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道109号到123号是一幢临街的老式大楼。正门外的回旋形楼梯直通二楼，进到里面，楼道昏暗破败。不过，还是能从宽敞的构造、结实的水泥地面和楼梯栏杆的花纹等细节，看出这幢大楼当年的气派。楼外迎面“滨江旅馆”四个大字，隐藏了这幢大楼的真实身份。实际上，它曾经叫作基泰大楼，建于1928年，是基泰工程司的办公楼。大楼的主设计师杨廷宝在建筑史上堪与梁思成齐名，曾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北京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的设计，1957年至1965年连续两届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从1927年至1937年，杨廷宝在天津居住了十年，其中许多年他一直住在基泰大楼里。
基泰大楼中部五层，两端四层。当年这里一层是商业店铺，二到三层是出租的办公用房，四层是基泰工程司总部。公司的几位设计师都有单独的办公室，据说在五层有一间大画图室，可以容纳二十张画图桌。
大沽路与滨江道交口早已变成了极宽阔的马路，只剩路口的老式二层小楼仍保留着原貌。这片小楼叫福厚里，建于1927年，是临记洋行买办李解光的房产。最早福厚里的主巷全长三百多米，20世纪30年代天津“三大戏院”之一的春和大戏院就位于此处。春和大戏院开业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比如取消扔手巾板儿，实施对号入座，预售门票，还安装了对外播放演出实况的音响设备，因此大受欢迎。1935年，春和大戏院因上演西洋舞而被查封停业，随后改成“国泰电影院”。1949年之后，这里改名为“劳动剧场”，又改成“工人剧场”。当年春和大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玉华台饭馆，专营淮扬菜，生意十分兴旺，这家饭馆就是后来的玉华台大酒楼。
在黑龙江路与滨江道交口往西不远的隆泰里，是两排普通的二层老楼，天津的新地标——津门津塔近在咫尺。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隆泰里办公，所以这里也是中共北方局旧址纪念馆。1936年，***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租了隆泰里19号惠兴德成衣铺二层楼的一个房间。二层临街有三个窗户，左边第一个窗户的房间就是***居住的地方。如今，这个房间里复原了当时的样子，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个小方桌、两把藤椅、四把木椅和一个煤球炉。***在这间小屋里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也写出了许多指导党的工作和白区斗争的文章。
解放北路│
那年，黄金和白银可以
铺满整条街
◎记忆地标：解放北路
天津第一家银号是咸丰三年（1853年）开业的义恒银号。这家银号开展存放款和兑换业务，一般金额在五千元至十万元之间，这是天津金融行业的开始。1881年，也就在天津开埠二十一年之后，英商汇丰银行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南段）开设分行，开启了这条“中国北方金融街”的序幕。
汇丰银行同时在香港和上海设立总行和分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银行。天津分行设立后，因其特殊地位，香港总行特别向天津派驻代表负责具体业务。这家银行掌管着天津的国际汇兑业务，天津每天的外汇牌价都以汇丰银行挂牌为准。每天上午10点前，以汇丰银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指定的外汇经纪人，开始向各银行兜揽外汇买卖。根据供求情况，参照当日上海汇丰银行牌价，来决定天津当日挂牌的市价。天津租界里的寓公们，为了财产安全起见，宁可不要利息、支付保险费，也要把巨额财富存入汇丰银行。从开业至北洋政府垮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46年里，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共向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提供了78笔借款，累计33848万两。
19世纪的最后五年，天津又出现了四家外商银行，分别是英商麦加利银行、俄华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到1934年，在天津的外国银行共有17家，资本总额达到4.3亿元。中资银行中享誉全国，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除大陆银行外，其余三家的总行都迁到天津，中资银行在天津的资本总额也达到了3.43亿元。
