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其他的实证研究
此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表明：（1）女性在择偶时更为挑剔，择偶条件更周全；（2）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容貌而不是持家能力；（3）对物质标准的重视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负相关，黑人比白人更重视物质性标准；（4）对精神标准的关注不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5）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上升，男性择偶时对对方的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日趋重视，在择偶标准上存在的性别差异日趋消失。[50]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1）相似相容的同类匹配和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配模式，实证研究验证了西方学者的“同类匹配”和“择偶梯度”理论；（2）“郎才女貌”的传统择偶标准在现代社会依然起主导作用，在择偶过程中，男性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惠、善操家务的异性，而女性关注对方的学历、职业和才能；（3）青年人更看重对方的自致条件而不是先赋因素；（4）高教育程度者更重视对方的教育背景；（5）青年人、文化和职业地位较高者更注意感情因素；（6）但是，学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经济因素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在下降，人们更看重浪漫爱情；另有一些学者发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对经济因素的重视程度在递增；还有些学者指出，表面上看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在减少，但他们关注的学历、职业和事业心等因素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经济能力。
学者根据对上海和成都800位未婚青年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1）扩展的交换理论可以解释基本的两性择偶模式，两性并非以对方现在有什么作出选择，而是预期将来会有什么，即男性更期待对方的生活照顾和顺从，女性往往更关注对方的发展潜能；（2）相似相容原则得到两性的一致认同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3）代际关系的相容性替代社会经济地位的“门当户对”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无论男女都对“孝敬老人”最为关注，而把“对方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视为最不重要之列；（4）女性择偶更谨慎，选婿条件更周全[51]。
总之，学者李煜和徐安琪对大陆婚姻市场上的青年择偶研究存在的问题已经作了较好的总结，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理论准备不足和样本偏差两个问题。本书在其结论的基础上从理论、方法、发现和有待研究的问题四个方面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作出以下概括：
第一，在理论上，多数研究侧重于对中国择偶标准的经验描述和对西方结论的简单检验。
第二，在方法上，国内有关择偶的经验研究大多以方便采样方法获取大学生、研究生或征婚对象的资料，即使是对普通青年的调查也多采取非随机抽样法（偶遇抽样法或方便抽样法）对某系统、单位、部门发放问卷，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样本偏差，其研究结论缺乏代表性和可靠性。
第三，从研究发现上看，国内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西方学者“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同类匹配和梯度匹配的婚配模式等理论；但也发现中国择偶问题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户籍分割问题，以及对婚史的关注等。房子，金钱，年龄，形象，职业，性格和属相等因素对择偶的影响缺乏经验的实证资料，相关探讨则更为鲜见。
第四，就研究的主题而言，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等问题，对于大都市待婚男女的择偶机制、父母帮助子女寻求匹配的结婚对象的新型择偶模式、在婚姻市场中遭遇择偶困难的大龄青年出现婚配障碍的根源，以及在市场化情境下个人及其家庭的应对策略等问题缺乏关注。而这些正是本书着力探索的方向。
对于上述问题，本书试图通过对相亲角这个出现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主要由待婚青年的父母们组成的独特的择偶平台的研究，来进行初步的探索。事实上，相亲角这个研究对象本身也是首次进入学者的视野。
四有关“白发相亲”现象的研究
“白发相亲”是笔者提出的一个试探性概念。学界对这一现象鲜有涉足，主要是一些媒体报导和大众刊物的介绍性和试探性分析文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白发相亲”的动机，相亲角的成因及其效率问题。曹慧中根据媒体有关“父母相亲会”的报道，从父代和子代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变迁对婚恋观念及现实所带来的影响，认为在现代性的挤压下，父母代替子女去相亲实属无奈之举[52]。事实上，从我们对上海相亲角的观察发现：父母有无奈苦恼的一面，也有自得其乐的一面。除相亲之外，他们赋予了相亲角另外一些新的功能，这是本书在后面章节中将着重论述的潜功能。
有学者主要分析了上海巾帼园父母相亲会[53]和北京相亲角[54]两地父母代理相亲的原因及成效[55]，认为子女就业和职场压力增大，无暇自己择偶，父母出于焦虑，为孩子“打前站”，两代人择偶标准的差异决定了相亲角效率低下：父辈择偶重物质条件，坚持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而白领青年择偶重感觉，强调精神交流[56]。事实上，这种代际择偶标准的区分缺乏实证的支持，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强调门户观念，子代对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样非常注重。相亲角配对成功的前提是“条件对”而且“有感觉”。另外，这种观点只揭示了问题的一面，问题是：在当下，“白发相亲”的效率不可能高，单纯地强调父代和子代的择偶标准的差异不能完全解释这一问题。
