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臣甯越对总司令孔青说:“可惜了,我们应该把尸体还给他们。战车、兵甲这些装备是在战斗中消耗掉的,而府库里的钱却会在安葬尸体中消耗掉。”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厚葬”的观念,是役齐国人战死两万多人,这在战国初期可谓是大数目。甯越想利用齐兵尸体来作文章,让齐国的钱财在“厚葬”的传统下烧光。这便是经济战,这便是超限战!由此看来,墨子提出“节葬”的主张,确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人员伤亡也随之增多,一味坚持“厚葬”的主张,最终只能让对手有机可乘罢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地消失,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做经济战争的筹码,这并非仁义之道。
廪丘一役的胜利,证实了魏斯的理论,只要三晋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齐国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可是魏斯并不想就此停手。尽管齐军损失了两万人与两千辆战车,但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这种损失还是可以承受得起,只要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很快还会东山再起。对落水狗就得痛打,不然它游上岸后还得咬人。压制齐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趁热打铁,尽快发动新一轮的攻势。
但是不要忘了,齐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特殊在哪里呢?原来西周成立之初,周王室给了齐国特殊权力,若有其他诸侯国不听王命者,齐国都可以征伐。魏斯继承了春秋时代的“霸主”思维:在政治上要掌握主动权,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虽说到了战国,周天子真的是一个子都不值,可是对付齐这样的大国,扛出“王命”的旗帜,还是可以吓唬人,可以威慑其他诸侯。
于是魏斯略施小计,从周天子那里“申请”来了一张王命。被高高架在空中的周威烈王自然“义正词严”地发布一道王命,“命令”魏、赵、韩讨伐齐国。三家掌门人魏斯、韩虔、赵籍假惺惺地欣然领旨,于是乎三晋兵团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方挺进。
不得不说,三晋兵团的战斗力真不是吹出来的,无论在战术水平还是在将士的素质上,都比齐国高出一截。齐国人的自信心在攻势凌厉的三晋联军压迫下荡然无存,西部的长城形同虚设,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这里我们看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一种新的防御手段出现了,便是修筑长城。齐国的这段长城,西起防门(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是战国时代较早的长城。但是这道貌似坚固的防御体系,却阻挡不住三晋的隆隆战车。
这一年是公元前404年,继上一年廪丘惨败后,齐国人再吞苦果。事实证明了魏斯的远见卓识。他挂羊头卖狗肉,高举“王命”的旗帜征伐齐国,凯旋归来后,又到周王室领地内搞了一个盛大的献俘仪式,为周天子挣足了面子。那么魏斯能从傀儡天子那里得到什么呢?
回报是丰盛的。周威烈王封魏斯为上卿,这只是个开端罢了。
魏斯、韩虔、赵籍所谋求的,乃是获得诸侯的权利。其实晋国早已经一裂为三,赵、韩、魏三足鼎立,势力强大,有国家之实,却无诸侯之名。原来还差一道程序的认定,诸侯之名必须要由天子册封。可是从周朝的礼法来看,赵氏、韩氏、魏氏以臣子的身份却凌驾于君主之上,显然是乱臣贼子,大乱礼法,这种人怎么可以册封为诸侯呢?
