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里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别，但还是可以勾勒出文化研究中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轮廓，有人称之为主导(dominatant)范式……它以不同方式论证文化与所有社会实践相交织；而那些社会实践，反过来又被认为是人类感性实践活动的共通方式，男人们和女人们通过这些活动创造历史。这与将理念和物质力量之间的关系公式化为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方式，特别是将“基础”极为简单地看成受“经济”决定的观点正好相反。这种观点倾向于更为宽泛的公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文化被定义为两方面：既是产生于各种独特社会群体和阶级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既定的历史条件或历史关系基础上，各群体和阶级通过它们“把握”和应对各种生存条件；又是活生生的传统和实践，通过它们，那些(对生存的)“理解”被表现和显现出来。威廉斯围绕“文化”概念，将定义和生活方式这两方面融合在一起。汤普森围绕“经验”概念，将意识和条件这两种因素融合在一起。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这些关键术语上都存在着相当艰难的摇摆不定(fluctuations)。威廉斯将“经验的定义”完全吸收进“生活方式”当中，并将二者都放进持久的、真实的一般物质实践当中进行思考，以便消除“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差别。汤普森有时在较为普通的意识意义上使用“经验”概念，将它当作人们“把握”、传达或歪曲既定生存条件和原生态物质生活的集体方式；有时又将这一概念用作“生活过的”范围，相当于“条件”和“文化”之间的过渡领域；有时又用作客观条件自身，以便对照那些特殊的意识模式。但是，无论用哪一个术语，两人的观点均倾向于将关系结构看作与“生活”和“经验”方式相关的东西……这是在此分析中赋予文化——意识和经验以核心地位的必然结果。对这一范式中经验的拈出，对创造力和历史主体的重视，构成了上述人道主义立场的两种关键要素。因而，在任何文化分析中，双方都给“经验”安排了被证明是可信的位置。［……］所有不同实践在“经验”中相互交叉；不同实践在“文化”之内相互作用——即使建立在一种不均衡的相互决定基础之上。文化总体性的意义——作为整体历史过程的意义——取消了任何要保持事例和因素独特性的努力。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分析中，它们之间真实的相互联系必须有“思想上”的总体化运动与之相配。
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这使它们在单一标题下的表述不至于令人完全迷惑。很明显，由于“文化主义”范式的界定可以无需参考“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框架(当然这一词语出现过，但并不是作为关键概念)，所以“结构主义”介入时大量围绕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上：而由于坚持了自己更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文化”的概念并不那么突出。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情形大抵如此，但对于一般的结构主义来说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一半的正确性。然而，目前人们所犯的普遍性错误是，把一般的结构主义完全归于阿尔都塞及其介入之后的影响，把“意识形态”的作用看作根源性的、而不是调节性的，并忽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重要性。然而，从严格的历史意义上来说，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和早期的符号学，取得了最初的突破。尽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替代了符号学，但是它们继承并将继续继承列维-斯特劳斯丰厚的理论遗产。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挪用了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范式，为“人文文化(科)学”(human sciences of culture)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富有活力的全新前景。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题被复活，马克思被以语言学范式去“阅读”和重构。比如在《阅读〈资本论〉》中，对不变的成分进行选择性组合，可以将生产方式——姑且造一短语——理解为一种类似的“语言结构”。对非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强调，与“文化主义”对历史性的强调相反，都有着一个类似的根源。带有独特的“社会的”先见也是如此，不是被用作形容词，而是被用作实体名词：这一用法是列维-斯特劳斯从杜克海默而不是从马克思那儿学得的……
这种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一样，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隐喻术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尽管“对于上层建筑理论马克思几乎没有涉及”，而列维-斯特劳斯渴望有所贡献，但他的贡献与其整套指涉术语发生了根本的断裂，正如“文化主义”最终无法阻止他所做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必须将阿尔都塞包括进这种特别的论述中——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都把侧重点置于“上层建筑”的具体性和效果、构成前提的相近领域，使它们超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指涉术语。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在他们独特的思路中都是反还原主义者、反经济主义者，他们激烈抨击那些长期以来冒充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转化的因果论。
列维-斯特劳斯对“文化”这一术语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首先，他将“文化”概括为思想范畴、框架和语言，通过它们划分出不同社会的生存条件——首先(由于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划分出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其次，他认为行为方式和实践——思想范畴和精神框架通过它们产生并转化——大都与处于其中并在其中运作的语言本身的方式相类似——语言则是“文化”至关重要的媒介。他将其中独特的方式和运作看成“意义的生产”：它们首先是指意性的实践。再次，……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指意和非指意之间的关系——用别的术语，即“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目的是为了集中研究指意性实践内部制造意义的范畴方式的内在关系。这样就把决定论和总体性问题大体上搁置了。决定论的因果论被抛弃，以利于结构主义的因果论——组织的逻辑，内部关系的逻辑，在结构之内阐释部分的逻辑。所有这些方面在阿尔都塞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都确实出现过，甚至有时这些参照的术语被重新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理论革命”中。我们可以在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原创性阐述中看到这一点，他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组主题、概念和显现，男男女女在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中“生活”，想象出与自己真实生存条件的关系(阿尔都塞，1971)……“意识形态”不是被概括为思想的内容和表面形式，而是概括为呈现生活条件的无意识范畴。我们已经评述了阿尔都塞的语言学范式思想的积极呈现——以上确认的第二种要素。而且，尽管“多元决定论”这一概念是阿尔都塞最富原创性和成果的贡献，但他还是回到了实践和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倾向于强调不同实践的“相对自主性”、内在独特性、条件和效果，抛弃了带有典型同源性和对应性的总体性“表现”概念。
