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课上，老师讲《奥德赛》。老师说，人应当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做点“坏”事，尤其是女生，到了成家立业之后连做“坏”事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听了，点头。什么是坏事呢？就是在本该上课的时候因为春光大好而弃了书本奔出课堂，在街头骑着单车飞奔；就是从图书馆幽闭的一隅走出来，踏上去任何地方的火车，认识或不认识路，都开心地走着；就是毫无顾虑地放声大笑，不掩饰痛苦，快乐或忧伤都写在脸上；就是奔跑奔跑奔跑，在田野里或是暖阳下，和你觉得待在一起最舒服的人，享受短暂的宁静时光。
室友季青去了西班牙之后，再没有人在我面前迷惑人生，或者大谈关于哲学和未来的话题了。寝室里安静得骇人，夜夜幽暗而昏黄的灯光里总觉得有一种孤单落寞无以言说。就像你“培养”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或者恋人）突然走了。除了记忆，什么都没带走；除了记忆，什么都没留下。就是这分分合合，才有了世界上纷呈的故事，才有了欣赏故事的人、笑声和泪水。
寒假回家，鞭炮和礼花在窗外炸响，我在床上高烧不止。那是我第二次肆意的释放，第一次大概是初入大学。躺在床上的日子，视野里只有局促的小屋，还有窗上凝结的冰花。北方的寒冷留给我数不清的美丽的回忆，它们在我生命的最初的版图中铺展、融化又凝结。钟表滴滴答答，就如同我8岁时刚刚搬进来的样子，惬意而悠闲。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我甚至想，我可以做一个诗人或是作家了，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一支笔、几张纸就可以活过余生，了无遗憾。
我想起逝去的两个人来。一个是我家的邻居，另一个也是我家的邻居。
刘师傅，年轻时是电工。我从来没开口叫过他，从我8岁时搬进这栋楼开始。每次见，都只是点头微笑。我承认是我嘴拙，不喜欢叫不大认识的人叔叔或阿姨，只能点头、微笑。记得从前过年的时候，他常常领着小孙女出去放鞭炮；端午节，他到我们家帮忙包粽子，我依旧记得他蹲在地上，极认真地让水中雪白的江米在指间滑过的样子；家里灯坏了，他来帮忙修。每一次，他都不大说话，可是每一次，他都帮忙。这几年，因为抽烟又不运动，刘师傅衰老得很快。可是没想到，竟然在我回家的几个月前走了。肺癌晚期。
他肯定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12年里，他家的门对着我家的门。偶尔停电的时候还伸出头来相互寒暄几句。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的离开，我只觉得心头压着些什么。不想哭，也没有眼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这样存在着，他们在的时候你并未在意他的好；他们走后，才知道他们的分量。不是轻与重的差别，而是牵挂，还有心头泛起的丝丝暖意。
另一个人住在楼下。腿脚因为车祸不很灵便，年岁大了，就操着这栋楼的心。我只记得，下雪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蹒跚着，在门外扫雪。见了我，嘟囔着什么。因为言语模糊，我也极少分辨出他在讲什么，但我照例点头、微笑。我只记得考完大学后的一日他在楼梯口见了我，忽然称赞起我来。话不多，但是我听懂了。不久前，洗澡的时候，他不小心摔倒在浴室里，再没有醒过来。而他的离开，对我而言，只是少了一个冬天里扫着雪的身影。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可是我想念他的身影。
夏多布里昂在《意大利之旅》中写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是啊，每个人都拖带着一个世界，每个人的离开都带走了这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里的故事、故事中的喜怒哀乐。
（20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