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开始喝酒，分头交谈。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各说各的，互不相扰。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然异口同声骂起了教授。不是骂某一位教授，而是骂所有的教授。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那些人都是白吃饭的家伙。我有点不能同意，但又不想惹恼他们，尽可能把握说话的分寸：
“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学有专长的人。”
那个专门收集火柴盒的人“呸”了一声：
“什么‘学有专长’？无非是些阳痿的物件！”
我不再讲话，一直挨到这次聚会结束。我像逃避瘟疫一样逃开了有光的家。有光出来送我，我说：
“我一个人走吧。”
第二天上班时，黄科长笑吟吟的：“听说你们昨晚的聚会不错呀？”
“不错！”
黄科长低下头：“有光这人择友甚严哪。”
“择友甚严。”
“你该经常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多一些来往，这会有大收益的。”
我很快回到了自己那间耳房，把门合上。我想闭上眼睛安歇一会儿，可是小冷又追进门来。她说：“老师儿，你可不能扔下我的事情不管哪。找到那个老画家了吗？”
还没等我回答，黄科长又进来了。小冷马上笑着转了话题。黄科长看看小冷，目光有些警觉。小冷一出门黄科长就问：
“开始看我的手稿了吗？”
“很快就开始。不过这几天事情很多……”
“唔，抓紧时间吧，”他挠挠头，“这部‘自传’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知道看的人多了，会有盗版之类的问题，那样正式出版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我看看摆在旁边的那沓书稿：“它不过有四五万字吧？要出版恐怕太薄。”
“有的只写了个大概，我要让助手把它扩展一下，搞成二三十万字。”
我吃了一惊：“那工作量将是很大的啊！”
“不大，不算大；主要的精神都有了。你看看就知道。你知道著书一事不易啊，要千锤百炼。”
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原来不仅是静思庵主，还有他身边的一伙朋友也都看过了。据说他们提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些建设性意见。
这天下午，静思庵主和他的几个好友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跺脚，一会儿拍桌子，激动起来口沫横飞。那个建议我读一遍《史记》的人紧紧攥住我的手：
“多么好啊，多么重要啊。我们终于认识了……这是一个‘沙龙’。”
一直到下班的时间，他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黄科长和小冷让大家都不要走，就在这里吃晚饭。庵主带头喊着：“那当然！”
庵主手搭我的肩膀，让我留下。我借口家里有事情，坚持要走——出门时听见黄科长在身后说：
“你们看他老婆管得多紧，这还搞什么事业！”
一片嘘声。
我快着步子逃开了。
后来上班就不得安宁了。阳子和其他朋友偶然一顾，可静思庵主那一伙却要频频出入。有时找我，有时只和黄科长神聊。我这儿如果剩下一点时间就要被小冷占去。她还是挂记那几只“虾”，神情沮丧。据她说，她的弟弟已经非常危险了，而静思庵主好像对这事儿漠不关心。“实在不行就要求黄科长了：那时候什么事情都糟了。”我烦得要命。后来我不得不对黄科长提出：我已经没法正常工作了，特别是没法看你的自传了。这里连起码的安静都没有。
黄科长沉思不语。我知道对方最挂念的不是我的那份安静，而是其他。我提出来：能否在上班时间禁止那些无关紧要的来访者呢？黄科长想了想，点头又摇头。他说：“静思庵主会不高兴的。这样吧，我们商量商量看。”
两天后，黄科长对我说：“你带上我的自传到‘静思庵’去躲几天怎么样？”
我想着那个远在西郊的小草屋。它给我一种神秘感。我说：“我可以在那里集中时间工作。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别再让人打扰我，并替我保密。我真的要躲藏一段。”
黄科长大笑：“那当然啦。”
他笑过之后又添一句：“不过对有光可不能保密，他是庵主嘛，是他的‘静思庵’嘛。”
“但他不能领那伙朋友去。”
黄科长一拍大腿：“可以！”
这天回家我对梅子说：“领导安排我到一个地方去搞研究，可能要待些天再回来。那个地方很安静。”
梅子听说是领导的安排，也就欣然同意。我开始准备洗漱用具和随身携带的东西。屋子的角落就放着我出差的背囊。那个帆布背囊提在手里有一种热乎乎的灼热感。我明白：我的背囊在这个角落沉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了。多么好的背囊啊。我把它提在手里，觉得它激动得微微颤抖……
梅子问：“需要多长时间？”
“这要看工作进度了。也许要拖一段时间。不过我会经常回来的，反正就在西郊。”
第二天我还没走，庵主和他的一两个朋友竟追到我家里来了。他见面就说：“我们到你办公室找了，才知道你没有上班。”
他们很随便地坐在长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自己倒水添茶……
庵主说：“黄科长给我讲了。”
我用眼睛示意：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一旁的朋友。庵主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忙说：“那当然，那当然，你不要担心，我会守口如瓶。”
