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白发相亲”现象已有多年历史，少数学者探讨过电视征婚这种择偶方式，[1]但对于“白发相亲”这种独特的择偶模式及相亲角，国内外学界尚无相关研究。在本书的文献回顾章节，我们将主要探讨有关择偶标准的理论，有关择偶过程的理论，有关择偶的实证研究和有关“白发相亲”现象的研究。
一有关择偶标准的理论
（一）社会学理论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择偶行为，大体上包括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把择偶行为看做是个体之间通过资源交换实现互惠的过程，“资源交换论”是这种视角的代表；二是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切入，探究双方地位组合表现出来的模式，这主要包括相似相容的“同类匹配论”和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论。”
1.资源交换论
从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看，择偶也是一种理性的交换行为，在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通过有形无形资源的交换，以期获得最大的回报。[2]但是，不同的学者强调不同类型的资源交换：有学者认为在婚姻关系中，男方是用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源来交换女方的性和家务服务[3]；也有学者强调男方用社会经济资源交换女方的种族地位[4]和文化资本[5]。
从现有的研究看，在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的资源交换有以下几种类型：[6]
一是男性用社会经济资源与女性的外表吸引力相交换。[7]这些学者强调，在交换过程中，女方看重的是男方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男方则关注女方的容貌，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把论文题目叫做《作为成功象征的男性和作为性对象的女性》[8]。这种标准与中国存在的“郎才（财）女貌”的择偶标准相一致。Taylor和Glenn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女性社会经济特征的情况下，妻子的外貌吸引力仍然对丈夫的职业声望有正向的影响。[9]但该研究的缺陷在于，它没有控制丈夫的外貌吸引力，如果个体自身的吸引力和职业声望正相关的话，那么表面上的交换效应更可能是夫妻之间基于吸引力同类匹配的结果。Stevens等人（1990）的研究表明，在同时控制丈夫的吸引力和妻子的教育程度的条件下，妻子的吸引力对丈夫的教育并没有影响。[10]
二是男性的社会经济资源与女性的持家能力交换。这种类型的交换与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相吻合。然而，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逐步出现，这种交换模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冲击。
三是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的种族地位交换。[11]这种视角最早由默顿和戴维斯提出，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默顿—戴维斯假设。该假设认为对一个种族地位较低的男性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外婚，找一个种族地位较高的异性。在默顿看来，高地位的黑人男性与低地位的白人女性之间的族际婚姻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换，即黑人用较高的社会地位换取白人的种族优势。这是在社会学择偶研究中受到关注最多的交换模式之一，是用来解释族际通婚的主要理论视角。但是，从后文对实证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到，该假设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充分支持。
四是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的文化资本交换。DiMaggio和Mohr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女性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女性的文化资本对男性的教育水平有正向的影响；[12]Uunk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同时控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男性的文化资本的条件下，女性的文化资本与男性的教育水平依然存在显著的偏相关，从而为交换理论提供了支持的依据。[13]
从上述四种常见的资源交换类型可以看出，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来说，她们可以凭借外貌吸引力、持家能力、种族地位或文化资本等方面优势“上嫁”给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从而通过婚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择偶作为一种社会交换，与市场上的纯经济交换也存在区别：首先，经济交换存在一个交换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而社会交换在一些情况下是一种无意识或下意识的举动。其次，社会交换把无形资源纳入了研究的范畴。由于无形资源的价值较难评估，再加上评价标准又存在个体差异，所以交换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14]
还有一个与资源交换比较接近的婚姻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未婚男女形成一个潜在的交易市场，社会和人口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市场的均衡进而影响男女双方的择偶。由于婚姻市场理论对供求均衡的考察只考虑性别比、年龄、种族、文化程度等较易测量的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偏好结构的重要性，从而折损了该理论的解释力。[15]
2.同类匹配论（status homogamy）
还有些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看待择偶，这种视角并不排斥交换，但强调择偶行为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而是发生在一定的边界范围之内，跨边界的婚姻是少数现象。构成这个边界可能是种族、宗教、阶级等。这样，整个婚姻市场就根据边界的不同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亚市场，择偶行为通常发生在不同的亚市场内部。这些学者发现，人们通常倾向于与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或是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似的人结婚，这也被称为“内婚制”（endogamy）或“同类婚”（homogamy）。这种相似性可以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完全先赋的因素：民族和种族；第二个层面是价值观，指由宗教和文化影响塑造的人生目标、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第三个是个人层面，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属性，即个人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等。[16]
社会学主要从个体择偶偏好、社会群体的压力和婚姻市场结构的约束三个方面解释同质婚的原因。[17]首先，从个体偏好来看，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关注对方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因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相似的人之间更可能实现公平交换，心理上感到舒适。其次，从群体影响看，一方面，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会内化内婚制的规范，从而选择相似的配偶；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内婚制的规范，则可能受到社会群体的惩罚（sanction）。最后，从婚姻市场的约束看，特征相似的人通常空间距离比较近，从而增加结识机会，降低交往成本；那些数量较小、居住空间比较分散的社会群体成员，内婚制受到限制。
西方社会学家主要从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方面描述同质婚。种族、宗教问题对研究我国的婚配模式借鉴意义不大，这里主要介绍学者对地位匹配的研究。地位匹配具体可分为基于先赋条件和自致因素两类，先赋条件通常用夫妻双方父亲的职业来测量，而自致因素则用夫妻双方的教育和职业来测量。
