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呼天成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了一个近乎伟大的念头：我就是他们的主，我要当好这个主。
二、孙布袋
十天后，村里的盗窃风不那么盛了，没人再敢偷地里的庄稼了。于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呼天成来到了孙布袋的家里。
孙布袋是个光棍汉，人高高大大的，也算精明，就是“虫”了一点，太惜力。于是，三十多岁了，却找不下个媳妇。他的爹娘都早早地下世了，独自一个人过光景，日子就显得很邋遢、很艰涩、很没有意思。村里搞大食堂的时候，他是热烈欢迎的，因为从此可以不做饭了。食堂一散，他就没辙了，家里连个像样的锅碗都没有，他也不置，终日就是掰俩玉米、扒几块红薯、偷二两芝麻，烧烧吃吃，对付着过日子。时间一长，就偷出惯性、偷出水平来了，也偷出了一种愉悦。偷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技巧，变成了一种玩赏，变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奇遇和潇洒，变成了生活里的“女人”。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偷的，没有什么是他偷不来的。
夏天里，他光身一人在场里睡觉，半夜他赤肚肚儿摸到邻村的瓜地里，一根线都没带，竟然一次偷回去十二个大西瓜。说出来都没人相信，问他怎么能一次抱走十二个西瓜？那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有啥难的？用瓜秧打成“十字结”绕在瓜上，而后用“屎壳郎滚蛋儿”的方法，扯一个十个全动……他说，看瓜的打一声呼噜，他就扯一下瓜秧，瓜就跟着骨碌一阵子……瓜秧结实着呢；冬天里，他在仓屋里帮了两天忙，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他就能偷去一碗油！油是很不好偷的，可他竟能带着满满的一碗油，大甩着手从仓房里走出去，还能让人看不出来。这事本来也没人知道，后来还是他自己卖能说出去的。人家问他，咋能把油弄出去？他说，这还不好办。说着，就给人们演示了一番。原来，他先是仰起身，平仰，跟着紧吸几口气，把肚子吸瘪，而后再折下身子，把满满一碗油平贴在肚皮上，再反扣过来，用布条勒紧，肚子紧吸着那碗，碗就掉不下来了。就这样，他大甩着手，气昂昂地把油偷出去了。平日里，他还在衣服上缝了很多布袋，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布袋。他没老婆，那些布袋都是他自己粗针大麻线缝上去的，一到地里，见啥都往腰里塞，于是人送绰号“孙布袋”。
呼天成进了孙布袋家，也不说话，只用眼盯着孙布袋看，看着看着，就把孙布袋看“毛”了。一会儿的工夫，孙布袋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慌慌地问：“天成，有事吗？”
呼天成说：“说没事也没事，说有事也有事，事不大。”
孙布袋看了看呼天成，说：“你看，我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要有啥事就说？”
呼天成又看了他一眼，还是不说话。就势往地上一蹲，从兜里掏出一只烟袋，就蹲在那里卷烟吸，拧了一支又一支……
孙布袋更“毛”了，他猜不透呼天成找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敢再叫天成了，就改口说：“支书，这些日子我可是连村里一根草毛都没拿过，不信你搜！你搜了。”
呼天成说：“贵生，我想让你帮个忙。就看你愿不愿帮了。”
孙布袋一时怔住了，“贵生”这两个字听上去很陌生，却又有点耳熟。他怔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本是他的“大号”，是他的名字呀！这个名字已好久没人叫了。他心里一热，又看了看呼天成，眼里透着迷茫，不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呼天成又说：“你要能帮我这个忙，过一段，我可以给你说房媳妇，我说到做到。”
孙布袋脸上立时就露出了干渴。在孙布袋面前是不敢提“女人”二字的，只要一说到女人，他就迷了。他干渴的时间太久了，他想女人都快想疯了！在很多个夜晚，他都是在苦苦地熬着，最早的偷窃行为就是因为熬不过那漫长的黑夜才窜到地里去的……他的眼立刻就亮了，亮得发黏，他先是舔了一下厚嘴唇，接着又咂了咂嘴，连声说：“你说你说！你尽管说。”
呼天成说：“我想借借你的脸。”
孙布袋眨了眨眼，像是没听清楚似的，问：“借啥？”
呼天成说：“你的脸。”
孙布袋还是不明白。可孙布袋被“女人”二字迷着，他蹲下身子，往前凑了凑，用巴结的语气说：“你就说叫我干啥吧。”
呼天成说：“把你的脸借给我使使……”
孙布袋似乎是听明白了，孙布袋说：“你要借我的脸？”
呼天成说：“对，我就是要借你的脸。”
孙布袋说：“咋个借法？”