周天子试图维持住最后的底线,可是却禁不住三家软硬兼施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低下高贵的头颅,正式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韩虔就是韩景侯,赵籍就是赵烈侯。
对魏、赵、韩三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从卿大夫一跃而成诸侯。他们终于与晋国划清了界线,不再是晋国的一部分,而是崭新的国家。当然,晋国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只是它再也不是那个曾令对手胆战心惊的国家,而是沦为不起眼、只有几处破屋遮风避雨的穷诸侯了。曾经雄震天下的晋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沉了,在低声下气半个世纪后,于公元前349年最终走向灭亡。
传统的儒家史学认为,赵、韩、魏三家身为臣子,竟然剖分晋国,君君臣臣的政治体系完全被破坏。在这种纲常散坏的情况下,周天子封三家为诸侯,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合法性,使得君臣之礼完全崩溃。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疾首地说:“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把战国时代的祸乱归结于周天子自毁纲纪。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传统史观的结论太简单了,只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似乎周天子不承认三晋诸侯,周王室就可以走向复兴似的。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周天子,比起春秋时代更加羸弱,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所谓的“册立诸侯”,无非是对既存事实的承认罢了。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个变局是全方位的,绝不可能依靠过去的经验来解决新的问题,变革是必须的,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春秋时代诸侯的权柄落入卿大夫之手,三家分晋意味着旧的诸侯制解体,新的诸侯制兴起。由卿大夫篡夺君位而来的新诸侯,自然有自己的经验为戒,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中,不得与臣下分享。独裁制度由是兴起,战国时代,便是贵族政体向君主独裁政体转变的阶段,到最后演变为皇权制度,并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魏、赵、韩三家的独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475年知瑶上台到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知氏家族被消灭,晋国被赵、韩、魏三氏所控制;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452年到公元前433年,晋侯反朝三家,象征着晋国被三卿瓜分;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432年到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封三家为诸侯,宣告三个国家完全从晋国脱离出来。
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晋国的变局直接影响天下诸侯强弱格局。
三家一同被册封为诸侯,皆大欢喜。可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又不容乐观。在三个新兴国家中,赵国的地理位置最好,位于北面,而北边没有强大的军事集团与之对垒;地理位置最差的是魏国,魏国北有赵国、南有韩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东南与楚国接壤。在战国七雄中,它与五雄为邻,是典型的夹心饼干类型的国家。这种地理位置有点类似于近代欧洲的德国,必须为拓展生存空间而奋斗。
一个潜在的危险悄悄地威胁着三晋,各自封侯后,三晋还能有一种向心力吗?能不能维持兄弟般的情谊与团结呢?由于历史的惯性,短暂的团结是有可能的,长期的团结绝无可能,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可避免有矛盾与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矛盾与冲突将更加尖锐化,最终导致化友为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没有永远的兄亲。
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只有使自己更壮、更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放眼未来,危机重重,新的形势必须要有新的思维,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一切都围绕这四个字来进行。富国强兵与人才关系息息相关,在战国初期,魏国人才最为鼎盛,下面,我们来说说新三国的一些著名人物的故事。
三魏文侯的幕僚们
魏斯在去世后被谥为“魏文侯”,从这个谥号中可以看出他在文治上的成就甚至超过其武功。他尊孔子高徒子夏为师,与著名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亦师亦友,成为一段佳话。在这三位贤人中,对魏斯影响最大的当属田子方。
在《庄子》一书中有一篇《田子方》,称田子方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东郭顺,但《吕氏春秋》中却称他是孔子高徒子贡的学生。田子方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些怪才,魏文侯非常敬重他,魏国太子魏击也对同样敬重他。
有一回,太子魏击出门,坐在马车上不经意地张望,正巧看到田子方在路上瞎溜达,他赶紧停车,从车上下来,向田子方下拜。田子方只是“嗯”了一声,并不还礼,大摇大摆就要离开。这时魏击自尊心受打击了,他“腾”地蹿起来,抓住田子方的手质问说:“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你一个穷酸鬼,我尊重你,你还跟我摆臭架子——太子心里不舒服。“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田子方对魏击就是当头一棒,他接着说道:“国君骄人就丢了国,大夫骄人就丢了家,丢了国就再没有国了,丢了家就再没有家了。像我们这样贫贱的人,本来就没什么好丢的,说的话不被采纳,做的事不合人意,就卷铺走人了,走到哪里顶多还是贫贱两字啊,没啥可丢了。”
明白了吧,原来穷人是跌无可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富贵者高高在上,上涨空间有限,下跌空间无穷,这种感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什么好牛的呢?有什么好骄纵的呢?
