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住房情况而言，以家庭为单位，36位本地人共有54处房产，平均每个家庭占有住房1.5套。具体来说，其中有25人拥有1套，占69.44%；9人拥有2套，占25%；2人拥有3套，占5.56%；1人拥有4套，占2.78%，而且这些房产主要位于黄埔、静安、虹口等核心老区（只有一套房产在崇明郊区）。7位外地人中只有一位在闵行区购买商品房，有6位租房与子女共同居住。在上述自有住房中，商品房总数为42套（包括两套别墅），占77.78%；老公房6套，占11.11%；回迁房3套，占5.56%；自建房3套，占5.56%。
因此，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职业、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参照李强提出的中产阶层的标准——小康生活、职业白领以及良好教育，[18]他们同样属于中产阶层。本研究的“中产阶层”概念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本书并不对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以及本研究对象群体的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权力地位及阶级意识等展开分析，因此本书的“中产阶层”概念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作为理想类型的）“中产阶级”概念。
四为谁“白发相亲”？
上述被访者来到相亲角，是为46位（其中一位母亲帮一对子女和一个外甥女找，一位父亲帮两个女儿找）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这些子女又有何特征？
就性别来看，男性17人（36.96%），女性29人（63.04%），被访者的年龄分布如下表所示：
从户籍来看，正如他们的父母一样，46个青年中有7位来自外地，因此，整体上以上海人为主，总数为41位，其中包括取得户籍的“新上海人”2位，占到89.13%。
他们的教育背景：本科以下（包括高中、大专和中专）有9人，占19.57%；本科有30人（包括双学士1人），占65.22%；硕士（包括双硕士1人）有5人，占10.87%；博士有2人，占4.35%。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拥有海外学位的有4位，占全部硕士及以上学历者的57.14%，总之，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80.43%。
他们的职业以普通白领（这里用普通职员一词）居多，占39.1%；其次是技术专家，占32.6%；再次是管理人员，占23.9%；最后是各占2.2%的国家干部（即公务员）和学生。
上文提到“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有110余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考虑到部分上海知青因工作和家庭不能返乡，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一人的政策。从此开始，知青子女开始陆续顶替知青父母来到上海学习、居住和生活。1978年10月至1981年12月，顶替父母回沪的知青子女有12.44万人，1982年抽样调查显示，从外省迁入上海市区的人口中，23％是以子女顶替形式迁入的。而根据1987年1％上海市人口抽样调查，市区的青年人口数量为2722994人，其中回沪知青子女数量占了将近5％。[19]这些在相亲角“上市”的年轻人中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知青子女”。
与他们的父母一样，经过努力，他们也已经成为上海年轻的中产阶层。他们中间主要以上海本地人为主；学历较高，本科及以上占到80%以上；职业中以普通白领、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主，占到95.6%。在这46位待婚者之中，女性占6成以上，其中5成以上女性的年龄在26—30岁；而接近5成的男性的年龄在31—35岁。
[1]何怀宏：《中国的忧伤》，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在中国蔓延。当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环节都遭遇到莫大的风险之时，我们很焦虑。
[2]杜海涛：《焦虑成为社会普遍心态》，人民网2011年8月5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805/42517.html）。
[3]蒋波：《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专家及媒体，成“老不信”》，新华网2011年9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9/08/c_121999265.htm）。
[4]潘采夫：《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嫣牛博2011年8月1日（http：//www.bullock.cn/blogs/pancaifu/archives/154537.aspx）。
[5]祝华新：《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25日（http：//zqb.cyol.com/html/2011—07/25/nw.D110000zgqnb_20110725_5—03.htm）。
[6]［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7]同上书，第32页。
[8]笔者2007年12月在此遇到的一位父母，将女儿的巨幅艺术照悬挂在大树上，守相待人。因为照片拍得很美，引来众人围观。这对父母要求有意者自行介绍男方的具体情况，觉得满意才肯透漏女儿的一些相关信息。
[9]参见《北京晨报》、《杭州日报》和中国频道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李佳佳：《申城风景线：“梅花”七夕搅局沪人相亲热度不减》，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8—06/3238893.shtml）；蒋佳佳，孙晓菲：《80后入驻人民公园相亲角父母操心儿女终身大事》，《东方网》2009年2月7日（http：//sh.eastday.com/qtmt/20090207/u1a533692.html）；肖向云：《万松书院相亲会，上了海外纪录片》，《杭州日报》2006年8月6日（http：//hzrb.hangzhou.com.cn/20060801/ca1182797.htm）；肖向云：《“万松书缘”相亲会》，《杭州日报》2010年5月12日（http：//week.hzrb.cn/system/2010/05/12/010630489.shtml）；王毅：《“不一样的周末”他们忙着给子女相亲》，《城市周刊》2009年10月28日（http：//week.hzrb.cn/system/2009/10/28/010224512.shtml）；阿董：《南京“万人相亲会”老中青上阵》，《中新网》2006年3月19日（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 81741/node81763/node124673/userobject1ai1923697.html）。
[10]本书中所用到的“待婚青年”、“待婚男女”和“待婚子女”这些称谓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划分，旨在与社会上“大龄青年”和“大龄男女”之类的词语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大龄”含有某种程度的年龄歧视。事实上，笔者也不能否认“待婚”暗含“他们应该结婚”的意味。
[11]2010年3月8日上海电视台早7：30新闻再次报道了相亲角，题目是《人民公园相亲角90后露面》。
[12]彭希哲、任远：《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3]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56期。
[14]杨国斌：《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384—398页。
[15]从1955年到1961年不到20万人，从1962年到1966年共有近130万人，一共不到150万人。从1967年到1979年这13年，大约有1650万人。知青被送到农村“下乡”，从1968年开始成为强制性的，并且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政策。这一运动称为“上山下乡运动”。参见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6]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人去了农村；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当上山下乡接近尾声时，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高中刚毕业的青年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参见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56期。
[17]张宁宁：《回沪知青群体社会保障问题探析》，《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8期。
[18]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19]朱孔芳、刘小霞：《上海市回沪知青子女抗逆力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