呼天成说：“你不是好偷吗？你不是会偷吗？你不是偷得很巧妙吗？我让你每天上地的时候，偷一样东西。玉米也行，红薯也成，豆也成……”
这会儿，孙布袋终于听出意思来了。他说：“我不傻。你以为我是傻蛋？我要是偷了，一回村就让你逮住了。是不是？”
呼天成说：“是。”
孙布袋说：“那往下呢？”
呼天成不吭了。他只吸烟，不说话。
孙布袋说：“往下好让你整治我？是不是？往下你还会让我脖里挂着偷来的东西游街示众……是不是？”
呼天成把烟拧了，很平静地说：“是。”
孙布袋说：“这么一来，我的脸就不是脸了。我还能活人吗？我不借，人是活脸的，这个脸我不能借……”
呼天成脸一沉，说：“你以为你是个啥货？你没偷过？你没贼性？老实告诉你，我啥时候都能收拾你！”说着，呼天成霍一下站起来了，呼天成说：“你再想想……”说着就要走。
孙布袋眼巴巴地说：“你真能给我说个女人？”
呼天成说：“我从来都说话算数。”
孙布袋咧了咧嘴，那样子像哭一样难看，他说：“你是黑我呢。天成，你存心黑你老哥呢。再咋我也是个人呢，我能不要脸吗？！”
呼天成说：“你要真不愿就算了。”
孙布袋看着呼天成，看了一会儿，又说：“你记分不记？”
呼天成摇了摇头，心里想，鳖货，这真是个鳖货！他说：“你想要？你想要就记。”
孙布袋说：“收拾一回记多少？”
呼天成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孙布袋说：“一回五分吧？不能再少了。”
呼天成说：“给你记十分。可有一条，你不能说出去。你不能给任何人说，你要是敢日白一个字，我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孙布袋点着头说：“我不说。你放心，只要能说下媳妇，斗死都不说。可你承许我的，你可得兑现……”
呼天成又最后看了孙布袋一眼，扭头走去了。当他拐上村街的时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时的夜总是很黑，村街就像是灰黑色的磨道一样，那黑深深浅浅参差不一，既看不清前边是什么，也看不清后边是什么，人在黑暗中走，走的是一种熟悉，走的是一种心态。这时候人就没有了，人完全融在黑暗里了。你得不停地想点什么，要不然任何人都会恐惧的。不过，总是有狗咬声从村东村西响起来，狗咬出了一种让人亲切的温馨。还有那旧式织机的“哐哐”声，也使人产生一种和缓的平静。
可呼天成并不想平静，那时他年轻啊，一颗年轻的心总是很热，一个个念头像杂草一样从他那勃勃的雄心里冒出来，那狗咬、那旧式织机的“哐哐”声时常干扰他的思绪。于是，他总是对那些跑过来的狗们厉声喝道：“杀你！”还好，月色很凉，月色从树的缝隙中漏下来，洒一地朦朦的小白点，他踏着那些小白点往回走，走出了一些深深浅浅的“思想”，走出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智慧”。他想，他要“日弄”好一个村子，他就必须彻底地征服人心。要想彻底征服，他就得先摧毁一些东西，而后才能够建立……
踏着那些斑驳的小白点，望着无尽的夜空，呼天成发现，在平原的乡野，在这样一个村落里，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他深知，村一级的所谓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因为它不是村人眼里的“政府”。在村人们眼里，“政府”才是真正的“上头”，而他仅仅是“上头”与“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在呼家堡，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对于那些“二不豆子”、那些“字儿、门儿”不分的货、那些野驴一样的蛮汉，他必须成为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眼、他们的主心骨。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得有一个“饵”，孙布袋就是他的“饵”了。
自此，孙布袋的“脸”成了他祭旗的第一刀。
在乡村里，脸面是活人的招牌。乡人是最看重脸面的。
呼天成正是借孙布袋的“脸”，给全村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这门课的第一步是展览。那时候，几乎是每天傍晚，孙布袋总是在村口处被人当场捉住，“人赃俱获”。于是，孙布袋的脸就成了一个挂起来的“贼”字。那个“贼”字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浸泡在众多人的眼仁里。他的脸就像是被剥光了皮的树一样，无数次地接受目光和语言的洗涤！不光是一些女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孙家那些上了年纪很有些辈分、也很有些正义感的叔伯爷们曾当众唾他！孙家的同宗说：布袋呀布袋，你是没有一点改性了，你真丢孙家的人哪，你把孙家祖祖辈辈的人都丢光丢净了！
