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惟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影像语言不仅是构筑自我的世界，一个脱离实际的自足的世界，同时也纪录外在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时间的流程。影像作为一种构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肖似性记号。影像作为一种符号化的现实，既可以揭示，也可以遮蔽现实，可以片面，也可以全面反映现实。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影像创造中，无限接近主体和客体的真。影像，从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美的体验的文本；从历史学上来讲，是一种历史切片和真实记录；从社会学上来讲，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影像蕴涵着多重的寓意，既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之镜，也是主体的心灵之镜，既是客观世界的折射同时也是主体心灵的投射，是让·米特里所言的"形成影像又等同于影像的那个特定事物的"客体化"感知"。因此有人对DV的意义，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解（彭吉象教授说："DV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讲，同样是满足了人们延续生命的幻想，满足了人们渴望再现完整现实的幻想，满足了人类以生抗死，与时间抗争进而征服时间，使生命永存的欲望。"）。
摄影（像）有两种用途，一是私人用途，即记录个人私生活的经历与影像。另一种是公众用途，即用来向大众传播一系列事件和信息。它成为一种人类对世界的记忆与遗忘的选择，其中既有一种由摄影者所反映的一个社会和时代的价值判断与道德选择，也有影像生产者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20世纪中国的活动影像生产中我们却发现了相当多的盲点。当我们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时，既可以看到标举民主与科学、以启蒙为己任的"五四"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左翼文学，为救亡鼓与呼的抗战文学，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文学，也可以看到新月派的诗歌，抒发个人性灵、描摹自我生存状态、呈现个人视角中社会人生的徐自摩、戴望舒、郁达夫、张恨水、周作人、林雨堂、沈从文的写作，这一切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园中异彩纷呈的一个重要成分。然而在中国活动影像体系的构建中，当我们关注五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新时期等一个个集体生产的大叙事的时候，小叙事的一环，个人话语、个人影像的一环是缺失的。而这恰好牵涉到中国影像生产的意义问题，它的代表性，它的真实性，它的价值，它的向度等等问题。作为外在与内在两种现实的构建工具，集体影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集体失忆（amnesia）"，这不能不说是件无奈而又悲哀的事情。可以说，个人影像的缺失，的确使我们疏离了历史的总体现实。
三、影像生产：一种文本建构与话语生产
影像生产，包括影视产品的前期拍摄、后期编辑制作的整个过程。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过，"我的对象只能是我本质力量的确证，……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进一步将生产视作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生产"也当作是人类借以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一面镜子，所谓"生产之镜"即由此而来。我们认为，影像生产同样也是我们认识自我和世界的一面镜子。
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改变了笛卡尔、康德的主体哲学所确立的"自我"，他认为这个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个神话、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象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影像生产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反映和参照，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个人影像生产作为一种符号生产，打断了传统的生产-消费的链条，在生产符号的同时，也在确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再生产主体。在传统的制片厂工业化生产中，主体或作者是虚置的"我们"，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是群体化的主体，个人化的主体是不存在的。而在个人影像生产中，影像生产让我们以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姿态面对生活，个体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找寻到生存的意义。正如DV青年张希希说，"每一次拍摄都会变成一种发现过程，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失去的东西。"
主体是在社会实践中，并通过社会实践而被建构、再造和改变的。"主体性不是人类个人的身份或个性，他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它不是天生的意识，而是后天获得的，主体性通过表达系统而建构起来"。影像生产即是一个较完善的表达系统和意指实践，它使用声像符码，传达关于一个特殊的人、事件或场景的影像意义，同时，在影像生产实践中，个体得以建构为主体。海德格尔说，"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人正是通过他的这种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因此而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中"。在影像生产中，生产者与对象均被带入其当下在场，从而将自身显示为在场状态。影像生产既发现世界也发现主体，即便在客观事件的记录中，同样也是一个主体世界的发现和再造过程、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像怀思曼，即便是纯客观记录物象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影像记录，也建构了其区别于过去自我的作为一个社会学者、视觉人类学者的主体形象，即马克思所言，"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类似体验，吴文光也有同感。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在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觉得不是在拍一种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们，甚至我是在拍摄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传。"
