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丰田又在1989年同小系制作所合资成立了上海小系车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超过了50%。经过长期的远距离观察、近距离分析、很小心谨慎的试水，丰田才开始正式开始在汽车领域展开投资。1993年6月，丰田在香港注册了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1993年8月，丰田在江苏昆山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生产铝车轮钢圈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从1994年开始，丰田在天津陆续建立了25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在随后的几年里，丰田的汽车零部件厂在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地区遍地开花。而这些花朵恰好就是为了配合未来整车长的诞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能让整车生产在中国铺开布局，丰田在前期做了一系列的铺垫工作。经过了长达27年的漫长准备，在彻底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丰田终于在1998年坚定地迈出了进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第一步，与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合资成立了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柯斯达客车。由于前期细致且充分的市场准备，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了两千多辆客车，并长期占据了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
在经历了长时间之后的潜伏，丰田的爆发力也如意料中的一般强。刚在西南展开布局，又在京城的门户天津布局，在2000年与天津夏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为丰田汽车和其供应商提供零部件的物流配送服务。2003年12月，丰田又在田径设立了主营设备设计、制作、安装、维护方面的公司，用来满足进入天津地区的与汽车相关企业的设计和制作要求，使之成为面向中国甚至全球的汽车制造企业的设备生产基地，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辐射网。
随着之后的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有更多的丰田系列轿车在中国各地投入生产，规模不断地壮大。虽然国内外各路资本纷纷杀入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市场形成一片红海，整车生产的利润也越来越少。但是，丰田长达27年的布局也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别人无与伦比的力量。它在投入整车生产的时候早已经完成了市场调研、预测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金字塔形“多层交互垂直式”分工体系。它的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将零部件物流服务放到了与汽车制造与销售同样重要的位置，在压缩成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到位。特别是它与宝钢合作，宝钢每年都可以向广州丰田汽车加工配送七万吨以上的钢材，为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内构筑起了更加宏大的产业配套体系。
2004年，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已经完成了丰田配套企业的布局，聚集了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形成了一个以日本汽车产品为特色的广州汽车产业群，这种以产业群带来的规模、资源和成本优势是欧美其他汽车企业无法相比的。
从丰田的策划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当年强攻美国市场的影子：营销网络的铺设、直接迅速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提供服务切入市场——零部件生产供应——整车生产。还有就是常人很难看到的幕后主导力量——隐藏在丰田集团内部的三井物产。丰田的成功并非是靠简单的技术创新、单打独斗，更多的是依靠背后那个商人群体的强大支持以及自身内部的科学分工。在整个策划布局中，丰田的分工都是相当的专业：丰田汽车专心造车，而丰田通商则专门负责市场开发、情报搜集、产业协调等方面的工作。他们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着汽车行业的任何一个微妙的变动，敏锐地感知每一个细微的未来发展趋势，跟着时代的风潮研发最能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对汽车产业链的上、中、下三个环节进行充分的布局和严密的控制。每一招都十分的精准，每一个动作都能击中市场的死穴，非常快速地占领一大片新兴市场。
中航油巨亏背后的那一只黑手
2009年1月21日，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48岁的陈久霖跪在母亲的坟前，上了一炷香，潸然泪下：“娘，我回来了。”四年多的牢狱之灾，一千多个没有见到阳光的日日夜夜，陈久霖头顶的头发已经彻底没有了，打在心里的烙印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很多年前，他曾是一个贫寒但却很自信的农村子弟，带着母亲的希望走出了那个偏僻的山村。很多年后，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临危受命，带着一名助手和21.9万美元来到新加坡，接管中航油集团所属海外子公司。不甘平庸的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便拎起袖子大干了起来，不但将沉寂多年的中航油（新加坡）带出困境，实现扭亏为盈，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还在五年内就将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从16.8万美元猛增至1.28亿美元，增幅达761倍！
然而，2004年的12月1日时，中航油却突然发布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因与高盛对赌油价，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在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中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随后，陈久霖被停职并接受新加坡监管部门的调查。2006年3月21日，陈久霖以串谋欺诈德意志银行、从事内部交易等罪名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陈久霖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而去世！
关于这个意外，《财经》报道评价说是源于陈久霖对于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缺乏最起码的常识。还有人评价说是因为陈久霖的赌徒心理作怪，由于初涉石油期货权市场就获利几千万美元的一赌成功而冲昏了头脑，进而想去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果落得个巨亏破产的境地。
