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王燕华和马长民的女儿出生。他们给女儿取名马晓华，正好是爸爸妈妈名字的组合。共和国成立后，马长民到天津人民银行工作，民园西里也陆续搬来新住户。王燕华去街道参加了半年的就业学习，之后被分到位于河东区的被服厂。她每天早上要从民园西里出发，步行到大光明桥乘摆渡船过海河，再坐四站公交车才能到单位。这样折腾了一年，王燕华跟组织提出申请想调动工作。组织上同意了，把她调到仁立毛纺厂托儿所，上下班的路程大大缩短，步行只要十分钟就能到单位。
从出生到现在，马晓华一直住在民园西里，结婚后，丈夫张国顺也跟着搬了进来。
马晓华可以随口说出五大道上几十年来的每一次小小的改变，那些记忆里的细枝末节，已经在她的脑海里生根。“外国人的房子都喜欢追求差异，黄、蓝、白、红，吗颜色的都有，造型也不一样。以前民园西里对面是座白楼，小花园里有凉亭，楼上的阳台正冲着花园，特别洋气。旁边有条胡同，我们都叫它‘外国人胡同’。现在对面的滚石俱乐部原来是公安礼堂，以前民园街每次开大会都去那儿。”
马晓华说，在民园西里住了大半辈子，她闭上眼会回忆起五大道上每一幢小洋楼当年的样子，睁开眼走在街上，那些洋楼和街道也并没有太多变化。
她家紧邻民园体育场，以前天津足球队在这里比赛，她坐在家里能清清楚楚地听见球迷的呐喊声。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任贤齐在民园体育场开演唱会，那个晚上，天津下了一场多少年都没下过的大暴雨，可苦了来听演唱会的人。现在民园体育场改造成了民园广场，看台改成了室内空间，塑胶跑道和草坪还在，体育场的影子一直也没有消失。
因为一直没换过房主，所以民园西里6号的房子内部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当年的细节。王燕华老人和女儿女婿分别住在二楼的两个大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有二十几平方米，木地板踩上去很舒服，也仍平整光滑，擦得一尘不染。南侧的墙上有通透的三组六扇窗户，窗扇从未更换过，厚重结实的铜把手磨得锃亮，转动自如。用了七八十年的老式铁床、方凳和20世纪80年代的大衣柜、酒柜摆放在一起，仿若在不同的时代之间穿越往来。紧里面的房间有一个小门通向卫生间，这个门已经封存不用，宽大的卫生间里仍放着老式的大浴缸，堆了一些杂物。楼道改成了小厨房。
发生在民园西里的若即若离的故事，构成了五大道的民间生活史。
徐悲鸿的侄女曾住在1号，徐悲鸿去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也常到这里来看侄女。住在7号的刘三爷的故事更多，他是京剧名票，家里兄弟几人都是闻名天津的琴师。住在2号的言穆名老人的母亲是梅兰芳的亲戚，梅先生到天津演出，常顺路来亲戚家串门。梅先生和其子梅葆玖都与刘三爷相识，也都登门拜访过他。梅先生的另一位女弟子，京剧旦角丁至云也常来民园西里请刘三爷给她拉京胡吊嗓儿。
腾迁的消息时不时通过各种途径传来，很有可能的是，这爿街区的私人家庭生活历史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城区的公共创意空间。
新的民园西里日渐成熟，历史、美学、文艺、老建筑在这个时代相遇，清水红砖、木制地板、老式门窗……这些旧时光的元素，像密码一样刻在此处碰撞、融合。那些文艺的咖啡馆、日料店和藏品丰厚的酒窖，像私家客厅一样敞开了大门，朴实、温暖，又不失岁月的深邃。
这是一种永恒的感觉。从老式公寓到创意街区，从昔日中产阶层生活到市井百态的趣味再到文艺腔的风花雪月，民园西里聚拢了古典、现代、多样、自由、柔软、物质、同质化的城市生态气息，这种气息来自城市的文脉，来自老房子里曾经发生过的生活故事。由民园西里开始，静态的五大道变成动态的、可参与的创意街区，成为年轻人同城活动的新据点。
民园大楼│公寓楼里的私家档案
◎记忆地标：民园大楼／民园体育场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建筑师洛里夫·盖苓在天津开设美术绘图建筑事务所，为五大道设计建造了上百幢楼房。其中的香港大楼、剑桥大楼、民园大楼等高档公寓楼，与周边大多数独栋小洋楼相比，显得别具一格。
民园大楼建成于1937年，原为三层，后增建至四层，由甲、乙、丙、丁四组独立而又紧凑的单元楼组成。大楼共有295个房间，内部装修考究，起居室和卧室都是硬木拼花地板，居室门上的磨花玻璃和铜把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很时尚。后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的民族实业家王光英曾在此居住。
