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文中“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一句，揣测这尊金像或许是大月氏人所造，因避难东来，誓不返回犍陀罗，也或许汉僧所立，瞩望东方乡土。
据《佛国记》记载，中原僧人法显于晋隆安五年（401年）来于阗时，曾驻足于阗瞿摩帝大寺三个月，对于阗国佛教盛景记述甚详，大有身入佛境之感受，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西行取经僧人目的地已不旨在前往天竺，而将于阗之行当做目的地。其实，早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僧人朱士行便西涉流沙来到于阗，取得大乘教经本。当时，于阗小乘教和大乘教并行，朱士行遣派弟子送至洛阳的《放光般若经》，是中原所见到的早期大乘教经本。朱士行笃志大乘教，于八十岁圆寂于于阗，所谓“士行散形于于阗”，不如说在僧众的心目里，朱士行修得佛家正果，已升入佛国于阗。
唐代是继汉代以来佛教兴盛时期，当时，中原的僧众各承其宗，宗法分明，实叉难陀似乎是一个例外。实叉难陀，汉文名字称“学喜”，《宋高僧传》称他“善大小乘，旁通异学”。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博学有才、无所不通的僧人。武则天执政时期，推崇大乘教，以当时长安流行的《华严经》阙损不全，派遣使者前往于阗迎接实叉难陀。实叉难陀带着范本《华严经》到长安，证圣元年（695年），实叉难陀于大徧空寺翻译《华严经》，武则天亲自为《华严经》作序，称之为“名品”。其后，实叉难陀奉旨译经，于京师长安清禅寺及东都洛阳佛授记寺译经，前后译经十九部。长安四年（704年），实叉难陀上表以母亲衰老为由，恳请辞行，武则天遣派御史送实叉难陀回于阗。
唐中宗李显登基，再次下诏征实叉难陀进京城，实叉难陀于景龙二年（708年）到达长安，中宗李显亲自到开远门外迎接，以隆重的仪式安置于大荐福寺。或许一路劳顿，实叉难陀未来得及再译经书，于景云元年（710年）病逝，卒年五十九岁，按当时于阗的葬俗，在开远门外古燃灯台火化，两个月后，由他的弟子及使臣送遗骨还归于阗，造佛塔一座由众僧供养。
在长安，实叉难陀的门下弟子在燃灯台营造一座七层塔，当地人称做“华严三藏塔”。当年长安为实叉难陀营造的“七级浮屠”，恐怕在其后的唐武宗毁佛时期已遭拆毁；而于阗境内为实叉难陀营造的塔寺，至今或许还堙埋在塔克拉玛干厚积的黄沙之下。
唐王朝时期，于阗行僧云集京城长安，这和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室大小兴佛有很大的关系。流寓在长安的于阗行僧，则是投靠在京城长安为官的于阗国尉迟氏王族。《宋高僧传》记载“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封金满郡公”。唐中宗李显神龙二年（706年），释智严以其宅第为寺院，此后便在寺院内翻译经书。有了这样的政治背景，释智严的宅第就成为于阗行僧唪经习法的场所，这些于阗行僧所受礼遇优于西域其他的僧人，因此，于阗的行僧络绎不绝地汇聚长安。
于阗行僧中，并不尽是志存高远的，也有流落民间从事弘法活动的。《敦煌变文集》中收录一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向达先生说：“这一本讲经文是一位在于阗的和尚所写。其所以称于阗国王为圣天可汗大回鹘国，因为于阗在九世纪以后便为西方的回鹘族所占领，故称大回鹘国。”圣天，是对佛的尊称。这位无名氏的于阗行僧转至敦煌，创作经变文学——俗讲，这对于之后的宋元话本文学的形成与流变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就在其后不久，于阗国佛教逐渐衰微，被兴起的伊斯兰教所取代。
于阗国，既有在武则天时出入宫闱的行僧实叉难陀，也有游历于敦煌民间的不知名的于阗行僧，他们所处的境遇尽管不同，阐扬佛教的宗旨是相同的，而历史的空间恰恰又为佛教提供了演绎的大舞台。如果从西汉初期算起，至公元11世纪，于阗国流行佛教千年，可谓名符其实的“千年佛国”。
于阗国似乎就是取经僧众心目中的藏经地，中原的僧人一路而来，在于阗停留期间，忘却先前的经义，从于阗经库中翻检所需的经本接受新的经义，简单地说就是修行者的一次“轮回”，从迷惑、困顿中走出的精神上的轮回，而往日的修行之身在于阗已“涅槃”。
沙海中的驼队仿佛是飘浮的般若之舟，逐波于阗；古代的策勒就如同平静的港湾，岸柳依依，秋水涟涟；昆仑山如同趺坐施禅定印的大佛，接受僧众的虔诚膜拜。日出时，僧众瞩望昆仑显现的佛光，这一世间绝无仅有的奇观，让僧众们在惊诧中欣忭不已。沙海行旅虽苦，僧众的心境却镇定自若，佛心提示他们，定会有一尊幻化万千之象的佛在这条路上巡礼，这尊佛像也是别处所无的——这便是古代于阗。
取经之路，便是历劫之路，只不过将人生漫长路途中所要亲临的劫苦在一条取经的路上全部历尽，达到超脱世间苦难，走完这条直指佛心的路，以企圆满正果——这条历史延伸下来的路一直有人在走。
作为传经说教的僧人来说，虽出家为僧，遁入空门，精究佛理，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无所不关心，所谓尘世与佛门并非是两不相干的。直到涅槃，众僧才悟到走过的路便是佛行之路，只要在这条路上走，就是佛，涅槃是三世佛中的一种。当这些僧众选择了于阗国作为修行的净土，他们就像胡杨一样，主根深入沙土，地面平行根向四周延伸。
静心细想，僧众别亲弃家，离群索居，走着世间的路，借人间之路修得成佛的正果，归根结蒂最终也是为己。人间也有一条修行的路，不为己修成佛，而是为众生及后代的子孙修行，在绿洲植树、修渠、筑路。同众生的修行不一样，佛倡导人静心修行即可成佛，而人世间的修行，结善缘，不为一己成佛，广义上是为了世间众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绿洲上辛勤耕耘的人，并未想到缥缈的佛境，而是为世间众生留下福根，所以才赓续僧众们曾经居住过的于阗绿洲福地。我想，当初不入佛门的平民可能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走在这条僧众走过的佛行之路上，心绪仍为他们执着的虔诚而打动，那是一些朝向不可知的空界坚忍不拔地行走的人，就此而言，引以借鉴的是，人世间很多的事物都值得专注一个方向努力去走——却未必是佛行之路。
僧风在前，我尘随其后，突然间哂笑自己——在相同的路上，走着不同的人！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19世纪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在其《幸福论》一文论说《佛教与追求幸福的协调性》中写道：
那么，佛教最高的思想和最高的愿望（至少就其原始的本来的形式而言），如所周知，不是幸福和最大的安乐，而只是虚幻、不存在、涅槃。
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在《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文中说：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所形成的来源、社会观念，并不是要到观念、理论、观点本身中去找，而是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找。
当我像苦行僧一样走在这条佛行之路，设身处地在思考那些疮痍入骨的僧众在为轮回的希望挣扎、坚持，由一个凡夫修行轮回到佛陀之体，那种想望之高即使在今天想起来也会让人心怵，即便有了栖身的寺院，但行僧脚下的那条无形的路还在尘坌中延伸，自从佛教东渐以来，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些路上的行僧终生无悔，只为一个来世……
以我所知，宗教更像是玲珑象牙塔，它的顶端没有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