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双方都做了准备,感到一旦发生械斗,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果不发生些斗殴的事,那我不就太没能力了吗?我心里很矛盾,害怕一旦事情闹大,自己脱不了干系,就想到转嫁责任,我在接见时间快到的时候,找到值班的管教干部,报告说:“藏、汉两边的犯人,为洗衣服有点意见,一个想上午洗,一个不让,恐怕会闹出纠纷。”值班队长看了我一眼,满不在乎地说道:“你有神经病呀?洗个衣服会闹出什么纠纷?回去好好改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他的回答令我十分满意,我不在乎他嘲笑我,我只在乎事情发展的结果——好让他后悔没听我的汇报,今后看谁还敢拿我的报告不当回事。
临近吃中午饭的时候,接见的家属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车,走了很远的路才赶到监狱,争取那一个小时的亲人团聚时间。当看见铁丝网外边焦急等待的家属们时,早有准备的内地犯人们,开始了捣乱,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相互争吵,整个监狱乱作一团。眼看值班的管教干部分不出精力组织接见了,苏阿达凯对他手下的人说:“他们离家远,就捣乱咱们的好事,得教训教训他们,要不,今后咱们不会再有顺顺利利和亲人见面的机会了。”他的话极具煽动性,加上他的老大地位,还有谁敢不参战?
双方早有准备,干起架来,凳子、脸盆,随手抄起什么都是凶器。械斗发生了,值班的管教干部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大家越打越眼红,直到监狱值班的领导通知警戒的解放军荷枪实弹冲进监狱,才把事态控制住,械斗的结果造成七人重伤,五十多人挂彩。
在以后的事故调查中,我成了监狱管教干部们的心腹,他们处分了没有把我的汇报报告给监狱领导的管教干部,暗暗地给我记了一大功。就这样,在克拉克监狱,我以“两副面孔、一根针”的特殊功能,弄术于管教干部与两派犯人中间,那种感觉真是其乐无穷!潇潇洒洒地度过了一年多的刑期。
期满释放时,指导员很慎重地找我谈话:“岩金荣,你早够加刑的条件了,你这位黑色军师一年多来帮了我的大忙了,你知道吗?我控制住了你就等于控制住了整个监狱,我提醒你走上社会后,要注意踏踏实实做人,别再耍坏心眼了,丢了做人的人格,就永远也找不回来,我推荐你看一本书——《不择手段》,好好体会一下自掘坟墓者的下场。”我听了这句话,如当众被扒光了衣服的小偷一样,羞辱和自责使我真想撞死在他的面前。
在新疆克拉克监狱服刑的一年多,我扮演了管教干部的奸细,丢掉了人格,丢掉了自我,还自作聪明,认为自己玩得很高明,看了一眼识破我面目的指导员,觉得无地自容,匆匆办好手续,对指导员说了声“谢谢”,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我刑满释放的时间是1968年12月7日。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到处都充斥着武斗的火药味,辩论的热情使人人都急于找到对手,证明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诚,证明自己思想觉悟最高,一家人还要互揭伤疤,寻找斗争的焦点。人们的信仰坚定得不得了,思想红得不得了,行为狂得不得了,手段狠得不得了。这些都是我的强项,如果没有教养和判刑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我敢说我比他们哪一个都积极!
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使我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变化,使我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冷静地看待社会,真真切切地感到“社会的疯狂,人性的虚假”,我深知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回不到政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了。
确实如此,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路该怎样走,劳改单位就又一次行使了强制权力——强行把我留场就业!