影像生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过程，是一个经由影像语言的意义生产和循环。纪录片《回到凤凰桥》的作者李红认为，"表达的过程应该是发现的过程，如果没有发现生活中本质的东西，你拍的东西永远只是纪录一个场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很多纪实的纪录片，看完了淡得象白开水"。发现的过程首先是一种体验的过程，即如柏格森所言，"把感觉自身放到空间去"。只有在我的知觉场中，我的影像生产的前后期制作的取舍才可能将场中的世界重新建构为我的世界，建构为"呈现给主体的世界"。所以在《回到凤凰桥》中，李红在"第一次见到了别人那么真实的生活"之前，首先是找到"一个体验的状态"。只有在体验中，才能"重新发现现象，重新发现他人和物体得以首先向我们呈现的活生生的体验层，处于初始状态的"我——他人——物体"系统"。通过影像生产，通过取景器，我们才可能"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世界才成为一个呈现给主体的世界。
"生产建构了信息"。眼中的世界只有在人的意识通过摄像（影）机镜头以及在后期编辑中的经验，才能成为现象学之中的"被给予物"，成为"关于某物的经验"的对象。影像的前期拍摄以及后期编辑，既是一个意向世界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每一个拍摄对象，在主体与客体的遭际中，都倾注着主体的意向，可以说，影像生产的历史就是一个个作者主体的精神发展史。尤其是个人影像，本身就是贯注生命的一个个文本。一些经个人阐释的历史事件，因为这种意向性的关联，而具有一种历史标本、一种时代截面的意义，组成了一部中国人的纪录观念史和作者的思想阐释史。
影像生产是一种表意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意义生产。在影像生产过程中，个人眼中观察到的世界最终得以被各种方式表述出来。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包含或提出它们本身的、固有的、单一的和内在的意义，因此意义仅仅通过语言来转换。意义是一种社会生产、一种实践。世界必须由人们生产出来意义，语言和符号化（symbolization）是生产意义的工具。"对于我们生存的世界，大众传媒的建构和个人的建构是不同的，话语方式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矿工、流浪者、民工等弱势和边缘群体，对于与农民导演周元强类似的村民自娱自乐日常生活的展现，摄像（影）机的视角、镜头的选择、剪辑、阐释方式是不同的，对于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人们的看法和评价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影像生产作为一种表述方式，就可以将这种多样性传递出来，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
理解和解释是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客观事物本身没有意义可言，只有当其作为理解者的理解对象时才获得某种意义。所以霍尔认为，"意义不再依赖于"事物如何成为"，而是依赖于事物如何被表意，这会导致，如我们所提到的，同样的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意。"影像生产就是一种对现实的理解方式，理解是主体存身于世的基本方式，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阐释。这种对现实的体验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阐释过程。在影像生产中，个人理解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努力。理解的生成性使理解在主观偏见中照亮自己的影像作品，并在作品中打上自己的印痕和主观性的痕迹。
在过去的官方和商业性的影像生产中，我们很少看到一部影像作品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表达个人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思考，在近百年的影像生产中，影像很少在国人手中到达过哲性诗学的层面（类似费穆的《小城之春》的作品寥若晨星）。可以说，在影像生产方面，我们有待深入的地方有很多。相形之下，扎根民间的大众影像更为强调主体的存在经验，强调主体把握现象呈现给我们的各种方式（取景角度、构图、立意等），以主体自己的观察作为直接依据，去描述个体经验中被忽略或以前没有机会尝试的体验和经验，从而得以在影像的层面表现主体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以前文字体验或肉眼观察所无从体验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客观世界，也不是一个主观世界，而是一个镜像中的世界，一个从周遭的世界到对象化的世界，一个主体投射的世界，一个取景器中的世界，一个最终还原于平面影像中的世界。
影像生产技术的进步，大众化和平民化，并非如霍克海默所言是"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相反，影像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哈贝马斯所宣称的"解放的意识形态"，使影像表述的权利从技术官僚、艺术特权阶层、社会精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成为大众个人表述的工具。梅洛-庞蒂曾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写到："视觉是经由目光的触摸"。当世界越来越为"仿像"所充斥，当我们沉迷在电子游戏、电脑动画、虚拟演播室等各种虚拟的景观中，在市场主义、消费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交相浸染之下，当我们叫嚣"重返自然"的时候，我们却不知用何种方式与自然交流，"触摸"真实生活，实现与大自然心贴心的感知与沟通，传递自我真实的体验。通过摄像（影）机的取景器，或者通过影像生产，我们对世界的知觉得以重塑，在对自然、个人和社会的真实感知中，感知的身体生产着并组织着意义的进程，我们得以"亲临着知识的诞生"和"主体"的构建，实现"理性意识的重新获得"。在认知、在所有理性、判断的实施之前，我们得以有自己个性化的感知经验存在，的确——如梅洛一庞蒂所言——"是必不可少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