中航油（新加坡）的巨大亏损固然与陈久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却很少有人能看到隐藏在背后的那一只无形的黑手。其实，黑网早已经铺开了，陈久霖不过是他们等待了很久的一只兔子而已。这张网，与三井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新加坡地方法院于2006年3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的时候，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陈久霖挪盘一事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中航油巨亏之后，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显示：2005年，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利润比2004年增加了47亿日元，达到514亿日元（约5亿美元），同时能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呈现强劲增长。在此基础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2006年的利润又增加了91亿日元，达到605亿日元（约5.8亿美元）。
从来只有赢家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三井集团的喜悦如阵阵鞭炮响彻在我们的耳边。而陈久霖，除了故乡的枯草和寂寞吹过的冷风，没有人听得到他沉默的哭泣。那么，三井是怎么策划了这场中航油大败局的呢？看似整个策划复杂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但是用猪笼草来解释这个陷阱来由的话脉络就会十分清晰了。
猪笼草，是植物中的杀手，它总是在不动声色中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气息。一些不知情的小动物循着这蜜糖般的香气进入了它的“蜜罐”，可进去之后“蜜罐”的盖子就立即盖了起来。那些滑入猪笼草的小动物基本上无生还的可能，变成了猪笼草的丰盛的美餐，成了滋养猪笼草的丰美养料。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就会发现，陈久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新加坡市场监管和国内集团公司监控的空白点——场外交易的期权合约。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凭借信用，不占用自己，却可以获得大笔权利金收入。中航油2003年下半年开始涉足期权业务，2003年报赢利为5427万美元，业绩快速攀升很可能与期权权利金收入有关。至2003年年底，中航油卖出的“看涨期权”量为两百万桶。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招很危险的赌博。在这场赌博中，日本三井、与三井相互持股的美国高盛集团就像是暗中不动的猪笼草，先是给中航油诱人的“蜜糖”——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盘移位，对挪盘移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中航油在刚开始的时候尝到了甜头，钻进了猪笼草的“蜜罐”。就在这个时候，即油价冲到了历史最高点的时候，猪笼草突然关上了“盖子”——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2004年10月26日，三井开始逼仓，正式向中航油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被迫在美国得克萨斯轻油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亏损额为1.32亿美元。到了25日，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11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次日正式向市场公告了已亏损3.9亿、潜亏损1.6亿美元的消息，合计5.5亿美元。中航油全军覆没，而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在2004年获得了4.5亿美元的赢利。一方的死亡成了另一方的养料，这就是中航油陷入三井“猪笼草式”布局的整个过程。
中航油集团总公司事后调查认为，期权投机事件的整个交易，期权交易对手有违商业道德。第一家和新加坡公司进行期权交易的是高盛银行，它让陈久霖尝到了200万美元收入的甜头。其后的三次挪盘中，有两次是它出的主意。高盛银行明知新加坡公司的净资产为1.5亿美元，挪盘后的风险损失已远超过净资产，仍建议陈久霖挪盘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风险提示。
针对“中航油事件”，曾在三井物产做过资深期货交易员的庞涛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做期权没有靠赌挣大钱的，除非是贿赂、欺诈或者信息不对称。”当中国企业如同从桃花源里跑出来的孩子，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与三井这个老手之间绝对存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严重劣势。三井的情报工作效率相当之高，传递情报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其信息情报系统的规模与效率甚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三井这么一个庞大的财团体系，就犹如一个在天空中时刻用它尖锐眼眸俯瞰整个世界的秃鹰，像中航油这么一个离开妈妈单独跑出来、又没有任何庇护的单纯婴孩，又怎么可能是它的对手呢？
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一员，拥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权，是这场赌博的庄家（受益者）。在场赌局中，三井财团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成员，一个是日本三井住有银行，负责向懵懂的中航油放债；另外一个是参股三井住有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尔龙向已经落入圈套的中航油提供财务管理和期货交易咨询。很显然，在一个四人游戏的麻将桌前，三井占了三个位子，相互串通好了。然后把另外一个位子留给了中航油。由于三井集团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贸易和发达的情报网络，加之商船三井掌握着全球货运的订单情报，所以三井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石油价格会持续上涨，提前买下大量的订单。只要中航油不断地从三井住友银行借钱，按照高盛集团的“意见”投入赌局，三井的就有源源不断的大笔资金进账。等中航油输光了银子，他们就联合起来向中航油逼宫讨债，一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模样。
从三井的布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目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公司是势单力薄的小打小闹，最重要的就是战术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看不到更广的层面。只是在自己巴掌大的视野里做“近视”的、毫无“综合力”的事情。这是十分脆弱的，因为真正的避险工具并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你是否能洞察到企业生存的整个大生态，大环境里的每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才会经常出现像中航油这样因为“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日本的公司，特别是三井，它们更重视的是“大战略”的层面，以世界的眼光来布局整个企业的发展，用综合商社的贸易平台、情报网和专业团队来分析全球市场的动态。这就好比是两个棋手，一个是力战型的，只着眼于局部的拼杀和得失；一个是战略型的棋手，从大局着眼，出招基本上是招招必杀。谁胜谁负？从开局即可看出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