塞城市——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的陷落”。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力量的领导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却对橘子无线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克鲁伊夫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他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核对这个报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年轻的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用一条秘密电路接通，与在布雷达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盟军部队，不论那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由于谣传泛滥，因而许多抵抗小组匆匆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们相信，到了该直接面对敌人，从而帮助挺进的盟军的时候了。显然，德国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组织注意到，在撤退的队列中，卫兵现在是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步枪和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抵抗力量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急于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几英里处的埃德村，25岁的梅诺·托尼·德努易，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托尼争论说，一旦盟军入侵，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村，这是老早以前的计划了。埃德村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在实际上已是空无一人。德努易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比他大的维尔德布尔，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这个形势我信不过，”他告诉德努易，“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