魏击听了后若有所悟,赶紧向田方子道歉。有一回,魏文侯请田子方喝酒,乐师在一旁伴奏。这位魏国君主果然儒雅,不仅雄才大略,还精通音律,他听得乐师的伴奏有点走调了,不由得脱口而出:“钟声不对头啊,左边的声音高了点。”田子方笑了一下,没吭声,但却被魏文侯看在眼里。
“你笑什么?”显然,田子方这一笑并非善意的微笑,而是带有讥笑的神情,难怪魏文侯要逼问。问了就得答,田子方回话说:“我听说,君主只要知道乐官就行了,不需要知道乐音。现在您这么了解乐音,就会忽视乐官了。”言下之意,乐师弹得怎么样,自有乐官去管,你作为君主,责任是管理百官,包括乐官在内,而不是评点音乐。
田子方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启发魏文侯,有点像后世的禅师,言谈中总是暗藏机锋。
李悝是魏文侯时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上,有时又称他为李克,他也是孔门高徒子夏的学生,文武双全。翟璜知道李悝很有本事,当时魏文侯攻下中山后,想派一位能干的人去镇守,翟璜便推荐李悝前往。中山这个地方是不好治理的,原因有二:第一,这里的居民多为狄人,也就是蛮族部落,虽然在文化上基本上华夏化了,但野蛮的性情仍存;第二,中山被魏所灭后,成为一块飞地,与魏国本土并不接壤,在管理上难度很大。但是李悝不负使命,把中山治理得井井有条,故而深得魏文侯的信任。
魏文侯想要提拔一人为宰相,他有两个人选,一个是魏成,一个是翟璜,哪个比较合适呢?魏文侯举棋不定,便找来李悝,听听他的意见。
当时李悝的地位不及魏成与翟璜,他便以“卑不谋尊”为由,拒绝发表意见。魏文侯坚持道:“你不要耍滑头,说说你的看法吧。”
但李悝终究还是比较滑头,没有明说,却拐弯抹角地说:“其实哪个人比较适合当宰相,是容易看出来的,只是主公没有明察罢了。只要考察以下五个方面,就能分出两人的优劣了:第一,他平日亲近的是什么人;第二,他有了钱后会给什么人;第三,飞黄腾达后,他举荐了什么人才;第四,穷困时看他会不会做出不仁之事;第五,贫贱时看他会不会接受不义之财。”
听到这里,魏文侯已经心里有数了,便说道:“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先生请回吧。”这就叫心照不宣。从宫里出来后,埋伏在宫外的翟璜已等待多时了,他迫不及待地问道:“听说主上召你进宫询问宰相的人选,结果出来没有呢?”翟璜与田子方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翟璜可不想当什么贫贱的人,他努力地向上爬,要出人头地,要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翟璜心想,李悝可是自己一手提拔出来的人,怎么的也得在魏文侯面前美言几句,说说自己的好话吧。可是李悝据实回话说:“宰相的人选是魏成。”魏成!有没有听错啊?翟璜忿然作色道:“魏成有什么本事,我先后举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与你,这些大伙儿都看得着的,我哪点比不上魏成呢?”言下之意,颇怪李悝没有在主上面前全力为自己说好话,有负他的推荐之恩。李悝回答道:“当初您推荐我镇守中山,难道是为了拉拢我,目的是为了往上爬吗?没错,主上是向我询问宰相的合适人选,我只是据实回答。魏成有千钟食禄,只留一成给家人,其余九成用于接济天下贤士,请问您做得到吗?魏成向主上举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都成了主上的老师,而您举荐的五个人,包括我在内,只是成为下属,从这点看,您怎么跟魏成相比呢?”
这番话,把翟璜说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羞得无言以对,他一直自认为是贤士达人,不想被李悝这么一说,反倒是小人一个了。他惭愧地对李悝说:“哎呀,我真是乡村鄙人啊,不该跟您说那种话,愿意成为先生的弟子。”
说来这个翟璜也是魏文侯时贤人之一,知错能改,认错态度好,倒不失为正直之人。
这件事证明了李悝心胸坦荡,绝不营私结党。魏文侯对他刮目相看,若干年后,李悝升任魏相,大力改革内政,成为战国时代变法的先驱人物之一。
为什么要变法呢?魏国的政治延续了晋国的制度,但晋国的倾覆已经证明其制度有着巨大的缺陷,倘若不改革,魏国将步晋国的后尘。在晋国的政治制度中,卿大夫代代世袭,几大家族轮流执政,君主被架空权力。魏文侯是“世卿制度”的受益者,所以他心里最明白,这种制度对君主是不利的,容易大权旁落。作为新的君主,他得未雨绸缪,避免遭遇晋国君主那样悲惨的下场,要牢牢把握大权,限制世卿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