香港大楼位于睦南道，同样也是建成于1937年，因当时睦南道叫作香港道而得名，香港道改成了睦南道，香港大楼这个名字却得以“幸存”。这幢大楼的建筑平面呈现L形，砖混结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有183个房间。每间居室20平方米，水磨石地面，客厅里装着壁炉，门窗均用上等木料制成。银行家资耀华及其后人——人文学者资中筠、舞蹈家资华筠，作家方纪、钢琴家刘诗昆等都曾在香港大楼居住过很长时间。
剑桥大楼1936年建成，位于重庆道24号，因重庆道原名剑桥道而得名。大楼共有17个单元，117个房间。楼下院落宽阔，有花坛绿地，也有观赏树木，景色别致。这是洛里夫·盖苓最喜欢的一幢大楼，建成后，他自己也索性住到了这里。
民园大楼甲、乙、丙、丁四幢灰白色的建筑中，临近马路的甲楼最显眼。“重点保护”的牌子就挂在甲楼门口，与甲楼相对的丁楼更像五大道上的独栋洋房，有着半圆形的外沿。
20世纪50年代初，王光英一家住进了民园大楼丙楼20号。那时候民园大楼建成不过十几年，还算是很新的房子。
或许王光英是中国第一个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人。1957年，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国家元首率代表团出访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欢迎晚宴开始，王光英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紧接着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流血革命，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这句话，他放下酒杯，用力拥抱王光英。
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1960年***来天津，还曾到大舅哥王光英家做客。若干年后，上级想给王光英分配新房子，但被他婉拒，因为他和家人都喜欢这幢大楼的氛围，住惯了，不想搬家。直到1982年调到北京工作，王光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民园大楼。
大楼里原汁原味的风貌，在今天又成了时尚的标志。苏炳章先生一家住在民园大楼乙楼的一套近200平方米的单元里。顺着圆形楼梯走上二楼，进了单元门便是一个很大的门厅，约有20平方米。右侧是一间更大的客厅，两扇厅门镶嵌着磨花玻璃，大厅里有一个壁炉，不过从几十年前就已被弃用。房间里光线通透，有门窗通向阳台。客厅里使用了几十年的菲律宾木地板依然光亮平整，颇有质感。
1961年，苏炳章一家搬到民园大楼，民园大楼当时是高档民宅，有暖气、有热水，每个楼栋的地下室有一个锅炉房。住在这儿的居民，很多都是前清遗老遗少、军阀买办和资本家的后代。“文革”开始后，“出身不好的人”都给赶出了大楼，房子空了两三年。70年代初，一批干部才陆续搬了进来。苏家刚搬来时，他家住的是伙单——几户人家合住一个单元。几年前，他把邻居家的房子买了过来，单元里只剩下他们一家人。
民园大楼的另一位老住户，自1951年出生后一直住在民园大楼丁楼。从未搬过家的任汝强先生是满族人，他的曾外祖父是清末大臣爱新觉罗·毓朗。毓朗是乾隆皇帝长子永璜的五世孙，曾任军机大臣、军谘府大臣等职，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警务总监。毓朗从家族辈分上来说，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
民园大楼这几十年的沧桑变化，全都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任汝强的记忆中。
他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民园大楼一进院儿，每个门栋里都挂着一个牌子，就跟现在的写字楼一样，上面写着“×宅×寓”，要找谁就看牌子，写得清清楚楚。
他记得早年间住在民园大楼里的邻居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见面能点个头儿就不错，谁都不知道别人是干什么的。后来各家保姆常常串门儿，必然要带着主人家的孩子，孩子们都认识了，在一起玩儿，才算互相有了了解。
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59年9月1日，街道居委会在民园大楼丁楼右侧的车库举行盛大的“民园大楼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向全楼居民提供免费午餐——打卤面，民园大楼群情沸腾，成了“欢乐的海洋”。
