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升任匹兹堡铁路主管，年薪1500美元
1859年，斯科特先生来阿尔图那已有三年之久，又被提升为铁路公司副总裁，在费城有专门办公室。可我该何去何从，是与他一道去费城还是留在阿尔图那与新的上司共事？我无所适从：离开斯科特先生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怎么还能忍受得了为新上司服务？日复一日，我等不到关于我的人事安排，也是，除了斯科特先生，还有谁会在意我的去从！
斯科特先生从费城回来，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告诉我他需要搬到费城去，接任他的是该地区的主管伊诺奇·刘易斯先生。我静静地听着，终于他提到了我：“现在说说你。你觉得能管理好匹兹堡地区吗？”
当时我只有24岁，但自觉能胜任任何职位。我的偶像约翰·拉塞尔勋爵，曾誓言驾着快艇穿越英吉利海峡，华莱士和布鲁斯也都对自己信心满满。我就告诉斯科特先生我可以：如果不尝试，我无法认识自己；而如果没有斯科特先生，也不会有谁肯让我去尝试。
“那好，”他说，“匹兹堡地区主管珀特斯先生要调到费城的运输部，我推荐你接任他，他同意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应当拿多少工资？”
“工资？”我仿佛被刺到一样地说道，“我还怎么会在乎工资？我不需要薪酬，我只想要这个职位。能够到您之前工作过的匹兹堡地区上任，已是我极大的荣耀。您随便给我多少都可以，也不用比现在的高。”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在那里的年薪是1500美元，珀特斯先生是1800美元。我觉得你最好从1500美元开始，如果做得够好，会涨到1800美元的。你觉得怎么样？”
“哦，”我说，“还是不要谈工资了吧。”
不能太计较工资的问题，否则我的提升可能会被推迟。从此，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部门，这意味着以后再签署匹兹堡与阿尔图那之间的指令时，不再签“T.A.S.”而是“A.C.”。对我而言，这才是最大的荣耀。
1859年12月1日，我接任匹兹堡地区主管的委任状下来，我们要再次搬家。全家都为这次委任而欢呼，因为我们可以重回匹兹堡。在阿尔图那，说实话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幽静，在市郊又有自己的大房子，空气宜人，生活惬意；但与匹兹堡相比，这些都轻如鸿毛。匹兹堡是又脏又乱又多烟雾，可那里有许多老朋友，这是阿尔图那远远比不上的。此时，汤姆也学会了发电报，就作为我的秘书跟我一道回匹兹堡。
我上任之初，就面临诸多问题，如新修的铁路线不足，如铁路设备的更新远不及日益增多的业务。更严重的是，架在大石头上的铁轨，要用铁链绑着加以固定，列车运行事故时有发生，有一天夜里竟发生了47起，列车滞留在所难免了。作为主管，我经常要在夜间发送列车运行指令，或到事发现场处理事故，诸如此类。有一次，我连续八天日夜留在铁路线上，处理一起又一起运行事故。在所有主管里，我恐怕最不体恤人，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我就不知疲倦，并要求工人们超负荷工作，从未考虑过人自身的承受极限。时间一长，我躺下就能睡着，哪怕半个小时就已足够。
内战的爆发，使宾夕法尼亚铁路承受了更重的运输压力，我不得不组建一个夜间工作突击队。这样，夜间列车运行职责就需要调度员来履行，尽管从未得到过上级的同意，我还是选派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里的第一个夜间列车调度员。
2.爱工作，也爱生活
1860年，我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大街住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匹兹堡，烟雾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你刚把手放到栏杆上，缩回来时已经黑了；你刚洗完手和脸出去，一个小时不到就又和没洗一样。这绝非夸张。因此，刚从环境秀美的阿尔图那回来时，我们多少感到有些凄惨，就考虑搬到乡下住。公司的货运代理斯特沃特先生，建议我们留意荷姆坞的一处房子，我们立刻搬了过去。那里还装上了电报线，以方便我必要时在那里指导工作。
荷姆坞方圆数百英亩，有美丽的树林、峡谷和一条潺潺的小溪。居民们普遍拥有5~20英亩的土地，我们也有一块面积可观的土地，还有一个花园。
在荷姆坞，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在这里度过。她喜欢种花，却从来不摘一朵。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我拔了一根杂草而指责我，说我不该破坏“绿色的生命”。我继承了母亲的癖好，本想在出门时摘一朵花别在纽扣上，但最后一朵也没有摘。
