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6周年，长征的胜利结束是以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大会师为标志的。但是，关于红军长征的系统报道和宣传，却是在长征结束前一年就已经问世。
一、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
当各路红军转战正酣之时，范长江就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于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从成都出发到西北各省游历。他西北旅行考察的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常常是红军刚撤离，他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进行局势分析。他将沿途见闻写成69篇通讯，自1935年9月起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出。范长江西北之行的多数通讯，被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可能是出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考虑，编入此书的通讯对红军行动的报道还只是一些片段，并不系统。当时他在《大公报》上还有7篇专门关于红军行动和红军领袖情况的报道，如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在第一时间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尔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10月9日刊载的《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则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统率的中央红军向北发展的五条可选择的路线，并详细探讨了吴焕先、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路线；11月21日刊载的《红军之分裂》竟然比较准确地记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裂的原因和过程；11月26日刊载的《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更是以惊人地准确，描述了中央红军的构成和人数锐减过程，甚至得出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毛泽东所统率的八九千人，仍为中央红军的主体，这一部分人的行动，仍代表红军的根本意图”的结论；同日刊载的《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是通过采访一个掉队的红军人员，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经过湘桂黔滇川甘，直至陕边的大致过程；11月28日刊载的《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讲到陕北红军发展迅猛时写道：“刘之个性强，富煽动性，政治与军事知识皆有相当长处，更加以地方黑暗政治为背景，容易煽动，遂成今日之局。”1936年1月4日发表《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进一步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原因，具体阐述了国共双方在松潘战役军事部署的得失和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被歼的经过，特别指出这场战役的后果之一“是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
范长江的这些报道，从第三者的角度第一次十分准确而又系统地介绍了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情况，立意公允，但又时常流露出对红军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的关注，为《大公报》争得很大的声誉，《中国的西北角》热销一时，范长江也从此一举成名，成为较早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
几乎与范长江同时宣传长征的是陈云。有所不同的是，陈云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他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的。长征开始时，他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后又担任军委纵队的政委，是中央决策核心的成员。1935年1月15至17日，陈云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后，他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受命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档案依据。在红军勇夺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2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泸定会议。会议决定派遣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这样，陈云惜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由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党员陈梁护送，经天全、雅州（今雅安）、成都、重庆，辗转于8月5日到上海。
后经宋庆龄精心安排，由马海德护送乘船赴海参崴，于8月20日抵达莫斯科。
此后不久，陈云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8个月的不平凡经历，假托为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化名“廉臣”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4万5千字，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而且是在作者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是：第一，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中华民国旧省名），而转入四川之理县、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万二千里行程。单就战役而讲，《见闻录》较详细地记载了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勇夺泸定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夺关斩将势不可挡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这虽然不是长征的全部路程，但如此系统地正面记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还是第一次。第二，为后人研究长征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例如，一些学术著述论及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时，大多一味责难“左”倾领导者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事实上，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早已明朗，就连博古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或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有的，但完全不进行任何准备，不进行一定的动员是不可能的。《见闻录》中记载“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一段话，就很能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路。再如转兵贵州问题，有的论著认为，中央作出改变长征方向转兵贵州的决定不是在通道，至少是在红军占领黎平两天以后（1934年12月16日以后）。《见闻录》则在叙述了国民党军薛岳、周浑元等在城步、绥宁、靖县一带部署重兵阻止我与贺龙、萧克之红军会合的态势之后，明确地写道：“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经过贵州之黎平府。”另外，1982年6月，陈云在答复有关部门询问他是否参加过黎平会议的复信中也曾写道：“中央决定不在湖南会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向贵州进军。我和刘伯承应博古之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前进。”红五军团（陈云当时随五军团行动）抵达洪州司的时间是12月16日，第二日即移驻中赵，18日抵黎平。由此可知中央决定转贵州的时间应在到黎平之前，通道转兵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总之，这样的事例和线索在《见闻录》中有很多，是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宝贵凭据。第三，《见闻录》不仅系统地记载了长征中红军将士行军打仗的主要过程，而且还涉及红军的俘虏政策、红军的群众工作、红军的组织纪律、红军的民族政策、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红军的抗日爱国热诚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见闻录》还假借一个国民党军被俘军医的第三者眼光，如实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在为路旁饿以待毙的农妇让衣让粮时所表现的一片爱心；如朱德与士兵水乳相融素有“伙伏头”的称谓；如“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像徐特立林伯渠等的乐观、豁达、和蔼、可敬等等。在《见闻录》中提到的红军将领有几十人之多。在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加诋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及其领袖，宣传红军的政策及红军的英勇无畏与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振奋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素材。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成于1935年秋，最早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8月5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这样就首先在海外宣传和报道了红军长征。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印行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全文收入了此稿。该书是由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在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汇集并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8篇300页。第一篇《毛施会见记》，是1936年7月15日至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当时他根据译音取中国名字为“施乐”）历次谈话的记录（不包括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与斯诺谈自己生平和红军长征的内容）；第二篇《红党与西北》，是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讲演稿；第三篇是根据斯诺访问苏区后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等报刊上发表的13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第四、五、六篇是根据英文刊物《亚洲》刊载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是3月10日毛泽东亲自托人捎给斯诺请他“广为宣播”的；第八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需要强调的是该书虽然都是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但专门谈红军长征的只有陈云这一篇。此外，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这是毛泽东“长征”诗的首次发表，与现在流行的版本对照，“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当时为“金沙水抬悬岩暖”。
《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行5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
此后各地出现过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国内出版的单行本较早的有两种，即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本（题目改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和陕甘人民出版社1937年12月本。此外，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还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那段记述同陈云的这篇文章一同束集出版，题为《长征两面写》（32开本，62页，北京图书馆收藏）。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发表了这篇著作。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又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此文单行本，重新校订，再次全文收入此篇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系统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
陈云当时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重要文献，即1935年10月15日，陈云（化名“史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和《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风格和读者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报告从正面叙述了长征的经过，并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因果分析和评论，更由于是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因此，其史料价值和思想性之高，是同期所有关于长征的宣传报道和读物都无法比拟的。比如说学术界在论述遵义会议在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往往只能从毛泽东所起的主导作用进行探讨，因为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都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这篇报告在介绍长征中如何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明确写道：“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就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后是否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佐证。陈云这篇报告很长时间未能公开，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才首次发表了此报告俄文记录稿的翻译整理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