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臣甯越对总司令孔青说：“可惜了，我们应该把尸体还给他们。战车、兵甲这些装备是在战斗中消耗掉的，而府库里的钱却会在安葬尸体中消耗掉。”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厚葬”的观念，是役齐国人战死两万多人，这在战国初期可谓是大数目。甯越想利用齐兵尸体来作文章，让齐国的钱财在“厚葬”的传统下烧光。这便是经济战，这便是超限战！由此看来，墨子提出“节葬”的主张，确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人员伤亡也随之增多，一味坚持“厚葬”的主张，最终只能让对手有机可乘罢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地消失，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做经济战争的筹码，这并非仁义之道。
廪丘一役的胜利，证实了魏斯的理论，只要三晋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齐国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可是魏斯并不想就此停手。尽管齐军损失了两万人与两千辆战车，但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这种损失还是可以承受得起，只要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很快还会东山再起。对落水狗就得痛打，不然它游上岸后还得咬人。压制齐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趁热打铁，尽快发动新一轮的攻势。
但是不要忘了，齐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特殊在哪里呢？原来西周成立之初，周王室给了齐国特殊权力，若有其他诸侯国不听王命者，齐国都可以征伐。魏斯继承了春秋时代的“霸主”思维：在政治上要掌握主动权，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虽说到了战国，周天子真的是一个子都不值，可是对付齐这样的大国，扛出“王命”的旗帜，还是可以吓唬人，可以威慑其他诸侯。
于是魏斯略施小计，从周天子那里“申请”来了一张王命。被高高架在空中的周威烈王自然“义正词严”地发布一道王命，“命令”魏、赵、韩讨伐齐国。三家掌门人魏斯、韩虔、赵籍假惺惺地欣然领旨，于是乎三晋兵团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方挺进。
不得不说，三晋兵团的战斗力真不是吹出来的，无论在战术水平还是在将士的素质上，都比齐国高出一截。齐国人的自信心在攻势凌厉的三晋联军压迫下荡然无存，西部的长城形同虚设，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这里我们看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一种新的防御手段出现了，便是修筑长城。齐国的这段长城，西起防门（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是战国时代较早的长城。但是这道貌似坚固的防御体系，却阻挡不住三晋的隆隆战车。
这一年是公元前404年，继上一年廪丘惨败后，齐国人再吞苦果。事实证明了魏斯的远见卓识。他挂羊头卖狗肉，高举“王命”的旗帜征伐齐国，凯旋归来后，又到周王室领地内搞了一个盛大的献俘仪式，为周天子挣足了面子。那么魏斯能从傀儡天子那里得到什么呢？
回报是丰盛的。周威烈王封魏斯为上卿，这只是个开端罢了。
魏斯、韩虔、赵籍所谋求的，乃是获得诸侯的权利。其实晋国早已经一裂为三，赵、韩、魏三足鼎立，势力强大，有国家之实，却无诸侯之名。原来还差一道程序的认定，诸侯之名必须要由天子册封。可是从周朝的礼法来看，赵氏、韩氏、魏氏以臣子的身份却凌驾于君主之上，显然是乱臣贼子，大乱礼法，这种人怎么可以册封为诸侯呢？
周天子试图维持住最后的底线，可是却禁不住三家软硬兼施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低下高贵的头颅，正式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韩虔就是韩景侯，赵籍就是赵烈侯。
对魏、赵、韩三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从卿大夫一跃而成诸侯。他们终于与晋国划清了界线，不再是晋国的一部分，而是崭新的国家。当然，晋国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只是它再也不是那个曾令对手胆战心惊的国家，而是沦为不起眼、只有几处破屋遮风避雨的穷诸侯了。曾经雄震天下的晋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沉了，在低声下气半个世纪后，于公元前349年最终走向灭亡。
