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经济新生的时代。在计划经济逐渐淡出舞台之时，浙江商人早已进入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和看似没有规律的发展模式，一切都显得那么“草根”。然而，谁又能料到，正是春风吹又生的“草根经济”锤炼出了三代新浙商，并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一棵参天大树。
第一节改革开放取得先机
有人曾这样概括改革开发后的浙商发展史：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浙商在外“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到90年代，开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村”、“义乌路”、“台州街”等，并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2000年后，“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如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现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浙商”这个名字是以地缘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看，还可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指兴盛于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老浙商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商帮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战争和社会巨变以后，迅速走向衰败。与其他商帮不同的，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够继续其在商业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时隔30年后，老浙商迎来了它的继承人——新浙商。新浙商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盛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可以说，今天叱咤风云的“新浙商”正是从改革开发时期开始崛起的。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后人尽管具有敢为人先的豪迈勇气，却并没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徽商群体。相反，一向生性柔和、为人低调的浙江人，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并在人数、商业活动范围、经营产品种类、创造财富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老浙商。
其实，浙江省在中国只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改革开放后，国家并没有给浙江特殊政策。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区域发展现代经济，客观条件并不十分理想。但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浙江省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1978年浙江省的GDP只有123.7亿元，到2007年浙江的GDP是18640亿元，增幅达到150倍以上。浙江的人均GDP在1978年只有331元，而到2007年有37100多元，在全国排列第四。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在全国排在第三位；2008年一季度，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北京，位于全国第二。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浙商成为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
正是从极小处着眼，从零做起的浙江游商，在把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的同时，精心编织起了一张张辐射全国的销售网。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出现了，浙江成为全国日用小商品、轻纺及机械加工产品的物流基地，年物流超过百亿元的市场比比皆是，流通带动了乡土企业的成长，而市场与企业的两轮驱动，则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积累，这样的演进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在这以后，从流通中赚取到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沉淀到了实业之中。
之后，浙商们又逐渐形成了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品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浙商为何能崛起？这离不开他们所拥有的三个有利因素：人力、文化和环境。
第一，在资源短缺的浙江省创造商业财富，相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但是，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出身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都是农民出身。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此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蜕变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商人，绝大部分出生在垄上。
然而，全国八九亿农民，为什么唯独浙江农民能够顺利地蜕变为商人呢？同样是农民，同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浙江农民的独特因子在哪里？这里应该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浙江地处沿海，特别是富裕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海外交流，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营养；二是浙江人的性格，非常适应商业文化，务实、机敏、重利、不满足、求创新、讲合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国民性格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浙江的地域文化是浙商成长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第三，是浙江地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创业环境。为何只有浙江的企业才“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呢？这与浙江各地历届党委、政府以不争论的态度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无为而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以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很有关系。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几万以及在这根链条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乘数的商家来说，如果当初没有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就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
20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最年轻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那么，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又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业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在浙江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
善于“无中生有”和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敢为人先，敏锐捕捉市场商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于追逐市场并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市场，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锻炼和成就浙商群体的大熔炉。浙商就是一批善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形”里作出决策、争取利润的人。
第二节草根崛起财富符号
在装修精致的传化集团总部的企业展厅里，一口其貌不扬的粗瓷大土缸分外扎眼，这是传化集团的“吉祥物”。22年前，徐冠巨和他的父亲徐传化就是在这口缸里手工调制液体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当时，51岁的父亲徐传化因为原先供职的一家小磷肥厂倒闭而下岗，25岁的徐冠巨因患病从附近一家乡镇企业回家，家里因治病而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他们借了2000块钱，在家庭作坊里配制液体皂，然后用自行车驮着走街串巷地去叫卖。
而如今，传化集团2007年全年实现工业和服务业总收入103.7亿元，利润9.47亿元，上缴税金6.5亿元，人均纳税超13万元，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39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84位，中国品牌500强第99位。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则成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由私营企业家出任上述职务，在全国也不多见，成为各界公认的著名的浙商代表人物。
把苦难化作财富
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16岁的男孩坐在一张矮矮的板凳上补鞋。冻得僵硬的手不听使唤，锋利的锥子扎进了手掌，血淌了出来，一阵揪心的疼。他用破报纸捂住伤口，继续为客人补鞋。鞋补完了，一笔生意成交，他挣到了一毛钱。几年以后，这个小鞋匠用一角一分攒起来的钱和伙伴开了个低压电器作坊。第一个月，他和同伴攥着赚来的钱，手心沁出汗滴，他们一共赚了35元。10多年后，这位小鞋匠成了亿万富翁，他就是正泰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南存辉。
这是南存辉的真实故事。回忆自己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南存辉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有谁会想到当年柳市路边的修鞋匠，而今正意气风发统领着正泰集团，成为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领军人物。
如果要给浙商群体设计一个LOGO，草根大概是最形象的标志。大多数知名浙商的创业起点都很低——以首届风云浙商评选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10位当选人，属于浙商群体中创业最早、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批。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出身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而农民出身的有7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7位，白手起家的9位。
鲁冠球，初中毕业打铁出身；宗庆后，43岁还在踩三轮车进货送货，卖的都是些2分钱的橡皮、6分钱的作业簿这些简单的学生用品；南存辉，15岁就开始走街串巷做补鞋匠；与南存辉同年的邱继宝两年后也做了南的同行，只不过邱继宝走得更远，他到东三省补鞋；冯根生，高小毕业后14岁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庞青年，放牛养牛20多年；陈爱莲，开过拖拉机；周成建，摆过地摊；郑胜涛，拉过板车；王振滔，做过木匠……这些当年的“草根”阶层，如今都像徐冠巨那样事业有成。创业快满40年的鲁冠球是当之无愧的常青树；宗庆后，已经连续十几年稳坐全国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一年利税就超过40亿元；南存辉，他经营的正泰集团名列全国民企500强前五位……战胜苦难和贫穷，是浙商们勇敢出击的最大动力。很多人只看到了成功者的财富符号，而实际上每个成功的浙商都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奋斗经历。绝大多数浙商在创业初期都挤过火车、站过汽车。车上没有座位，就睡椅子底下；旅馆没铺位，就在街边打地铺。他们辛辛苦苦地做别人不愿干或很少干的零活苦活，勤勤恳恳地卖一些别人不愿卖的廉价利薄的小商品，积小流以成江海，逐步实现创业资金的原始积累。
德万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曾提出一个饥渴理论。他说，因为浙江人多地少，大部分农民洗脚上岸，“有饭吃饭，有水喝水，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他认为这其实是浙江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浙江人实际上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苦出来的，穷的人不开心，闲的人不自在，所以个个都想创业，或许这正是“老板之乡”的最直接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