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其最早的发源地正是华夏历史上春秋时期即为人所熟知的越国。从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到巨擘范蠡的商界奇才，这两个人物赋予了越地鲜明的性格色彩与游刃智慧。而程朱理学和事功之学，则为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重商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第一节风云浙商孕于越土
浙商，指在浙江出生的商人。浙江这片灵秀的土地孕育和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商海儿女，而这一切，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越地文明。
浙江古时称为瓯越，即孔子所称要用中原礼乐文化教化的蛮夷之地。然而正因地偏一隅，山海阻隔，这里的文化得以远离封建大一统思想中心的牵制而别开生面。
浙江先民注重文化为国计民生服务，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长期从事经商活动。西周末春秋初，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工商业也日益繁荣。乱世新开，百家争鸣，哲人能臣经商治世者甚多。
在回顾古越国的历史时，我们很难规避两个名字，他们不但创造了越国新的历史，而且深深地影响了越地的区域文化，他们就是勾践和范蠡。
勾践原型
浙江曾是古代越国的所在地，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在范蠡等谋臣的帮助下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
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用10年培养创造大量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再用10年反复研究国家政务以及人口素质普及，大胆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
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其实，一直支撑勾践完成伟业的一个很现实、也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复仇，一雪前耻。这对贫苦出身的浙商们来说也一样，在他们看来，贫苦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急迫心情有如勾践强烈的复仇欲望一般。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非常醒目，上面写着“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勾践成就其伟业的人格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像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摆脱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蔚为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其次，勾践在吴国期间，不但身陷囹圄，更被迫当吴王的马夫，在这样极大的身份转变与侮辱中，勾践不但没有灰心丧志，反而燃起斗志，积极争取回国的机会，为此，甚至不惜为病中的吴王“尝粪卜疾”以取悦他，这种头脑灵活，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变通精神也一样深深地影响着浙江商人。浙江人做生意大多是走南闯北，走遍千山万水，但又不单纯靠脚；说尽千言万语，也不单纯靠嘴，更是靠头脑，想尽千方百计。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40万温州农民遍布全国各地跑供销和做手艺。浙商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建立广泛的商业网络，不仅如此，他们做生意往往不是单干，而是带上亲戚朋友、老乡和同事，自然就形成一个个商业群体，造成一种种商业态势。
回国后的勾践洗心革面，立志雪耻。他不但卧薪尝胆以告诫自己不可忘记耻辱，同时亲自带领夫人参加农业耕作，这样谦虚、勤奋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民，以至于越人多以勤奋著称，而时至今日，名噪一时的浙江商人身上也大多贴着这样的标签，而“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同样揭示了他们成功的秘诀。浙江商人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陶朱遗风
范蠡，字少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范蠡作为越国重臣，曾经是“吴越春秋”政治表演的主角之一。在辅佐勾践成功地复国并战胜吴国之后，范蠡毅然离开政治旋涡，随后改名陶朱，以商人身份取得经济成就，被后世的商人拜为商圣，史称陶朱公。
范蠡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其生于楚国，而他人生最大的政治成就却来自越国。史书记载，范蠡有勇有谋，能文善武，在越王被拘于吴国时，他全力周旋，终营救越王回国。之后，更向越王勾践提出“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方针，即前10年准备，努力充实发展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后10年则着重在精神教育，完全重新开始，以最务实的方法增强国力。在此之上，范蠡还着力于解决经济、文化、外交、人口增长等问题，终于在公元前473年，帮助越王勾践将吴国一举击破，成就了他和勾践个人政治生涯的千秋伟业。
范蠡被尊为中国商人的始祖，留在绍兴的遗址甚多，而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则流传不息。陶朱公创立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后来均被浙江商界视作商业道德和准则。但是，陶朱公对后世浙江人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其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陶朱公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给后世浙江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实现人生价值并非只有官场一途，商场的奋斗也能实现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观激励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为荣。选择经商，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浙江人的一种自觉。
范蠡一生自强不息，从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居商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这样的成功无法不让人注目，其经商的方式方法也引得后世浙商们纷纷效仿。究其商业成功的原因，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1.窥探先机
在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体制已经被突破，自由经营的商人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想获利，就必须探索市场行情信息，及时了解商品供求和价格变化。