那时，孙布袋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串偷来的东西，像小丑一样在村街上被人牵着走……人眼是可以腌人的，众人的眼可以把一张脸腌小腌烂腌成肉干，腌成一泡臭狗屎！开初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每当他被捉住时，还有点满不在乎，还着脸对人笑呢。后来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后来他从众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个狗样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了“脸”的自己。他的目光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就再没有了那种平静，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愉悦”，当人看他时，他自己就先先地有了一种“贼”的感觉，那个“贼”字灼烧着他，使他恨不得立时钻进地缝里去。到了这时，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已经不是人了！
展览不光是给孙布袋带来了耻辱，也给全村人抹上了深重的精神烙印。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腰里发紧、心里发怵。孙布袋那张脸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罪的象征。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想到自己也曾是偷过一两穗儿庄稼的，也就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呼天成要的就是这种“杀一儆百”的效果。
孙布袋一下子就完了，孙布袋自此彻底地成了村人的笑料，成了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理睬的渣子，成了谁想踢一脚就踢一脚的狗。他走在村街上，总有人取笑他说：“布袋，又偷了点啥？”到这时候，孙布袋才后悔了。他曾私下里找过呼天成，他悄悄地对呼天成说：“我不弄了，日他妈，我不能再去卖脸了……”呼天成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晚了！”孙布袋哭了，五尺高的汉子，蹲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嗷嗷大哭。等他哭完了，呼天成说：“弄吧，退是退不回去了。我说了，将来给你说个媳妇……”
于是，孙布袋万般无奈，只好继续做贼……
呼天成的第二个步骤是开会。开会是呼天成给村人们上的第二课，这应该说是一堂“集体意识课”。那时候，在许多个点着马灯的夜晚，孙布袋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上的活靶子，成了法定的批判对象。
应该说，是会议照亮了呼家堡的漫漫长夜。这是呼天成的一个创造。正是呼天成把“会议”这个群体集中的形态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的呼家堡，召开会议成了呼天成的一个法宝。他发现，只有会议才能把人的精神“团”起来，会议像是一根绳子，捆住了呼家堡的人心。会议使人收缩，会议也使人膨胀；会议就像翻牌一样，随时可以翻出一张脸，再翻出一张脸，只要你掌握了会议，你就掌握了主动权，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某一张脸“亮”出来……会议也成了呼家堡人的兴奋剂，会议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用：对呼家堡的女人们来说，会议成了她们的“戏台”；对呼家堡那些光棍汉们来说，会议成了他们的“女人”；对呼家堡的老人们来说，会议成了“红日头”，成了他们靠在南墙根儿捉虱的日子……这是一个个让人激动又让人紧张的时刻，当民兵连长高喊“把人带上来”的时候，众多的人头都会齐刷刷地扬起来，望着台上……
在会议上，呼天成成了真正的主宰，成了一呼百应的核心。呼天成心里明白，对孙布袋这个“饵”的使用是有期限的，一个孙布袋并不能长期调动人的兴奋点，这个祭“脸”的仪式只是个开始，他必须往纵深处发展。开会得有议题，好在议题是可以制造的，因为人的“错误”是现成的，人是不可能不犯错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有错，你只要有错，那议题也就是现成的了。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的名堂就多起来了。会议渐渐地开出层次来了，每一次会议的议题都会事先有一个新的“饵”。那“饵”在不断地转换着，会议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