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视角
这是一组特别宽泛和异质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题目之下包括了具有明显不同政治倾向的方法，其中有广告商的理论知识、为大规模组织而参与公共关系的人、许多从事公共交际的自由-多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评传统内部的绝大部分论文化的著述。至于学科之间，最常采纳这种观点的人有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关注文化的政治组织者。
探讨文化生产的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是相对新近出现的对文学、艺术或通俗文化形式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与关于大众传媒的争论齐头并进的，而且最初曾深受早期现代传媒条件下的国家宣传的影响，尤其是在纳粹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大众文化商品市场对文化包括通俗艺术的“原真性”的影响，成了超越较具美学和政治意味争论的普遍关注的目标。这些传统内的生产研究也同样多种多样：从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如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对新闻或特殊系列纪录片或电视肥皂剧制作的细致的经验性审视。更加现代的社会历史研究以迥异的方法关注“文化生产”，尽管这里指的是社会运动甚或整个社会阶级的文化生产。重要的是接受E.P.汤普森从文化的角度阅读《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邀请；保罗·威利斯的著作，尤其是《学习劳动》，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与这种历史编纂传统相同的社会学传统。
然而，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联结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纳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观点。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断言要优先考虑生产条件，并往往把这些范式归结为思路狭窄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甚至这种还原分析也具有某种价值：文化被理解成一种社会产品，而不仅仅是个人创造活动的问题。因此，文化服从于政治组织，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对立党派的组织。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化生产和组织的历史形式——“上层建筑”——开始得到详细阐述。
在葛兰西的著述中，从生产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成为整个文化斗争和策略维度的一般关注点。葛兰西也许是把大众阶级文化作为严肃的研究和政治实践客体的第一个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共产党领导人。文化组织的所有现代特征也开始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他认为文化组织者和生产者不是以旧的革命或布尔什维克为模式的“知识分子”团体，而是围绕特定机构——学校、大学、法律、新闻、国家官僚和政党——聚集起来的整个社会阶层。葛兰西的著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研究的最复杂最丰富的发展。然而，我认为葛兰西仍然是一位完全的“列宁主义者”，这是英国新左派或学术争论中有时未能充分认识到的。就已有的英语资料来看，我认为他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文化形式如何主观地运作，毋宁说如何在外部“组织”它们。
生产视点的限制
我发现由此视点观照文化有两个反复出现的限制。第一个难点是人皆熟悉的“经济主义”，尽管有用，我还是想从不同角度重申这个问题。这种模式有一种忽视文化生产特点的倾向。文化生产被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同化，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商品线路的双重性质。生产状况不仅包括生产的物质手段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而且包括从过去的文化储存或从已经公共的话语领域吸取的众多既存的文化因素。构建(即使之商品化)这种原材料的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关系对现存的语言和话语规则，尤其是阶级和以性别为基础的斗争对不同社会象征和符号影响的间接结果。符号学要提供另一种唯物主义分析的主张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其原因就在于此。换言之，研究生产的许多方法都可能从其所选理由上找到错误：作为文化生产和主体形式生产的叙述，它们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某些客观条件和某些社会工作场所——典型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的意识形态工作(如广告、商业媒体等)，而不是政党、学校或各种“高雅文化”机制的工作。
第二个难点不是经济主义，而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的“唯生产论”。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比如，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经济主义的，但却可以说是唯生产论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从生产条件推断文化产品及其社会应用的性质，就仿佛在文化事宜上生产决定一切一样。这种推断的普通形式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只需追溯一个观点的源头，就可宣布它是“资产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小说”、“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还有完全与其相对应的“无产阶级的”一套。抨击这种还原做法的大多数批评家都认为它忽视了产生条件与政治倾向之间的联系。我本人就不想否认产生条件(包括生产者的阶级或性别立场)对产品性质发生的深刻影响。我发现比较实用的做法是不要把这种认同看作是“错误的”，而应视其为早熟的。也许根据当时的逻辑这些认同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文化形式的全部可能性，尤其是这些以消费或“读者”实现的文化形式。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在我们不仅检验了它在基本生产过程中的根源，而且还仔细分析了它的文本形式和接受方式之前，我认为是不可能给它贴上(普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标签的。除非作为中性术语，否则在这种分析中“意识形态”就是最后才能用的术语，当然不是首当其冲的。
我仍然感到瓦尔特·本雅明与西奥多·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倾向的争论发人深省。阿多诺在庄严的论战中以风吹落叶之势分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追溯了以“拜物化”形式出现的文化商品的影响，并在通俗音乐迷的“倒退倾听”中看到了绝妙的赞美。他的推理中含有高度的归纳或推导因素，往往依赖首先由卢卡契构想的巨大理论跨越。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这种合并和还原在他(少有)的几个例子中可见一斑：即他对英国酿造标语——“我们所需要的是瓦特尼”的分析：