从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到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两条道路首尾相连，沿路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密，两旁一幢幢规模宏大的建筑物造型雄奇，哥特式、罗马式、日耳曼式、俄罗斯古典式等中古时期的西洋建筑依次排列，让整条街都充满了异国都市的情调。若以体量计算，这条街的资金流量在当时仅次于闻名于世的上海外滩金融中心，被称为天津华尔街。有人这样形容：“从这里流向国外的黄金和白银可以铺满整条街。”
1949年以后，这条金融街更名为解放北路。上海和其他经济中心城市纷纷取缔证券市场，唯有天津建立了新的证券交易所，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发展探索路径。那个时代的天津证券交易所由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接管，受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直接领导，批准进场交易的经纪公司有39家。它的主要职能是流通证券、繁荣市场，增强私人投资的兴趣和信心；便于私营厂商融通资金，促进生产建设；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生产。
随着全国统一财经政策、稳定金融物价工作的展开，通过证券交易所吸引和疏导游资的意义已不存在，政府关闭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虽然只存在了三年零一个月，但作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永远载入了史册。
那时候，在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的同时，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联合组建了易货交易所，实行“先进后出”的易货办法，来应对美国对中国外汇资金的冻结，保证外汇安全。到1954年，由于战后第二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求售心切，封锁放松，易货交易所也随之撤销。
解放北路金融街两侧耸立的那些银行建筑，比如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今解放北路84号）、麦加利银行（今解放北路153号），1926年建成的横滨正金银行（今解放路80号）、中法工商银行（今解放北路76号）等等，都从内到外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也仍在作为金融机构继续使用。
位于解放北路29号的建筑，原本是1932年建成的法国俱乐部，后来的天津青年宫，如今已改造成为中国金融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金融博物馆收藏了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等实物，在百年时空隧道般的布景中，讲述了一部浓缩的金融发展史。走出博物馆，街道两旁那些由粗粝的石材建造的色泽灰暗的古老建筑，真实地承载了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沧桑变迁。
中山路│中西兼容的河北新区
◎记忆地标：劝业会场／造币总厂／天津新站（北站）
从地图上看中山路，它与周边道路组成了棋盘般工整的网状结构。在城市街区的设计营造中，中山路堪称典范；对于天津这座街道沿海河而就的城市来说，这种整齐的规划更为难得。
开辟中山路是袁世凯的决策。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当时直隶总督衙门分设在保定和天津，总督两地办公。
袁总督第一次从保定回天津，乘火车到老龙头火车站下车，按惯例要鸣礼炮开路。
礼炮刚响，就让俄国大兵拦住了，俄国翻译过来交涉：“不许放炮！你们一放炮，我们都以为又开战了，这还得了？”
俄国人刚刚占领火车站不久，袁世凯虽贵为清廷重臣，又手握兵权，但面对洋人还是有点儿心虚，只能是表面接受，心里憋气。
不能放炮事小，但如果每次到火车站总要这样灰溜溜地出来，确实让人心里不爽。袁世凯思来想去，不如干脆建一座新火车站，惹不起躲得起，不从俄租界走了！
最终，新火车站选址在老龙头火车站以北四公里处，1903年建成，命名为“天津新站”。紧接着，从新车站修通了一条直达海河北岸总督衙门的大路，这条路叫大经路，也就是后来的中山路。
大经路是重要的交通命脉，是老城厢东马路、北马路两条繁华街道的延伸，沟通了海河南北两岸，更是往北通往京师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说，一条通衢大道建成后，路两边会自然形成居民住宅、底商店铺。此时，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已开始按照西方城市的建设方式，先规划，后卖地建房，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大为改善，高楼大厦和各种俱乐部相继落成，地价也在大幅度上升。而老城厢是不变的窄巷、小店、饭馆和茶馆，新旧城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袁世凯看在眼中，暗下决定：不如干脆融合租界地和中国传统古城的布局方式，以大经路为轴心，规划一座新城，让洋人也看看中国人的能力。