传统的儒家史学认为，赵、韩、魏三家身为臣子，竟然剖分晋国，君君臣臣的政治体系完全被破坏。在这种纲常散坏的情况下，周天子封三家为诸侯，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合法性，使得君臣之礼完全崩溃。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疾首地说：“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把战国时代的祸乱归结于周天子自毁纲纪。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传统史观的结论太简单了，只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似乎周天子不承认三晋诸侯，周王室就可以走向复兴似的。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周天子，比起春秋时代更加羸弱，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所谓的“册立诸侯”，无非是对既存事实的承认罢了。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个变局是全方位的，绝不可能依靠过去的经验来解决新的问题，变革是必须的，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春秋时代诸侯的权柄落入卿大夫之手，三家分晋意味着旧的诸侯制解体，新的诸侯制兴起。由卿大夫篡夺君位而来的新诸侯，自然有自己的经验为戒，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中，不得与臣下分享。独裁制度由是兴起，战国时代，便是贵族政体向君主独裁政体转变的阶段，到最后演变为皇权制度，并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魏、赵、韩三家的独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475年知瑶上台到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知氏家族被消灭，晋国被赵、韩、魏三氏所控制；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452年到公元前433年，晋侯反朝三家，象征着晋国被三卿瓜分；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432年到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封三家为诸侯，宣告三个国家完全从晋国脱离出来。
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晋国的变局直接影响天下诸侯强弱格局。
三家一同被册封为诸侯，皆大欢喜。可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又不容乐观。在三个新兴国家中，赵国的地理位置最好，位于北面，而北边没有强大的军事集团与之对垒；地理位置最差的是魏国，魏国北有赵国、南有韩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东南与楚国接壤。在战国七雄中，它与五雄为邻，是典型的夹心饼干类型的国家。这种地理位置有点类似于近代欧洲的德国，必须为拓展生存空间而奋斗。
一个潜在的危险悄悄地威胁着三晋，各自封侯后，三晋还能有一种向心力吗？能不能维持兄弟般的情谊与团结呢？由于历史的惯性，短暂的团结是有可能的，长期的团结绝无可能，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可避免有矛盾与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矛盾与冲突将更加尖锐化，最终导致化友为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没有永远的兄亲。
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只有使自己更壮、更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放眼未来，危机重重，新的形势必须要有新的思维，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一切都围绕这四个字来进行。富国强兵与人才关系息息相关，在战国初期，魏国人才最为鼎盛，下面，我们来说说新三国的一些著名人物的故事。
三魏文侯的幕僚们
魏斯在去世后被谥为“魏文侯”，从这个谥号中可以看出他在文治上的成就甚至超过其武功。他尊孔子高徒子夏为师，与著名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亦师亦友，成为一段佳话。在这三位贤人中，对魏斯影响最大的当属田子方。
在《庄子》一书中有一篇《田子方》，称田子方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东郭顺，但《吕氏春秋》中却称他是孔子高徒子贡的学生。田子方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些怪才，魏文侯非常敬重他，魏国太子魏击也对同样敬重他。