荷姆坞可以说是富人聚集区、是贵族生活区。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虽然只是个年轻的主管，却也时常被他们邀请去参加娱乐活动。在那里，我知道了很多先前不知道的话题，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们谈什么，都要立刻学会。我每天都为自己学到了一些新事物而高兴。
就是在荷姆坞，我结识了万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后来，约翰·万德沃特常常和我搭伴旅行，成了我“环球旅行之友”。我们也与邻居斯特沃特夫妇建立起持久的友谊，斯特沃特先生后来成为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然而，最幸运的还是结识了西宾夕法尼亚德高望重的法官威尔金斯。法官时年年近80，身材修颀，相貌英俊而富有才干，学识渊博且又彬彬有礼。他的妻子是前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女儿，年事已高却不掩高雅的气质。他们家族多住在荷姆坞——像英国的贵族一样，是当地文化、教育的典范。
我似乎颇受这家人欢迎，威尔金斯小姐向我讲述各种音乐、哑剧以及戏剧方面的知识。
威尔金斯法官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他跟人谈话时总是举名人的例子，如说“杰克逊总统曾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或“我告诉惠灵顿公爵怎么怎么样”等等。法官曾在早1834年作为杰克逊总统的秘书出访俄国，会见沙皇时也是如此轻松。这对我而言，仿佛就触摸到了历史本身。与威尔金斯家族的交往，激励我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所提高。
可当我们一谈到政治话题时，就会有分歧甚至对立。那时，我强烈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很像共和党的一员；威尔金斯一家则是坚定的民主党，与南方的名门望族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刚进到威尔金斯家的客厅，就发现他们在激烈地讨论着一次貌似可怕的事件——威尔金斯太太的孙子达拉斯，在西点军校被要求与黑人紧挨着坐。
威尔金斯太太问我：“你有听过这样的事吗？那是不是很丢人？黑人竟然被允许进西点军校！”
“哦，太太，”我说，“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都有呢，他们中有一些还被允许进入天堂！”
客厅顿时一阵沉默，而后威尔金斯太太郑重地说：“卡内基先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威尔金斯太太曾为我亲手织了一条阿富汗毛毯，但在圣诞之前从未向我提起过。那条毛毯我是在纽约收到的，里面还有一张写满祝福的贺卡。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虽然常向外人炫耀，却从未用过——它如此神圣，必须好好儿珍藏。
在匹兹堡，我还幸运地结识了莱拉·埃迪森，刚刚过世的埃迪森医生的天才女儿。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值得我在此满怀感激地记下来。莱拉曾留学欧洲，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都说得像英语一样流利。跟他们交往，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自己与高学历者之间难以描述的鸿沟。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因此疏远，我获得了另一种友谊。
埃迪森小姐有一次说，如果我确实与众不同的话，那即便我是块璞玉，她也要对我精心打磨。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苛刻严厉的老师。在她的引导下，我开始阅读英国古典文学，那巨大的读书热情保留至今；我也开始让自己在言谈举止方面更为绅士，更谦逊、更有礼貌——一句话，更好地表现自己。在那之前，我并不在意着装，经常以所谓男子汉的形象示人：靴子笨重，衣服粗糙，领子松垮，对那些花花公子抱以鄙视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公司来了个戴手套的绅士，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嘲讽的对象。在荷姆坞，在埃迪森一家的帮助下，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