有文章分析了京杭两地相亲角的成因，发现“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能够帮助父母以面对面的形式去接触将要联姻的另一个家族，摆脱了以往中介操作带来的不确定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四二一结构，也是促成了传统观念下相亲角的自发形成[57]。
还有一些研究也分析了相亲会兴盛的原因。对“青年相亲文化节”活动的研究表明高学历、高收入以及价值取向上的个性化、多元化成为未婚青年群体的显著特征[58]。也有人从传播学的角度总结了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相亲大会”活动的公益效果[59]。此外，还有文章以南京市每月都举办的两场大型相亲会为例，分析了相亲会中媒体、商家和“白发相亲”者三方的利益交换，认为这是相亲会兴盛的原因[60]。
“白发相亲”现象在华人圈中普遍存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北美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近年也出现了类似的相亲会[61]。韩国和日本的“相亲文化”比较兴盛[62]。其他国家的相亲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地点不同，土耳其是公共浴室[63]，法国巴黎则是老佛爷（Galeries Lafayette）超市[64]；方式各异，美国流行“智慧相亲”[65]，而在韩国电脑正在取代媒婆[66]；中间人及其影响力不同，柏柏尔族母亲对儿子的婚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67]，以色列的红娘作用不可小觑[68]，而巴西的婚友社开展国际婚介业务[69]。
五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
本书的研究问题聚焦在：“相亲角”是一种什么样的择偶平台？“白发相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择偶模式？“白发相亲”采取了哪些择偶策略？
相亲角是一枚棱镜，透过它，我们试图勾勒出这一群被焦虑裹挟着的上海“知青一代”中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众生相；通过它，我们希望廓清他们如何理解以及怎样应对自身所面对的焦虑。对“白发相亲”现象的研究，笔者希望从四个方面去展开：其一，讨论“相亲角”作为一个新型婚姻市场的多个面向；其二，父母如何认识和解读“相亲角”这种新型婚姻市场，以及其子女择偶所面临的这种独特的社会情境；其三，探讨“白发相亲”的应对策略；最后，分析“相亲角”的潜功能及“白发相亲”背后的社会内涵。
本研究采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制度约束中的选择”[70]作为理论视角，即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牢牢扎根于理性选择的传统，承认行动者的行动是一个有目的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Choice With Constraints），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在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情境包括习俗、传统、规范、宗教、信仰、家庭、亲友、种族、组织、社区、阶级、群体、市场、法律和国家等[71]。
我们可以把“制度对行动的约束”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设定了被社会认可的行动选择集。行动者只能在这个边界之内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自由选择行动方案，否则会受制度的惩罚和制裁。其二，不同的制度情境有不同的权力和机会结构，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也嵌入于特定的制度情境之中。因而制度情境通过影响行动的预期回报进而影响行动者的行动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了制度对行动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约束不是决定性的，行动者依然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和空间，从而为能动留下了作用的空间。
“制度约束中的选择”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对本研究有两点启示：首先，对中国内地父母帮助子女择偶的行为的分析必须与当下特定的制度情境相联系，特别是注意市场化进程对人们的择偶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次，注意在同样的制度情境下，不同群体的择偶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原因是什么？
首先，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家长们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个独立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总是具有一定的理性。他们带着各自的目的来到相亲角，以求在此追求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独立的目标并不一定与相亲角的目标一致。在相亲角这个特殊的行动领域，存在其外在的、特定的情境，这种情境对行动者具有约束性，但是，它并不能将后者的行动余地完全压缩掉，因此，我们将分析的焦点放在这些行动者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使用他们的理性上。
其次，行动者的理性是情境限定下的理性。在相亲角的研究中，我们关注那些限制并决定行动者自由度和理性的结构性的、物质的和人的条件。一方面，本研究将在实证资料的支持下，阐述相亲角作为一个新型的择偶平台的基本属性，从而说明待婚男女的父母们选择相亲角，作为帮助子女择偶的平台是制度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另一方面，我们将从房子与金钱、地域与户口、行业与工作单位、年龄与性别、外貌与打扮、属相等多个方面来具体探讨存在于相亲角中不同群体的多元而复杂的择偶标准。
再次，行动者作出的择偶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制度的约束。在相亲角，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出一系列权力关系和交换，后者规范着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并构成行动的空间，最终使行动成为可能。我们对父母们的行动策略的分析就是要探索这种游戏规则（这里指的是择偶标准）得以运转的机制。
最后，行动者的行动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行动。冲突和斗争的产生必然与这些策略性的行动相关，我们正是试图通过相亲角存在的冲突和斗争，去探索行动者之间权力的争夺，从而理解相亲角这种择偶机制的效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