有一回，太子魏击出门，坐在马车上不经意地张望，正巧看到田子方在路上瞎溜达，他赶紧停车，从车上下来，向田子方下拜。田子方只是“嗯”了一声，并不还礼，大摇大摆就要离开。这时魏击自尊心受打击了，他“腾”地蹿起来，抓住田子方的手质问说：“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你一个穷酸鬼，我尊重你，你还跟我摆臭架子——太子心里不舒服。“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田子方对魏击就是当头一棒，他接着说道：“国君骄人就丢了国，大夫骄人就丢了家，丢了国就再没有国了，丢了家就再没有家了。像我们这样贫贱的人，本来就没什么好丢的，说的话不被采纳，做的事不合人意，就卷铺走人了，走到哪里顶多还是贫贱两字啊，没啥可丢了。”
明白了吧，原来穷人是跌无可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富贵者高高在上，上涨空间有限，下跌空间无穷，这种感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什么好牛的呢？有什么好骄纵的呢？
魏击听了后若有所悟，赶紧向田方子道歉。有一回，魏文侯请田子方喝酒，乐师在一旁伴奏。这位魏国君主果然儒雅，不仅雄才大略，还精通音律，他听得乐师的伴奏有点走调了，不由得脱口而出：“钟声不对头啊，左边的声音高了点。”田子方笑了一下，没吭声，但却被魏文侯看在眼里。
“你笑什么？”显然，田子方这一笑并非善意的微笑，而是带有讥笑的神情，难怪魏文侯要逼问。问了就得答，田子方回话说：“我听说，君主只要知道乐官就行了，不需要知道乐音。现在您这么了解乐音，就会忽视乐官了。”言下之意，乐师弹得怎么样，自有乐官去管，你作为君主，责任是管理百官，包括乐官在内，而不是评点音乐。
田子方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启发魏文侯，有点像后世的禅师，言谈中总是暗藏机锋。
李悝是魏文侯时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上，有时又称他为李克，他也是孔门高徒子夏的学生，文武双全。翟璜知道李悝很有本事，当时魏文侯攻下中山后，想派一位能干的人去镇守，翟璜便推荐李悝前往。中山这个地方是不好治理的，原因有二：第一，这里的居民多为狄人，也就是蛮族部落，虽然在文化上基本上华夏化了，但野蛮的性情仍存；第二，中山被魏所灭后，成为一块飞地，与魏国本土并不接壤，在管理上难度很大。但是李悝不负使命，把中山治理得井井有条，故而深得魏文侯的信任。
魏文侯想要提拔一人为宰相，他有两个人选，一个是魏成，一个是翟璜，哪个比较合适呢？魏文侯举棋不定，便找来李悝，听听他的意见。
当时李悝的地位不及魏成与翟璜，他便以“卑不谋尊”为由，拒绝发表意见。魏文侯坚持道：“你不要耍滑头，说说你的看法吧。”
但李悝终究还是比较滑头，没有明说，却拐弯抹角地说：“其实哪个人比较适合当宰相，是容易看出来的，只是主公没有明察罢了。只要考察以下五个方面，就能分出两人的优劣了：第一，他平日亲近的是什么人；第二，他有了钱后会给什么人；第三，飞黄腾达后，他举荐了什么人才；第四，穷困时看他会不会做出不仁之事；第五，贫贱时看他会不会接受不义之财。”
听到这里，魏文侯已经心里有数了，便说道：“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先生请回吧。”这就叫心照不宣。从宫里出来后，埋伏在宫外的翟璜已等待多时了，他迫不及待地问道：“听说主上召你进宫询问宰相的人选，结果出来没有呢？”翟璜与田子方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翟璜可不想当什么贫贱的人，他努力地向上爬，要出人头地，要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翟璜心想，李悝可是自己一手提拔出来的人，怎么的也得在魏文侯面前美言几句，说说自己的好话吧。可是李悝据实回话说：“宰相的人选是魏成。”魏成！有没有听错啊？翟璜忿然作色道：“魏成有什么本事，我先后举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与你，这些大伙儿都看得着的，我哪点比不上魏成呢？”言下之意，颇怪李悝没有在主上面前全力为自己说好话，有负他的推荐之恩。李悝回答道：“当初您推荐我镇守中山，难道是为了拉拢我，目的是为了往上爬吗？没错，主上是向我询问宰相的合适人选，我只是据实回答。魏成有千钟食禄，只留一成给家人，其余九成用于接济天下贤士，请问您做得到吗？魏成向主上举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都成了主上的老师，而您举荐的五个人，包括我在内，只是成为下属，从这点看，您怎么跟魏成相比呢？”
这番话，把翟璜说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羞得无言以对，他一直自认为是贤士达人，不想被李悝这么一说，反倒是小人一个了。他惭愧地对李悝说：“哎呀，我真是乡村鄙人啊，不该跟您说那种话，愿意成为先生的弟子。”
说来这个翟璜也是魏文侯时贤人之一，知错能改，认错态度好，倒不失为正直之人。
这件事证明了李悝心胸坦荡，绝不营私结党。魏文侯对他刮目相看，若干年后，李悝升任魏相，大力改革内政，成为战国时代变法的先驱人物之一。
为什么要变法呢？魏国的政治延续了晋国的制度，但晋国的倾覆已经证明其制度有着巨大的缺陷，倘若不改革，魏国将步晋国的后尘。在晋国的政治制度中，卿大夫代代世袭，几大家族轮流执政，君主被架空权力。魏文侯是“世卿制度”的受益者，所以他心里最明白，这种制度对君主是不利的，容易大权旁落。作为新的君主，他得未雨绸缪，避免遭遇晋国君主那样悲惨的下场，要牢牢把握大权，限制世卿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