他记得那些年，对外人来讲民园大楼充满神秘感，甚至住在马路对面的孩子都不敢进来乱跑。“文革”时民园大楼的居民大多数都受了冲击，那时抄完家就插国旗，民园大楼成了国旗的海洋。现在的天隆里那块儿，那时候是劳动人民聚集地，住在那儿的孩子们都成群结队来大楼参观。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去大楼的地下室玩儿，还捡到过一个钢盔，家中长辈告诉他，天津解放那年，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民园大楼附近展开过遭遇战。他常爬到楼顶上，在房檐上从这头儿走到那头儿。有一次，有个楼里的小孩儿爬到楼顶上放风筝，一脚踩空，顺着天井掉下去了。小伙伴们赶紧蹬三轮车拉着他去医院，结果那孩子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
20世纪80年代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天津球市火爆，买不到票的球迷就爬到民园大楼的楼顶上，能把整个民园体育场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年天津队和辽宁队比赛，派出所怕出乱子，派人用大钉子把通往楼顶的门钉上了。结果球迷一下子就撞开了门，那场比赛整个楼顶都站满了人。
现在民园大楼的地下室都被占用了，楼顶上也没什么意思了。民园大楼大不如前，盖苓肯定想不到。任汝强说：“民园大楼就像巴顿将军的故乡，完蛋了！”
但是记忆还在。20世纪50年代曾在民园大楼度过童年的一群小伙伴们，在网上开通了“民园大楼”的博客。他们用口述记忆的方式，还原了当年大楼里的生活趣事，由此生成了一幢大楼的私家档案。
滨江道│繁华的另一面是传奇
◎记忆地标：基泰大楼／中国旅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租界石教士路（今黑龙江路）与葛公使路（今滨江道北段）交口附近建起了一座“津法界中国旅馆”。这是响当当的品牌，档次不低、价格不贵，鲁迅、齐白石等很多名人来天津，都曾在此下榻。1926年鲁迅离京去厦门大学执教，和许广平一起于8月26日下午7时半抵津，便在中国旅馆住了一夜，翌日下午1时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当时的中国旅馆还是一幢刚刚建成的洋楼，房间内陈设精良，床幛被褥也特别洁净。中国旅馆的房间标准分为六等，最贵的房间四元五角，最便宜的一元钱。而鲁迅当时住在哪个房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前些年，在那一带大范围的拆迁中，这家旅馆也未能幸免。走进中国旅馆的大门，由于年久失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儿。迎面是方方正正的大厅，二层是三面环绕的回廊。那时，旅馆内部仍基本保持着最初的格局，只是斑驳的墙壁、污迹斑斑的地板、残损的吊灯，无不流露出末世的萎靡。它的关键词是潮湿、逼仄和暗淡，相对于这个过于现代化的时代，这里呈现的，是上一个世纪的倒影。
从租界时代至今，滨江道一直是天津最繁华的商业街。
最初的一段滨江道建于1886年，在张自忠路到大沽路之间，当时是法租界4号路，又叫葛公使路。到1900年，法租界扩充面积，这条路延伸到现在的南京路，成为法租界26号路，又叫福煦将军路。一百多年后，今天的滨江道仍旧北起津湾广场与解放北路交口，西南至南京路，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肌理。作为商业街的滨江道逐步升级，而它的另一半，却在几度拆迁改造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是另一条“看不见的滨江道”。
杨福荫路是滨江道与兴安路交口附近的一条很短的路。路宽只有五六米，两侧是三层楼房，路两端都建有过街房屋，所以整体看上去不像一条路，倒像是一座城。街道两侧的住宅小楼仍住着很多居民，路口也有水果摊儿、书摊儿、报摊儿，充满生活气息。
1918年，在天津经营福荫公司的广东商人杨仲绰在这里建了一片楼房，杨福荫路的路名，就是由他和他的公司的名字组合而成。房子盖好后，杨仲绰把临街的房屋租给了钱庄和银号。在1937年的天津法租界电话簿上可以看到：杨福荫路7号是德华昌银号，21号是聚元银号，23号是广瑞银号，24号是春和银号，29号是利和银号，32号是广业银号。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老住户还都习惯把这里叫作“钱庄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