这种啤酒商标就像一句政治标语而被贴了出来。不仅这块广告板深刻认识到了这种先进宣传的性质，这种宣传既出售标语又出售物品……大众根据这块广告板把推荐给他们的商品作为他们自身行动的目标，而广告板所暗示的那种关系事实上在听众接受轻音乐的结构中再度清晰可见。他们需要并要求用骗术推销给他们的东西。
这段话的前两行无可挑剔。我喜欢把政治宣传与商品广告相并置所体现出来的洞见，就仿佛是受德国时局所迫一样。这句标语也读来有趣，表明广告何以促进了一种积极的认同。但是，在我们一接触到“大众”时这个分析便偏离了轨道。实际被区别开来的瓦特尼酒消费者和这条标语的读者也被当作了酿造者讲腹语的傀儡，而没有介入任何其他决定因素。阅读标语和饮酒的特殊快感都被抽取出去了。比如，阿多诺对瓦特尼(或任何其他酒)在酒吧社交(被标识为“我们”)语境中的意义不感兴趣。饮者可能由于自身的理由而消费特定产品以及饮酒具有社交意义等可能性都被忽视了。
这是唯生产论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从对生产分析中推断效果或阅读的压力却是一个常项。比如，这是文化研究中主要分析公共话语的某些特殊领域的建树颇丰的一脉的特征。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出版物中，《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和《非大众教育》(Unpopular Education )都是对我们所论的前两个时刻的分析——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是关于法律和秩序与公共教育等话语领域——以及关于其生产条件和历史——法律和秩序运动、媒体的庆祝动机、诸如法官和警察等“基本定义者”的工作、新的政治倾向的作用、“撒切尔主义”，等等。这两种研究都证明具有相当的预见价值，就《监控危机》来看，表明了在撒切尔夫人1979年第一次大选成功之前新右翼政治的优点和深得民心。同样，我认为《非大众教育》也包含着对英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是对工党的某些痛苦经历的敏锐分析。然而，作为政治纲领，这两种研究都不是完整的：它们都没有论及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团体的文化生活中“1945年主义”的危机，也没有真正具体地说明新的右翼意识形态何以被大众接受。换言之，这两项研究大部分都依赖于对媒体和形式政治的“公共”认识，因而受到局限。所需要的远远超过了这些，特别是如果我们要超越批判而帮助促成新的政治项目和运动的话。
如果转向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这番讨论便可以圆满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形式的潜力当然采取了比阿多诺更加开放的视野。我们敦促文化生产者不仅要改善他们的作品，而且要改变工作方式。他描述了新型文化生产的技术：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然而，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洞见基本上都是一位批评家就生产者理论或从生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论。而正是在这里，创造者才真正应该采取革命的措施。的确，关于现代形式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生产新的比较超然的关系的潜力，本雅明也提出一些有趣的想法，但这些洞见依然是抽象的，恰如阿多诺先验地采取悲观主义态度一样，本雅明则先验地采取了乐观主义的态度，因此没有植根于对特殊读者群的更广泛经验的分析之中。
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生产)证明是一个有趣的论证，它将产生论证的一般形式。当然，我们必须从生产视点看待文化形式。这必须包括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尤其是在文化和主体方面。在我看来，这还必须包括对实际生产时刻的叙述和理解——即主体和客体方面的劳动。我们不能喋喋不休地讨论“条件”，而不论及行动！这暗示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的两个阶段。首先是承认特定生产时刻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对其他时刻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是反对形形色色的还原主义所要采取的必要的否定路线。但是，我们在分析中一旦采取这条路线，另一个阶段便显而易见了。不同时刻或方面实际上并非是不同的。比如，我们感到可以(相当谨慎地)说文本是“有生产力的”，也有明显的例子说明可以把阅读或文化消费视作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件产品成了新的劳动的原材料。生产的文本是不同于阅读的文本的客体。阿多诺分析，或许还有一般的唯生产论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从生产的文本推断出阅读的文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忽视了其他时刻的生产因素，而聚焦于生产者或批评家的“创造力”。也许这是知识劳动分工内部的作家、艺术家、教师、教育家、评论家和鼓动家中所有偏见中最深的偏见！
基于文本的研究
整个第二组方法基本上研究文化产品。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产品被视作“文本”；主旨是要提供关于这些文本的多多少少明确的“解读”。有两种发展似乎尤其重要：专业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分离，以及文化实践者与基本上靠评论他人著作为业的人的分离。这两种发展都与教育、尤其是与学术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但是，有趣的是，对文化研究影响至深的种种“现代主义”都是作为生产者的理论而缘起的，现在则在学术和教育语境中得到最细密的讨论。我现在尤其想到的是与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电影制作、当然还有布莱希特的戏剧论相关的理论。
已知文化形式的文本组织大部分现在都设在传统上称作人文或艺术科学的学科之内。主要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比如，我现在所想到的有对叙事形式的文学分析，对不同文类的辨识，还有整个不同的文类范畴，句法形式分析，语言学研究的各种可能性和变化，对言语行为和交流形式的分析，哲学家们对文化理论的基本形式的分析，以及批评与文化研究从符号学和其他结构主义方法的借鉴。
从外部来看，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境遇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是分析和描写工具的强有力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分析工具和客体的应用上缺少雄心大志。这些工具仍然存有固守技术和形式的倾向。目前给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语言学，对文化分析来说，语言学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一个百宝箱，但却被埋藏在高度技术化的神话和学术专业之中，幸运的是，它现已开始走出技术和学术的樊笼。其他可能性似乎永远受到求新“需要”的禁锢，即关于有口皆碑的文本或颇有争议的作者的出新见解。还有时包括无拘无束的业余爱好者，他们一般的文化水平显然只能对几乎一切事物加以相当普通的自由判断。然而，其悖论在于，以辨别生活的主体形式为主要关注的人文科学已经孕育了文化研究的胚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