从被押解到新疆服刑的那一天,我就渴望着刑满释放后回到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留场就业,就等于宣判了禁止我回京的判决书。我绝望极了,命运悲惨,环境也来摧残你。克拉克地区的环境气候恶劣,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大风卷着枯枝断草,飞沙走石;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几度,冷入骨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如同干枯的树枝,任凭狂风、寒冷摧残。我渴望自由,好容易盼到获得自由的这一天,政府的决定使我的心比这寒冬还冷,何去何从还要被动听从他人的安排,如今解除了惩罚,自己却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行动,仍然是失去自由的人。
自由,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释放那天,我连释放证明都没看到,带我出克拉克监狱大门的警察对我说:“出去后,你直接到监狱管教股,报上姓名,他们会给你安排你回到社会上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我不需要社会主义的关怀,我要回北京。”我放着胆子说。
“想回北京的多了,能由得着你吗?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他的话好似不是从人嘴里说出的,既生硬,又冷酷。
我不再理他了,独自到能够给我安排“一切”的管教股报到。在去管教股那不足一千米的沙土路上,我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一切”会是什么呢?工作?绝对有,他们不会让我吃白饭的,只不过不会是什么好活罢了;住房?
也应该有,总不能让我住在露天野地,这么冷的气候,还不把我冻死?其他东西就不敢奢望了,想到这里,心中好受多了。我这人最会自己安慰自己,无论情况再糟糕,我都能找到解脱自己的借口,使自己活得心安理得些。我抱着对新的生活的憧憬,极力往好处想,心情轻松地来到了曾令我望而生畏、想而胆寒的管教股——负责管教罪犯有关业务的职能机关。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刚刚被劳动教养,负责交接的就是管教股的警察。
一下警车,我的头还没有抬起来,脖子上就挨了一马鞭,“管教股”命令道:
“双手抱着头,靠墙根趴着!”我一下趴到墙根的地下,可能是姿势不正确,又一脚踢来,重重落在我的胯上,“你他妈的也不看看别人是怎么趴的?”我赶紧看别人,只见他们双手抱着头,狠狠地弯着腰,放低姿势蹲在墙根的地上。这哪是趴呀?这叫蹲着!我心里不满,可那马鞭子确实很有威力,我什么话也没敢说,赶紧学着别人的样子做了。宣布逮捕我的前期,管教股的人把我审来审去,他们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就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信以为真,有的我坦白,没有的或者刚刚想到的我也坦白,总想多说一些,创造个立功的机会,不追究刑事责任,还能落个态度好,今后在教养期间不至于吃大亏,谁知自己嘴上说得痛快了,稀里糊涂地在口供上签了字,后来就被逮捕了。从那时起,我就牢牢地记住管教股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他们用坦白从宽来进行骗人和诱供。
逮捕我的时候,公安局的公安人员又把我直接送到一分场管教股,管教股把我投入了监狱,一改造就是八年多。
管教股,你这个瘟神!我一生难道就摆脱不了你的羁绊吗?你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以我的不幸而告终,你多次给我苦难,这一次难道会给我幸福吗?
我渴望重新做人,但愿新疆的管教股能从我们将来要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角度考虑,恩赐我一次,少给我一点灾难。
我在心里做着祈祷,五分钟前的那种轻松早已无影无踪了,我的心收得紧紧的,生怕有什么差错,到了管教股门前,我小心地推开写着“管教股”三字的厚重的木门……
“你是干什么的?”一位四十多岁的警察冷冰冰地问道。
“我来就业。”我装出怯生生的样子,陪着小心说。
“哈哈!劳改释放犯连‘报告’都忘了?装你妈的什么大个?滚出去!真他妈的不知天高地厚,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吗?”当头一盆冷水、一顶大帽子,让我不寒而栗,我从他的话里嗅出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我今后不知要在他的手下生活多长时间,所以,一点也不敢冒犯他,悻悻地退出了管教股。
站在管教股的门外,我用带着尊敬地口吻,大声喊道:“报告!”
谁知人家不领会这些,仍然余怒未消地骂道:“你他妈的小声点,老子又不聋。”
我诚惶诚恐地说道:“是!”
“站到屋子中间去!”他仍没有好气。
我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在管教股的屋子中间,等候他的发落。
“站好了,背老三篇!”
