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石也真的是下了大赌注。他自己也不敢保证，当这批玉米运到深圳时，香港那边会不会改变“以鸽代鸡”的情形，如果不改变，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那么到时王石就真的是彻底输掉了。于是，在玉米运往深圳的那段时间里，王石日日夜夜地盼望着：“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终于，这一回幸运降临在智慧又大胆的王石身上。就在王石的第一批玉米即将到岸的前两天，香港那边传来了好消息，香港报纸刊登出“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含有致癌物质”的信息。
一时间，举世哗然，而王石则绝处逢生。“那时的心情真的难以描述！”王石回忆时说，“卸载玉米时，我站在高台上，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经过这一次，王石不仅偿还了借款，还净赚了300多万元。此时，特发贸易部升格为贸易公司，饲料组同其他的业务组一样，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饲料科了。
之后一段时间，深圳做玉米业务的企业越来越多，码头堆放了大量的玉米。有经商头脑的王石这时更多的是带着正大康地的买家在珠江三角洲采购现货，无风险地赚取中间利润。
王石深知“你有我优，你优我转”的经商理念，于是便计划着“激流勇退”了，逐渐开始转移自己的兴趣。他此后说道：“我不认为饲料行业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见好就收吧。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科学仪器科，协助西甫做电脑、复印机进出口业务。”
6.小手笔施展才华
随着深圳经济的不断发展，玉米行业在深圳外贸领域逐渐达到了饱和状态。此时，深圳特发公司的业务包含甚广，王石的好友张西甫所从事的电子业务就做得有声有色，王石的心思也被吸引了过来。
1984年5月，王石开始参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筹建工作，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等。
当时担任中心经理的是一位陈女士，她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外贸能力强，性格倔强。在筹备展销中心时，针对展厅的装修风格，她与王石产生了分歧，两人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当时，她从经理椅子上站起来，把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说完，推门就走了。
后来，经领导商议，由王石顶替陈女士的位子担任经理。但是，这时王石还面临着一种很尴尬的状况，那就是要么终止饲料业务返回省里，要么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留在特发公司工作。无意走回头路的王石最终选择了后者，而在行政关系脱离外经委前，外经委同特发公司合作的饲料业务必须要作个了断。王石这么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行动：“不久一张85万元（100万，扣除15%所得税）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我结束了‘一仆二主’的境地，专心任职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了。”
1984年9月21日，王石异常激动，因为他担任经理的“展销中心”正式开张了。当天，王石的一些重要朋友都到场祝贺，其中就有他的良友——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先生。让王石为之兴奋的是，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周鼎先生也亲临了现场。后来据王石讲：“开业那天真是特别高兴。其实在筹建阶段，刘元生的公司已经是我们的供货方了。”
中心开张时，公司员工有70多人，到年底增加至120人。公司里除了一些像邓奕权一样的老员工外，更多的是年纪轻轻的热血青年，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出自各行各业，一时间，这个新组成的团队热闹非凡。
在公司的经营方面，王石说道：“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要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此买卖的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汇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进出口贸易企业间调剂外汇的现象十分普遍，了解外贸背景的王石自然也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1984年秋天，深圳特区的经济建设迎来了一场大丰收，同样，王石主持经营的中心业务也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当时，北京一家公司1000万美元外汇的低价调入，给展销中心的发展增添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着1000万美元的入户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一时间，复印机、录像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大量涌入公司的进口范畴里，王石的合作公司——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也都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不久，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开始在北京和广州设立业务代表处。在这期间，王石几乎是直接接触了后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呼风唤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任志强。据王石讲，在自己的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地销往北方时，一家“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南下到珠三角，像一匹黑马一样，同当地公司争夺起了货源，并租用了军队货机用来运输，交货速度上的优势迅速使其占据了竞争的有利位置。王石后来了解到，操纵这一切的，正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此时，王石也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热闹非凡的景象，就像他回忆时所说：“在展销中心热衷于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经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的高楼大厦上了。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时间进入1985年，进出口机电产品市场并没有出现节节攀升的繁荣局面，而是日渐萎缩，国家开始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银根开始收缩。这时，特区的各大集团的贸易业务日渐冷清了下来，王石的销售中心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逐渐地，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开始集中于“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中心、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上，形成了“三点一线”，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的模式。
这时，国家对外汇的管制加强，处置违规调汇行为责任人的案件不断增多。王石的展销中心也卷入了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中，成了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只是后来结果证明，王石是幸运的，并没有受到大的牵连。
市场经济的运转，给深圳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特区的商品经济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形势大好。风波过后，展销中心的生意又日益红火起来。这时，王石结识了自己创业路上的另一个重要的伙伴——陈宇光。王石曾表示，陈宇光做生意的操作手法和自己十分相像——“空手道”，并十分看重“信誉”。
一向具有商业头脑的王石，从当时市场的缝隙中窥视到了一线商机。他依据国务院机电办公室没有限制进口放像机的政策变化，签订了2万台的放像机合同。可同一时期，其他公司的此项业务也在进行中，市场上累计了约7万台的放像机，一旦这7万台全部到货，放像机就会成为滞销品而大大降价。王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王石立马作出决定并口述了一则声明：“由于台风问题，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定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约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不明其理的广告投放部经理按照王石的要求，将消息刊登在了《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很快，销售放像机的电报纷纷投来。然后，王石安排技术维修部组织了4个验货小组，到珠江三角洲向求售的公司验货，表示必须现场验货之后才能签订合同。
最终，精明的王石没有购进一台放像机，却微妙地将市场零售价格从2700元提升并稳在了2900元上，暂时稳住了市场。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王石表述了对市场的看法：“这时候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
王石想到了自己的盟友陈宇光。尽管中心有不少人担心将价值3000万元的放像机放在一个个体户身上风险太大，但王石却一直记得一次陈宇光为了按期给客户送货，浑身汗淋淋地赶到中心开提货单的情形，他相信陈宇光的信用。于是，他通过做陈宇光的工作，让他替自己承担起了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
很快，市场慢慢显露出它无情的一面，放像机价格开始大幅度下降，刚开始零售价2500到2650元，进口批发价缓缓下滑至2100元。随后，终于觉醒的商家们开始大量降价抛售：1900、1700、1300、900……
后来想起那时的情形，王石仍是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时，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不断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
不过，天生好胜的王石并没有就此收手。当市场上的批发价降至1000元时，他意识到“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当市场价跌到800元时，他向下属交代：“只要价格不超过1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随后，他又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在1100～1200元，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市场零售价是1300元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
最终，两人还是站在了一条线上。这一次下来，王石的销售中心不仅补回了损失，还盈利了400多万元。王石的做法在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营放像机的业内人士都称：“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