我正担心他这些话朋友们能不能听懂，庵主已在连连摆摆手：“咳，你太不了解我们了！”
是啊，但我只想马上躲开。
3
我一直觉得：人面向不同的方位会有不同的感觉。这也许因人而异，比如对我来说，西边总是有一种苍茫无定感。这种感觉的缘由不得而知。平常所说的“上西天”、“西天取经”等等，也都给人这种苍凉神秘的感受。难道这些说法仅仅与我的感受在暗中产生了吻合吗？还有，我记得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大李子树和小茅屋的西边就是一座又一座沙丘链，是丛林。再往西是芦青河。跨过芦青河就要进入苍苍茫茫的一片了。在那儿，滦河和芦青河由于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易道，形成了辫形河流，组合起复杂多变的一个水系网络。一片沼泽之上，一望无际的蒲苇蕴含了难以穷尽的秘密。那儿有一处又一处沙堡岛，它们是在一次次海浪和沙岸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些与陆地相对隔绝的沙洲，同样被密密的芦苇所包裹……眼下我去的地方就是这座蜂巢一样的城市的西郊。我把背囊装得满满的，带上了各种各样旅行用的东西，比如小铁锅子和米袋等等。
我知道背囊重一点总是好的。这既是一个旅行常识，也是自己的一种习惯——只要一离家就把背囊装满。我驮着一个大背囊多么可笑。可我觉得这种沉重靠在脊背上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这些年里我就是背着它，蹽开两条长腿走来走去的。对于我的长路，梅子和岳父一家早已习惯了。他们无可奈何，只说我是一个“野蹄子”、“野脚”。平日里我跟梅子讲了很多父亲的故事：他从南到北的跋涉、他与那个海边小城的故事、他与争夺海港的几次激烈战斗的关系；他还是几次有名战事的组织者。当然，他后来遭受了厄运。可是这一切不幸绝不能归结于他的奔走和流浪。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幸的人——平庸的、默默无闻的人。而父亲在那一周遭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多人至今都在怀念他……
梅子常说我和父亲有点相像。我拒绝她这样讲。
因为我在心底里害怕，害怕父亲那样的命运。
“静思庵”地处西郊的一个小村，本来是极为安静的，后来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已经把这个村庄拥在其中了。好在四周仍能看到原来的轮廓，原有的街巷和低矮的房屋大部分保持完好。街道上尽管有些热闹了，但仍然时不时让人想起原野上的那些淳朴小村。所谓“静思庵”就是这片低矮茅屋中的一座。这些年来不少茅屋都换上瓦顶，但这一座还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茅顶已被雨水染得发黑。一个小小的院落，院门的粗木条被雨水洗白了。院内有一棵可爱的石榴，树下是一片春草。
看得出庵主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室内倒还洁净，只有小小的三间。最大的一间在西面，里面有一张小桌，两把藤椅，一个小小的书架。有光喜欢的那些蹩脚书法和绘画整整悬了一墙。“静思庵”三个大字刻在一块棕色木板上，挂在茅屋正中。中间是最小的一间，放了几只没有上漆的白木凳，权作会客室。最东边的一间又小又脏，油腻腻的，里面有一个小灶，这是庵主和朋友自炊的地方。炊间摆了大小一溜瓦罐和瓷坛，逐一掀开盖子看看，里面有绿豆、豇豆、米面和干菜之类。我心中一阵感激：庵主是一个多么会生活的有心人！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烦腻，浓浓的村野气让人沉醉。自从踏进庵内的那一刻，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庵主把我送到这里，嘱咐了几句就走开了。
我成了暂时的“静思庵主”。我在宽敞的西间待了一会儿，又走到院子里。由于围了一个小院，这里什么嘈杂都没有，只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空无一人的小茅屋怎么没人光顾？比如说那些流浪汉，那些善于在夜间搞点什么的人，为什么不打它的主意呢？肯定是村里有人经管。因为我发现床上的被子好像按时晒过。这说明有人在料理这儿的一切。院子里还有一个手扳压水井。有了水，一切也就方便了。我按了按，发现压水井的手柄并不沉重，只几下，清清的水流就涌出来，然后顺着一个小水道往前，流入了靠近院墙的小花圃和石榴树下。
我在心里羡慕有光：从闹市乘车到这儿不过一个多小时，位置再好也没有了。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佳处，在这里，一个人可以读书，可以沉入幽思遐想。
我觉得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奔波、到处的行走，除了那种说不清的原因以外，再就是要躲避一种喧闹和纷乱，一种可怕的磨损和追逐。躲避，没完没了的躲避，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那个平原的小茅屋只是我的人生驿站。
我在想乖巧的“静思庵主”怎样拥有了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是他的祖居地，他在这里出生，尔后走进闹市。
我的出生地是东部半岛，是靠近大海的那片海滩，是芦青河流经的那片泻湖平原。
在那儿，我们一家也曾经拥有这样的一座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