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儿是，”她说，“你知道，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你让最可靠的朋友来看一看好不好？有人出好几十万要买它，可有人半道出来砸锅，说这是一幅假画。要是假画，一万块俺也出手。要是真的，那就大发了。俺弟弟也出去找明白人，我让他老老实实等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你说是吧老师儿？”
我没有吭声。我想到了阳子，答应让朋友来看看。不过我觉得有点纳闷的是：他们究竟从哪儿搞来这样一幅画？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小冷白我一眼：“这你就莫管了，我弟弟那一伙嘛，他们也花了不少钱……”
小冷最后还在反复叮嘱：不准告诉黄科长。
3
我答应要帮一下小冷，事后却有些后悔。因为我觉得阳子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这一类事。还有，我也不愿找那么多麻烦，而只想按时上下班，做点分内的工作。一句话，让我找阳子他们去鉴别一幅关系到“几十万”的古画，这就多少有点玄了。还有，这事儿也许阳子做不了，弄不好还要惊动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恰恰是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回避的人。我这次归来几乎是悄悄的，有人以为我还在东部海边那儿呢。
想不到小冷一次又一次催促。看得出，这幅画对她一家有多么重要。尽管黄科长不愿在他的四合院里看到小冷的斜眼弟弟，可我发现他至少又来过三次。他的到来显然与鉴别古画的事有关。小冷差不多都要恳求我了。
我只得去找阳子。
阳子见了我大吃一惊：“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笑了笑，告诉他终于又“上班”了，然后把事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阳子说：“你原来是有事情要求我呀，要不你会一直藏着哪。”
我向他解释：“我只想安静一段，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班可上，只有我一个人失业了。”
“得了吧。不过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故意躲着啊。”
我催促阳子先做眼下的事吧。他同意了。
我把他领到了那个低矮的小砖房子里。
小冷像展示一件圣物似的，再一次把门闩上，只让我和阳子看那幅画。阳子反反复复研究，对着光亮看，又拿到暗处瞄，只差没用鼻子去嗅了。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只有一个人能搞得通。”
我知道他在说谁。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可是小冷听得分明，开始一声连一声追问：
“谁？你们说谁？”
阳子没有看到我在使眼色，直通通地说出：
“聂老。”
我坐在了椅子上。是啊，聂老。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就亲手做过很多假画。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画家，现在一幅画也不作了。我几年前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他，真是眼界大开。那位朋友是一位杂志编辑，他的爱人叫滨，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聂老每个星期都要到滨那儿，直着眼看她半天，然后再回去。这个老人倔犟得很，谁的话也不听，只有滨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还许诺要为滨作一幅大画，这话说过有五六年了，却一直没有动笔。那时候由于我成了滨一家的客人，所以聂老对我还算客气。不过眼下我可不愿为小冷的几只虾去找那个孤僻老头，更不想去见滨。我只想安静一会儿，只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安顿自己。我太疲倦了。
可怕的阳子，扔下这样的一句话就走掉了。
接下去是小冷的百般缠磨。她一定要我把这幅画送到聂老跟前。
“求你了，不行吗？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了。行不行啊？”
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恩人，只想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我终于妥协了。我伸出手说：
“拿来吧，那幅画。”
小冷不由自主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但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问明白了，等找到了聂老，他同意做了，我再把画给你。”
这个精明谨慎的小冷，这一刻兴奋得两颊都红了。我能理解她。
可是我却迟迟没有找滨。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滨才做得到。
4
这一天我正在犹豫是否去找滨，那个久闻其名的“静思庵主”突然来了。
黄科长闻声出门，站在枣树下，夸张地拍着手说：
“欢迎庵主，欢迎庵主！”
小冷也一下跳起来：“你多久没来了呀，你！”
庵主谦逊地笑笑。
我从窗户上看得清楚：他中等个子，脸黄黄的，颧骨有点高，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得多。他的眼角耷拉着，显出一副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暖融融的天气，他竟然还戴了一副白手套，这时正不急不慢地摘下。整个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他梳理了一个与脸型和年龄十分不协调的大背头，这使我觉得有点别扭。
黄科长已经在急一声缓一声地喊我了，我只得走出去。
黄科长在我们之间做了介绍。静思庵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
“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我也重复着类似的话。
黄科长一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手搭在静思庵主的肩头，却在说给我一个人听：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庵主年龄不大，却让我由衷地钦佩。他择友甚严哪。”
静思庵主鼻子“吭吭”两声，不知是自责的声音还是谦虚的声音。
我们三个一块儿到黄科长的办公室。庵主坐在最大的一张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身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我发觉由于内在的紧张，他的嘴唇绷得很紧。黄科长在一边介绍说：“庵主很忙啊，他很少有时间走出来。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学识才叫渊博，懂得医学、植物学、书法、雕刻、手相学。是吧庵主？”
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听说过宁先生吗？”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我问：“有光先生，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看过黄老‘自传’了吗？”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看看！”
我点头。黄科长笑眯眯转过脸来：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我说：“不敢。”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5
很久没有见到滨了。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丰腴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想你啊，想你啊。”
“我也想你呀聂老。”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我回了，孩子，我该回了。”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去找滨吗？我仍然拿不定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