这些相互替代的范式除了在完全明显的知识和概念领域之内发展外，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重叠，但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恰恰可以在围绕“经验”概念的最鲜明的一点上确认这种对立地位，及其在各自的观点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化主义”中，经验——“活生生”的领域——是基础，意识和条件在其中相互交叉；而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然而，这些范畴并不源自或存在于经验之中，而经验倒是它们的“结果”。文化主义者将意识形式和文化定义为集体性的。但是，他们到此止步不前，在文化和语言方面远没有提出根本性的观点。主体被他／她在其中思考的文化范畴所“言说”，而不是“言说它们(范畴)”。然而，这些范畴不仅仅是集体性的，而且是个体创造的，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它们是无意识的结构。这就是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只讨论了“文化”概念，而他的“文化”概念可以提供容易转化的理论基础的原因，阿尔都塞将这一概念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框架：“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套‘再现’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意识’毫无关系：……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不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中人们成功地改变着人们之间和人们与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寻求着被称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具体的无意识形式”(阿尔都塞，1969，第233页)。在这种意义上，“经验”被构造出来，不是作为本真的根源而是作为一种结果，不是作为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作为“想象性的关系”。这距离阐释“想象性关系”的运作方式只有一步之遥，即“想象性关系”不单单服务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而且(通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劳动力适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构成)服务于生产方式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两种范式之间分歧的其他许多向度都源于这一点：“人”是言说和安置他们的结构的承受者，而不是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主动者的概念：对结构“逻辑”而不是历史“逻辑”的强调；……作为结构进程的历史重铸：……结构主义“机器”……
假如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不能有任何容易的综合，就可以说，在目前所显示的情况中，无论“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但是，在对它们各自的活力和局限的粗略比较当中，可以显现出文化研究的一些根本原则。
结构主义的巨大活力在于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这提醒我们，在任何特例分析中，如果不真正坚持命题双方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即“人们……在不是由他们创造的条件基础上创造历史”——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天真的人道主义，随之带来必然的后果：庸俗和大众的政治实践。事实上，“人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能组织起来去与之斗争并改变它们——没有这一点甚至连任何积极的政治都不可想象，更不要说去进行政治实践了；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对另一事实的认识，即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安置为中介的代理人。“知识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与简单地肯定英雄主义相比，是一个更稳妥的理论起点。结构主义能使我们开始思考——像马克思坚信的那样——那种不只建基于还原的“人们”之间关系的结构关系。正是马克思卓越的抽象能力，使他与明显带有错误的只从个别性入手的“政治经济学”起点发生了决裂。
但是这一点与第二种活力相关：结构主义不仅承认抽象的必要性，将它看作移用“真实关系”的思想工具，而且承认呈现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一种产生于不同层面的抽象之间的连续而复杂的运动。因此，如“文化主义”主张的那样，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实践并不能完全清晰地呈现为各个个别的领域。然而，要想讨论或分析现实的复杂性，就需要思考的实践行动；这些又使抽象力和分析力的作用变得更加紧要，必须形成概念以分割现实的复杂性，以便更精确地揭示和照亮那些不能被肉眼所见、不能呈现也不能证实自身的关系和结构……因此，结构主义常常采取极端化的观点。因为没有“抽象力”，思想不可能进行，所以常有人将它与对概念形式层面提供绝对的前提相混淆——实际上只有在最高级、最概括的抽象层次上，大写的理论才可以变成法官和陪审员。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方法恰好丧失了刚刚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中获得的洞见。因为在《资本论》中，很明显，方法——当然出现在“思想”中(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诘问，除了在思想中，还会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以简单的抽象为基础而是立足于运动和关系，即不同层次的抽象之间不断地建立起观点：为了讨论，每一层次使用的前提都必须有别于那些必须保持一致的层次……马克思的这一方法既没有在结构主义的“理论实践”绝对主义中，也没有在(汤普森的)反抽象的《理论的贫困》立场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后者正是文化主义似乎被迫要采取的相反立场。然而它确实是、也必须是真正理论的。在此，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思想并不反映现实，却阐释和移用现实，是一个很必要的理论起点。通过对这一论断的充分分析，可以产生出一种方法，使我们摆脱在抽象／反抽象与理论主义／经验主义虚假二分之间的摇摆不定，这些虚伪的二分既标明也歪曲了目前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