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下，横贯一条东西向的路，五千年来，这条路走过不同的人，其中，就有往来东西方的僧侣。今天，当我行走在策勒县以北沙化的古道上，看不到一丝生机，唯有被漠风剥蚀得灰白色的胡杨残株疏落道旁。曾几何时，田园村舍被黄沙吞噬，只留下枯田荒埂、残垣断壁。此刻，我正走在湮没历史中的佛行之路上。
从中原和西域历史渊源的关系来看，早在殷商时期，于阗与中原已有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曾派遣副使前往于阗循河入昆仑山采玉，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于阗与中原贸易、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而，佛教经由于阗传入中原，自然会带有于阗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某些相融的成分，尤其自两汉以后，汉语言、汉文字成为中原和于阗官方交流的语言文字，这对汉以后佛经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见于传世资料有不少的说法，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58—75年），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两段文字表明汉明帝时宫廷、皇族供奉佛教。
但根据《后汉书·班梁列传》所记，班超（33—103年）至于阗时，当时的于阗国“其俗信巫”，表明天竺佛教东传之初，只是汉代王室皇族个人信仰取好，甚至连东传途经的于阗国也还没有立足。
汤用彤先生在《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一章中说：“明帝求法，吾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之真相。但其传说，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汤先生这段文字的论述十分明确，尤其是后面的一句，指出佛教的流传应当在东汉永平年以前。佛教最初传入于阗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但有关于阗最早流传佛教的史料记载至今难以考实。
中国封建社会积淀的儒家思想田园，并不是佛家播撒籽种的温床，佛家想把这片田园变作人间佛境只能是梦臆，毕竟，佛教理想中的净土离现实社会的土壤过于遥远，只能作为精神上的净土，在芸芸众生的耳畔飘来荡去，因为它的教义是让世人为来生作准备，而生者今世未了，焉求来世！这个虚幻的众生净土，对佛家而言是一个蕴含无穷量的极乐世界，而对一个将今生当来世享受的凡人来说，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圆梦过程。这就不难理解，自东汉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佛家经、律、论逐渐变得缜密，并迎合时事的需求，与玄学攀缘。佛家田园里秀木苍翠，其实，都是变种的菩提树。
佛教东传大兴之期约略在公元2世纪末，是伴随着大月氏人向东迁徙展开的。大月氏在早期史书中又称“禺氏”，战国时期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匈奴兴起，迫使大月氏人西迁，大部分迁至中亚楚河流域，西迁的大月氏人占据了塞人的居住地，后来，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人南下征服了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征服了罽宾等邻国，建立了贵霜王朝，定都蓝氏城（今阿富汗境内）。
在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统治时期，大月氏人已奉行小乘佛教，而这一时期，天竺东部兴起的大乘佛教向西逼近，一段内乱时期以后，小乘佛教僧众被逐出贵霜王朝地区，一大批小乘教派僧众向东方迁徙。
贵霜僧众是流落在丝绸之路南道的大月氏人，而这些大月氏人主要以小乘教派的僧众所构成。这些苦行僧身世如同断梗飘蓬，随漠风东来，后世称之为“行者”。殊不知佛教东渐之初离乡背井、命运未卜的厄运，绝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和神圣，也还未到达超脱凡俗进入彼岸的极乐世界，那是一群尘垢满面的跋涉者，他们在经历着通向罗汉体轮回的磨砺。
20世纪初，在洛阳地区曾发现佉卢文碑铭，上面镌刻着有关佛教僧团字样的内容，碑铭被推定为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所作，其时间与大月氏人东迁时间相吻合。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东迁的路线必然要经过于阗，所以，于阗流播佛教较之中原要早。19世纪末期，在和阗地区发现以佉卢文抄写在桦树皮上的《法句经》，语言为犍陀罗语。《法句经》为小乘部派经本，流行于犍陀罗地区。《法句经》传入于阗的时间大约在小乘教派、大乘教派并行时期，与大月氏僧众东迁时间相当或稍早。
在诸多的行僧中，来自犍陀罗的行僧多为月氏人，其姓氏汉文译作“支”姓。《高僧传》称：“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在支谦之前，曾有大月氏人支谶翻译经文，支亮为其门下弟子，支谦受业于支亮。据此，大月氏人东来传经的时间在公元2世纪中叶。
公元3世纪中期，大月氏人法护万里寻师，游历西域，得一百六十五部佛经，沿途传译至长安。这些大月氏僧人东行途中均经过于阗。佛教将边唪经、边行走称作“经行”。昆仑山下的于阗，就是来往东西的僧众必走的“经行之路”。
在这条佛行之路上，僧人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种因避难而由西向东传经，大月氏僧众属于此类；第二种因有感于经本舛讹，而去天竺求取真经，法显、玄奘属于此类；第三种视于阗为习经修行之地，其代表僧人为朱士行，将于阗当作修行净土，终老一生。僧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经由西域陆路来去；二是水路兼程，或从海上乘船至天竺，取道西域返回，或经西域至天竺，取道海上返回。
自佛教东渐，于阗僧众接踵流寓中原。这些僧人通晓梵文，以译经、传经为业，或聚于都市解文授经，或散逸于灵山秀水口传心授佛理。仅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列和于阗国相关的行僧就不计其数。
《高僧传·译经中》记载，“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释。”支法领应该是从犍陀罗到于阗的大月氏僧人，这部《华严经》后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由觉贤译出，这或许是大乘《华严经》早期以偈文形式为主的经本。偈文是带有韵律的诗歌体，与后来散文式的经文风格不同，表明这部《华严经》文体尚带有小乘教以偈文传习的文风。
当时，沮渠蒙逊在河西走廊称王割据，崇信佛法，其从弟少年时涉流沙至于阗在瞿摩帝大寺，求学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佛驮斯那习大乘，由于他“诵半亿偈，明了禅法”，在当时被称作“人中师子”。
又如，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年），建康龙光寺佛驮什翻译《五分律》，佛驮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
昙无谶为中天竺人，据冯承钧先生《昙无谶与所译大般涅槃经前分》文中说，昙无谶“为385至433年间人”。初学小乘，后专大乘，东行到过龟兹（今新疆库车）、姑臧（今甘肃武威），后译出《初分》十卷，苦于经本不足，前往于阗求取经本《中分》带回姑臧翻译，之后，又遣派僧使前往于阗，寻得《后分》，于公元421年译就。
从时间上推算，于阗至迟在公元4世纪已经成为大乘佛经经本传输地，经文或为梵文书写，或为佉卢文书写。大乘佛教从西向东传播，为数众多的大乘经本几乎都是从于阗发散中原的。
自佛教传入于阗，东西方行僧汇聚于阗，视于阗为佛国净土。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僧人宋云、慧生于神龟元年（518年）出使西域取经，于阗境内有一座大寺，寺内有三百余僧人，寺中“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