河北新区的规划建设有条不紊，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人最早不借助洋人、独立运用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开辟建设的新城区。新区的东南端挨着意租界、奥租界、俄租界；正南端是英租界、法租界；西南端是日租界和天津老城厢。虽是华界，却与老城厢迥然不同；虽是新区，与租界地也不太一样，至少，中国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往来。
在河北新区，几十条道路组成了泾渭分明、整齐划一的密网。大经路周围的道路命名，是天津第一次统一规范命名城市街道：南北向辟有与大经路平行的二经路、三经路、四经路、五经路、六经路，东西向则取《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律吕调阳……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鳞潜羽翔”等几句，分别命名了天纬路、地纬路、宇纬路、宙纬路、日纬路、月纬路、辰纬路、宿纬路、律纬路、吕纬路、调纬路、金纬路、昆纬路、冈纬路、翔纬路等路名，大经路两侧规划了很多小尺度街坊，里巷的命名，如颐寿里、择仁里、东兴里、元福里、元善里、敏智巷，也多出自《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河北新区将建成天津乃至直隶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袁世凯后来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以他的韬略来规划一个小小的河北新区，格局和气魄自然丝毫不会亚于洋人的租界。
第一个选址在河北新区的重要机构是北洋银圆局。1902年，袁世凯面对“私钱遍布，物价沸腾，民生凋困”的局面，命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圆局，借用距总督衙门数百米之遥的一处刘姓宅院，挂出“北洋银圆局总部”牌匾。当年8月选址，三个月后，房屋机器全部到位，11月开铸，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翌年，北洋银圆局进口全套美国铸币机器，建起了全国一流的“户部银钱总厂”。到1914年，政府改组全国银圆局，铸币权归中央，成立天津造币总厂，管辖全国各造币厂。当年2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袁世凯头像的银币为国币。1914年至1917年，天津造币总厂共铸“袁大头”1.8亿元，此后才在杭州、南京及武昌各分厂开铸。
袁世凯是河南人，他倡导设立的中州会馆也位于河北新区，紧邻北洋银圆局。这座会馆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建筑，门墙犹如城堡，馆内有大戏楼一座。1906年，袁世凯在中州会馆内设中州学堂，招收河南籍子弟入学。
大经路中段东侧原来有一座“问津园”，直隶工艺总局在问津园的旧址上扩建了一座全新的公园——劝业会场（今中山公园）。这座公园和建于1928年的法租界劝业场并无关联。“劝业”这两个字，“劝”是“勉励”，“业”是“实业”，就是希望大清子民能学习西洋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沿袭洋务运动，促进实业发展，提倡国货，振兴中国。
直隶工艺总局下设劝业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劝业陈列所原本在老城厢，以“考察本国、外国产品，激发工业家之观感”为主旨，类似于今日的工业展览馆，展览并销售的商品包括：人力机器、消防水龙、提花绸缎、木器、皮件、军装，启新洋灰厂生产的花砖、文坊斋自制座挂钟，以及北京景泰蓝、漆器，天津“泥人张”泥人、油画、动物标本等。
随着直隶省出产的工业产品逐渐丰富，劝业陈列所也搬到了大经路上的劝业会场。1905年，这里举办了首届劝业展览会，展出人力机器、提花绸布、改良粮油食品，有十五万人参观了展览会。
中华民国成立后，劝业会场改名为天津公园。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到天津公园向天津市民发表演讲，阐述他的救国纲领。随后又赶到广东会馆，鼓舞广东同乡的爱国斗志。
河北新区还是中国近代武林圣地。身怀绝技的武术家韩慕侠1912年在天津创建中华武士会，会址就在劝业会场南侧一座四合院内。中华武士会成立后，在劝业会场召开了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天下英雄会。自英雄会之后，到中华武士会以武会友的人络绎不绝，也常有军人排着队前来学武练功。“七七事变”前夕，韩慕侠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训练大刀队，训练场也设在劝业会场。
数年后，几幢大型建筑相继在天津公园附近落成——绿树掩映下的直隶图书馆，这是清末民初天津唯一的公家图书馆；顺直咨议局是直隶省的省议会大楼，1928年成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再有就是天津美术馆和市立师范附属小学，都兴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