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专政机关可以说是运动的风头。我们在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每天的学习材料就是《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这类的文章,那是硬指标,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一字不漏、非常流利地背完了全文,这位领导听后,觉着无懈可击,就打开柜子,指着一堆用各色废纸糊成的高帽子对我说:“过来!从这里边找出一顶写着‘反革命释放犯’的帽子,把剩下的码放整齐。”
我不知他要我找这帽子干什么用,但是,从“反革命释放犯”这几个字里,我觉得与我有关,我很快找出了高帽子,准备递给他。
“你拿着吧!这就是你今后身份的标志,如果忘了过去就是想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你要老老实实带着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如果发现有反革命言行,小心你的狗头。”他好似和我有深仇大恨,嘴里不干不净地对我训斥一番。
改造期间,像这类辱骂听惯了,也就麻木了,可是,如今我释放了,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腔调对待我?我的人格、尊严在他这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内心深处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反抗意识几乎就要迸发了,我真想扑上去和他拼了,可是,想一想自己这十多年的监狱磨难,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刑满释放,自己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享过一天福,没有真正享受过自由的快乐,如今即将获得自由和幸福,不能冲动!我还是忍住了。
我口气生硬地问:“去哪个单位?”
他见我态度变了,斜了我一眼,蔑视地说道:“三队,就业三队。”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就业”二字,我的心如刀割一般,就业成了耻辱的代名词,他们没有忘记的就是对再就业人员的诬蔑和践踏。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唯唯诺诺地退出了管教股的大门,天啊!这哪叫获得了自由,允许我重新做人?短短几分钟的折磨,我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这是我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心里最恐惧、担心的事,今后的就业会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也许,从今天起,我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了,我像被摔进了万丈深渊,觉得自己的前途暗无天日。
这难道就是释放犯的命运?
一个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
我就业的单位仍是克拉克监狱农场,在这个只有干部和犯人的地方就业,就业人员的命运可想而知,我渴望在人生的舞台上,也存在军棋盘上的“行营”,好让我踏踏实实地喘口气再死。
以后的日子困难极了,是我无法想象的。
就业分子在农场名义上是职工,可地位是最低的。干活要干最脏最累的,待遇却少得可怜;学文件、受教育时,要戴上标有就业人员身份的高帽子——这是对人格的最大侮辱;这还不够,就业人员还要充当心理不平衡的一些警察、工人、学生们发泄的对象。他们打着把你批深批臭的旗号,连任何理由都不用找,就可以把我们这类带有高帽子的人拉出来进行一番折磨,直到大家心理平衡了、出气均匀了、心情高兴了、开心寻完了,不然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以搞阶级斗争为纲,斗争就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可是,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有参照物、用事实做比较,以小见大,很显然,我又成了他们斗争的目标。
有个成语叫众矢之的,我敢说我对它领会的最为深刻。
一个劳改农场,没有多少职工,可是,分成了好多派,他们之间的斗争常常是只有声势,没有结果,在口头辩论比不下高低、分不出输赢的时候,不知是哪个高智商、丧失人性的造反派,想出了斗争坏分子的高招。这样一来,他们都把我们这些戴高帽子的有“身份”的人作为斗争对象,就业人员成了抢手货,他们都争着抓就业人员开批斗会,看谁斗争坚决,立场坚定。
一天到头,你批斗完了我批斗,常常有人被折磨得在台上昏倒。即便是昏倒了,他们还要骂娘,扣上不老实的大帽子,臭揍一顿。在批斗过程中,要说触及灵魂,不如说是触及皮肉更确切。这样日复一日被折磨的就业分子,有的疯了,有的自杀了,有的死不了活受罪,其状惨不忍睹。
这还是其一。其二,农场的管理者们为了体现他们的权威,还针对就业人员做了更苛刻的规定,就业人员不能有休息日,也就是说,就业人员没有休息的权利,以此来说明就业人员低人一等。每逢星期天,别的职工都休息了,我们这些就业人员要自觉地到茫茫的大草原上给农场割200斤干草,交到农场的马号里喂马用,本来正常的劳动已经是超负荷了,游斗、割草,无不在透支着我身体中所剩无几的能量,我们是在用生命换取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已经感到心力衰竭,难以坚持下去了。
天灾人祸,既然降到了就业分子的头上,我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天生的逆反心理再一次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