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是农民，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调查显示：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身的占了绝对多数。
浙商为什么起源于农村，来源于农民？一般有三种解释：一是人地矛盾导致的生存压力；二是计划经济边缘的控制力薄弱；三是工商文化传统的习俗、技能和人力资源储备。具体地说，因为农民的生存压力最大，而且农民率先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而计划经济网络控制在农村相对薄弱，自主商业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同时，传统工商业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
马云曾对一个创业人士说：别人可以拷贝我的模式，不能拷贝我的苦难，不能拷贝我不断往前的激情。“在创业初期，强烈的致富欲望是巨大动力。”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摆脱贫穷”的原动力，才促使其坚持不懈，并最终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
“草根”变“大树”
浙商的厉害，不在他的“高、大、全”，而是他的“低、小、散”。首先是他们的“低”，不仅仅是低调，“三无”起步的浙商，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其次是小，浙商的“身材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一直到2002年底才有一家年销售额超百亿的企业。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走的东西。这些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它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大家都能做”的小商品，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做不过温州人。
最后是浙商的“散”，也就是流动性和行业的广泛性。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者，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而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
按照西方学术观点看，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都远在中国同行之上的跨国公司，竟然只有三成的在华外资企业赢利；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三无”起步，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浙商的成功，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就是两个字——“匹配”。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
因为他们虽然“低级落后”，却符合中国的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们知道这个阶段什么样的最好，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最匹配。一旦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就能立刻由低向高走。
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有时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比如一个典型的浙江民营企业，一双空手开始起步时，小企业，小商品，保守的决策，甚至家族化，都是最优的选择。因为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民间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因此，并非草根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
如今，“草根经济”已成为温州经济的代名词，“草根经济”使浙江成为长三角经济圈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实，“草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得益于温州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温州模式下的纺织业、小商品业、手工业，这些产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到，但善于经商的温州人抢占了发展的先机。温州人说：“草根经济”尽管简单朴素、原始粗放，但实际上它才是真正完全市场经济的原初形态，其逐市寻机趋利的生存意识，会使“草根”长成草原，也会使草原长成森林。“草根经济”使温州从家庭作坊发展到村落经济、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区域产业集群，形成了独特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模式。
剖析浙商为什么厉害，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就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换言之，这些财富榜样，就在你身边，他们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
第三节传奇缔造：三代浙商的发展史
巴尔扎克曾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换血。而商人，也是一样。
从最初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再到如今的繁荣规范的商业市场，浙江商人恰恰经历了三代的变迁，在变迁中，他们经历过历史的重重考验。最终，锻造出了新一代的浙商，他们擅长学习、创新和资源的整合；他们不再是简单传统的创业者，从一定层面上讲，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关注自主创新、产业链条的规模效应、企业品牌的建设以及商业模式的定位，他们有着重组商业格局的前沿理念，同时也秉承了传统浙商务实勤奋的商业作风。
就是这样一群新的浙江商人，带着他们独特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文化，冲击着全球的市场……新浙商第一代：崛起的一代改革开放有如一阵春风吹入了神州大地，对我国近代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商人，而在这些商人中，浙江商人的表现是令人瞩目的，大家都是知道，浙江人多地少，所以很难发展第一产业，生活条件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
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因为“穷”，所以才“逼”得一群浙江人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这群年轻的浙商，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新浙商的第一代，同时，也是“三无”的一代，无资本，无技术，无市场。这样窘迫的环境，就注定了他们成为了纯粹的“市场动物”，即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
甚至有人戏称，这些浙商就像是金庸笔下的“丐帮”，这显然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新浙商第一代大多出身贫寒，鲁冠球是打铁匠，南存辉是修鞋匠，郑坚江是修理工，李如成是农民……至今，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当时是穷得没办法才去经商的。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低起点，苦出身，才使得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