学者对西方社会的地位同质婚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内婚程度不同，教育同质婚最强，职业同质婚次之，而先赋性匹配程度最弱；第二，不同地位群体的内婚程度不同，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群体内婚响度较高，从职业看，农民内婚程度高；第三，不同的群体边界跨越难度不同。对教育而言，最强的边界在于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对职位而言，最强的边界存在于蓝领和白领之间[1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学对婚配模式的研究中，教育是测量自致因素最重要、最常用的指标，因而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献也最多。教育受到重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个人自致条件取代先赋因素成为重要的地位获得标准，教育是重要的自致因素，家庭背景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影响他们的生活际遇；其次，在现代工业社会，教育不但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影响到个人的文化资本和生活品位；最后，与职位和收入相比，教育测量更稳定、可靠，具有较高的信度。
事实上，研究婚配模式的学者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婚制或同类婚会强化还是弱化。对种族、宗教同质婚发展趋势而言，学者的研究发现比较一致，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走向弱化。[19]但对教育同质婚的发展趋势，学者的发现则不尽相同。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取代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这会对人们的择偶行为产生影响。在择偶过程中，社会成员为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更关注对方的教育程度，从而造成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会强化。[20]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强调，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社保制度的健全，社会成员通过婚姻确保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机在下降，爱情会取代教育成为婚姻的基础，因而教育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性削弱，婚姻的教育匹配也会随之弱化。有学者综合前两种看法，提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同质婚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在早期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则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21]
3.梯度匹配论（heterogamy/hypergamy）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人们的婚配模式存在一定的梯度，即男性通常倾向于寻找与自己地位相当或稍低的女性为伴侣；女性则倾向于寻找比自己地位高的男性为配偶。这样，由女性“上嫁”和男性“下娶”形成“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22]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这种婚配模式为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地位劣势的女性提供了一条通过以自己的容貌换取对方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
婚配模式也与性别角色关联。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就业率、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男女两性之间梯度匹配模式受到挤压，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受到重视，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减弱。
中国内地市场化之后，白领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其经济能力的提升。那么，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一问题，学者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经济能力的婚姻抑制论”、“经济能力的婚姻促进论”和“情境变异论”。
第一，“经济能力的婚姻抑制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负相关，经济能力较高的女性更可能单身，从而更不可能结婚。针对这里的因果机制，学者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是贝克尔的分工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婚姻关系预期收益的下降和机会成本的升高，使得经济独立的女性主动退出婚姻，选择单身。[23]该理论建立在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的基础上，强调在“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主要负责参与劳动力市场，女性主要负责家务劳动——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下，女性结婚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建立婚姻关系，以自己的家务劳动和生育能力交换男性手中的经济资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为女性提供了一条不需要通过婚姻就可以获得经济资源的替代性渠道，尤其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以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衡量）较高的女性来说，结婚的边际收益低而机会成本高，这大大降低了婚姻对她们的吸引力，进而导致结婚率的下降。简言之，贝克尔认为，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会削减女性结婚的动机，促使她们放弃婚姻选择单身，成为主动退出婚姻市场的“不婚族”。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独立论”，即由于经济独立导致“甲女不嫁”。
由于具有较高的表面效度，经济独立命题成为解释“二战”后西方婚姻家庭变迁的主流范式。但是，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首先，大多数态度调查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经济独立后的女性会拒绝婚姻。[24]其次，支持该命题的经验证据主要来自于对地区层面、同一时点的横截面资料的分析。因此，这类研究存在两个方法论上的缺陷：第一，结婚与否是个人层面的现象，用地区层面的资料得出个人层面的结论犯了“生态学谬误”；第二，这种推断存在因果倒置的可能，同一时点的数据难以区分到底是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导致女性退出婚姻市场，还是由于结婚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25]基于此，旨在解释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之间存在负相关的第二种理论逻辑应运而生。
其次是“婚姻市场不匹配论”，该理论认为婚配市场的不匹配是导致经济独立后的女性成为单身一族的主要原因。具体说来，在“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的作用下，女性为了通过婚姻关系维持和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倾向于选择跟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这就大大缩小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的择偶范围。而根据“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婚姻市场中的男性比较关注女性的持家能力和年龄、外貌等方面的生理特征，而不太看重女性的经济能力。由于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以及年龄偏大等原因，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如鱼得水的女强人对婚姻市场中的异性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不对称的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的维续，使得“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出现匹配障碍，而最终成为单身一族。这种观点被称为“婚姻市场不匹配论”。雷蒙等人对日本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种解释。[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