而范蠡就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商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他在经商中，不仅根据时令而改变，而且充分掌握未来的产品趋势，进而抢占市场，从而牢牢把握经营的主动权。
范蠡根据天时的变化及其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变化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经营。他认为：丰年歉年，旱年涝年，大丰年和大灾年，其活动变化，均有它的规律，只要预知来年的水旱丰歉，就能预测到商品供求变化的趋势，窥其行机，做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丰年收进，旱荒出售。这样，自然能从商品货币的转换中取利。
2.掌握物价规律
范蠡深知货物的贱贵是会有反复的。“谛审察阴阳消息，观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毕”。“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它清晰地表明了物极必反这一道理，并且充分地证明了市场规律是可逆的。
他运用“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观点经商，无疑会在贱买贵卖经营中获得大利。范蠡的“贱买贵卖”论，已初步接触到商品价值本身了，或者说已运用价值规律经商了。
“贵贱反复”论，不仅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价格的变动受供求的影响，而且也认识到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反过来又影响商品的供求。由此可见范蠡聪慧的商业头脑。
3.信誉取胜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私营个体手工业大量兴起以后，范蠡提出“务完物”的口号，即是要求对商品必要求质高货真。
他强调储藏货物要完好，禁止自己的商号贩卖或储藏已经腐败变质的食物，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在生意场上，范蠡除了“任时”，又讲“择人”。而这里的“择人”除了雇佣劳动力之外，还包括进货商，他认为，在确定经营目标后，应选择产品质量好的产地和生产厂家去进货。这样，就能以质取胜，信誉昭著，取信于民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4.薄利多销
范蠡认为，不管是薄利，还是“无敢居贵”，都是为了“多销”，而多销又坚持薄利，可以加速经济的周转，也就是使流动资金灵活了。
经营者以“薄利”的谋略，达到了“多销”的目标，实现了获大利的目的。范蠡在经商中主张“无敢居贵”，即不谋取高额之利，仅仅去追求利润中的最少利润，这是非常可贵的商业道德。
他在买卖中，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扩大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
他主张钱币应该像水一样迅速的流通，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同量的资本在同一周期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因此，范蠡是“无敢居贵”、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典范。
5.合作经营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范蠡买马的故事。范蠡在吴越生活了数十年，深知那里需要好马。而在北方收购马匹并不是难事，南北两地马的价钱也相差悬殊，这肯定是一个赚大钱的买卖。但问题在于，马匹的运输很困难，千里迢迢，运输费用高不说，路上盗匪也极多，给这桩生意增添了无数的风险。经多方考察，范蠡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叫姜子盾的巨商，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早已买通了沿途匪人，他的货物畅通无阻。于是，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姜子盾所居城邑的正门。大意是：本人新组建一个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赚了一大笔钱。
6.仗义疏财
范蠡在经商的19年之中，曾经三次在大灾荒时一掷千金，多次疏财济人，无愧于“富为行其德者”的赞语。范蠡是见于史籍最早的一位富而好德、行善分财的诚贾、良商。他的取利守义，诚信经商，仗义疏财，不仅没有影响其经营，反而为自己赢得了好的名誉，打造了品牌，得到了百姓的信赖，经营越来越好，财富越积越多，由“千金”而至“巨万”。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为官的，都在他的思想库中汲取健康的营养，为商为政服务。
第二节文哲底蕴儒商之始
自古浙商便有“儒商”的称号，这里的“儒”并不仅仅是指浙江商人为人和气，本分经营，更多的是指浙江商人的“文化”。
孔子高徒子贡善贾，是儒商说法的源头。西汉王充在《论衡》有“实知”篇“知实”篇中提出“实事疾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等命题，充实了务实经世的文化内容；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邻、李延赤、张支信等往返于日本与宁波、温州之间，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浙商活跃在国际经营领域的身影。
浙江商人做生意，自古讲究的是“以民为本”，即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卖什么，所从事的行业大多都是自己熟悉的产业，从不“跟风”行动。
这些对浙江商人影响至深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到宋代永嘉的事功学派，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浙东学派”与“功利之学”。
文化是体现人的本质、由人的后天活动所创造的一切存在物。主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被社会全体成员接受的文化；亚文化是不与主文化相冲突的、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流行的文化。浙商文化就是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在其核心层面的价值观、哲学——浙东学派的影响、支配下形成的。
浙东学派最早发源于宋朝，讲起宋朝的文化发展，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当时的主流文化——“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
程朱理学由于推崇封建统治，存天理灭人欲，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广，然而，一支标榜着“事功之学”、“经世致用”的程朱理学的反对学派却在浙江地区悄然兴起，而其影响对于当时的浙江商业发展乃至当今社会商业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就是后世所称的浙东学派。这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一场“反主流”的文化之争，其在文化界的地位，无异于今日的“另类摇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